张季鸾／1888—1941／ 名炽章，笔名少白，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曾主笔《大公报》，代表作有《季鸾文存》。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一时间哀鸿遍野。《大公报》社论发表前，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去探望此时已病入膏肓的总编辑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继续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原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麦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麦子。抗战到今天，割麦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1941年8月19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论《我们在割麦子》。这篇社论，后来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论之一。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正因为其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发出唁电，蒋介石将其誉为“一代论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则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报恩主义
张季鸾，籍贯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榆林地处陕北，风俗尚武，张氏先世皆为武官，父亲张楚林弃武从文，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进士，成为当地近百年历史上的破天荒。父亲廉洁刚直，在山东做了几年知县，1901年病死济南时，家中一贫如洗。这一年，张季鸾年仅13岁。
母亲王氏领着张季鸾兄妹三人扶柩“风雪向榆林”，他第一次回到了故乡。3年后，母亲因操劳过度，也因病告别人世。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聪颖过人，少年时即熟读四书，同时在作文方面的才气四溢，被人称为“才子”。延榆绥道陈兆璜“爱其才，怜其贫”，召入道署，令其与子共读，并资助其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使他打下深厚的文史根基。
1905年，18岁的张季鸾由宏道高等学堂保送，用陕西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日后，张季鸾曾在《归乡记》一文中，叙述自己的童年经历，深情地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张季鸾的这种“报恩主义”，在日后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文章报国”。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张季鸾一生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四不主义
1911年，张季鸾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他还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3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成甫却瘐死狱中。
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大公报》原由英敛之在1902年7月12日创刊于天津，他因目击庚子之祸，国家面临危亡，于是筹办报纸，取名“大公”。英敛之笃信天主教，主张维新，报纸创刊不久，即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日报。民国成立之后，英敛之积劳成疾，报务多废弛。1917年，胡政之曾接办两年稍加整顿，不过还是在1926年1月1日停刊。就在这时，张季鸾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三人接办《大公报》后，吴鼎昌任社长，负责筹款，张季鸾、胡政之出力，负责编辑与业务之职。其中，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他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一经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从此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文人论政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并非心血**，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他曾为文坦承：“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他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骂
张季鸾的为文风格，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其中著名的，则是他曾撰写过的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脍炙人口，风行国中。
一骂吴佩孚：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酣畅淋漓，一语中的。
布衣而为天下师
1933年春，张季鸾曾和胡适之、王芸生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席间，张季鸾品评胡适之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张季鸾：“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当年的《大公报》，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而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则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王洪钧称其是“布衣而为天下师”，历史学家吴相湘称其是“中国报人典型”，于右任则为其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故，享年53岁。一年后，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陵园中。遵循其遗嘱，碑铭异常简略：“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公祭典礼上，五六十个人组成军乐队进行演奏，陵园的上空飞机盘旋。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