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 新文学的燃灯人(1 / 1)

台静农/1902—1990/ 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六安叶集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代表作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

1928年4月,由于山东省主席张宗昌的告发,北洋军阀政府以“共产党机关”罪名查封了一家文学社—未名社,社员台静农被捕,被关押了50天。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未名社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为宗旨,侧重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名著以及苏维埃文学理论与创作。而它的创建,是从台静农与鲁迅的相识开始的。

1925年,热爱文学的台静农,通过同乡张目寒,初识鲁迅。忠厚、正直、笃实的台静农,令鲁迅感到十分亲切,“台君为人极好”。关于台静农的为人,或许可以从老友舒芜记述中窥得一斑:“初见静农先生的印象就特别好,深灰色的布长衫,方形黑宽边眼镜,向后梳的头发,洪亮的皖北口音,朴质,平易,宽厚,温和,可敬而可亲,或者首先该说可亲,而可敬即寓于可亲之中,没有某些新文学家的‘新气’,没有某些教授学者的‘神气’,我知道他曾三入牢狱,可是也看不出某些革命志士的‘英气’。”

是年夏,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与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和曹靖华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未名社。短短几年内,未名社先后出版了“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鲁迅称其为“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

未名社的人大多以翻译为主,只有台静农从事小说创作。被捕的这一年,台静农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共收录小说14篇,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他的小说大多反映乡村生活和小人物命运,揭露社会黑暗。鲁迅称赞此小说集为“优秀之作”,台静农也一跃成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师法鲁迅

台静农的父亲台佛岑是清末秀才,受过新式教育,曾在泾阳、汉口、芜湖等地做过检察官、法院院长等职,思想维新,所以台静农小时候就上了叶集的明强小学。与他一起上学的还有韦素园、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等人,这些小学同学后来大多成了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小学毕业后,台静农到武汉一所中学就读,因不满学校的保守制度,中学未毕业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旁听生。1924年,他转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勤工助学,主要从事民俗研究。他曾回皖北老家搜集“淮南民歌”113首,次年发表在《歌谣周刊上》。

与鲁迅相识后,台静农将创作重心从诗歌转向小说,而鲁迅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也多数由台静农作陪。他们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目前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43封。

1926年,台静农曾花费很大工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需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写完这篇序言的次月,他就创作了《天二哥》和《吴老爹》等乡土题材的小说,自此便文思如潮,把所耳闻目见的“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了。《地之子》结集之前,全部小说稿曾寄呈鲁迅审阅,鲁迅建议把书名《蟪蛄》改为今名。

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共收入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4篇小说,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他在序言中对台静农的小说作了热情洋溢地肯定:“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香港文学家刘以鬯评价说:“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则认为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并认定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

人败必有气

30年代以后,台静农逐渐走下文坛,开始了教授生涯。应刘半农邀请,他第一次执教是担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文系的讲师,讲授“历代文选”。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台静农设法离开了日寇占领下的北京,辗转到了大后方的成都,与好友李何林应聘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在居住的小土屋前,台静农挂起用红纸抄写的明末陈子龙的诗句:“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作对联。

1944年,编译馆迁走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开办,台静农留了下来,担任国文专修科主任,后兼国文系主任一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设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长江边上的一座名为白苍山的小山上,依山傍水,共有几十幢土墙瓦顶的房子。学生的食堂是一个大芦席棚,非常简陋,从里面能看到外面的天空。艰苦的环境中,台静农朴实宽厚的态度和爽朗坦诚的笑声,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台静农家庭人口较多,经济负担很重,他需要亲自上街买米,亲自劈柴。每天午饭,他总要喝点酒,爱吃炒得很硬的炒饭,往往一碗炒饭,两碟咸菜,就那么下酒。据舒芜回忆,客人来了,台静农没有客套,也没有架子,“一面喝着酒,一面谈天”。

台静农为人宽厚随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刚正不阿。抗战胜利后,许多迁到大后方的高校纷纷“复员”回迁,作为国立学院,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够兑现之前的承诺,把学校迁到南京。然而教育部突然改口,最后决定把女子师范学院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一下子粉碎了师生们的希望,纷纷开始罢教罢课。女师院风潮一时闹得很大,但罢课风波不仅没有改变政府的决定,反而刺激了当局,结果院长谢循初被撤职,学校被解散,教师重新换发聘书,学生不愿登记到重庆的一律开除学籍。

为了学生的前途,台静农多方设法,找地方名人出来斡旋,少数原先未登记的学生最终被承认学籍。学生的学籍解决了,台静农却坚决拒绝接受学校的聘请,主动辞职,以示抗议。临行前,他为学生题了一首诗:“观人观其败,观玉观其碎。玉碎必有声,人败必有气。”

龙坡丈室

1946年10月,台静农接受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聘请跨海赴台。同行的还有他在辅仁中学时的一个学生方师铎,两人一起登上了招商局的“海宇轮”,一只由美军登陆舰改造而成的大型货轮。此时的台静农已经身无分文了,方师铎当即把身上带的几百元钱分了一半给他。台静农也不客气,拿起钱就放到口袋里,谢也不谢。临下船时,台静农对方师铎说:“我们找个小馆子,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请客。”

抵达台湾后,台静农住进了台北市龙坡里九邻一幢台大宿舍,原以为只是在这里歇歇脚就换地方,因此为书房取名“歇脚庵”。他没有想到这一歇竟是40多年,后来见乔迁无望,干脆请张大千写了“龙坡丈室”小匾挂在门口。他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任20年间,他主要讲中国文学史、楚辞和中国小说专题3门,奠定了台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

虽然早已离开了大陆,但在台湾当局眼里,他始终是个异类。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静农仍然是被重点“关照”的对象,经常有一男一女两个特务在其家门前不远的小巷内作品茗状,暗中监视着台家的一举一动,有时还可以看到一辆可疑的吉普车停在不远处窥视。在这种环境下,台静农开始将情感寄托于书艺。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唯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

新文学的燃灯人

台静农晚年以书法自娱,无心插柳,却成为名动一时的书法大家。美术评论家蒋勋评论说:“大体说来,静农先生的书法,动势的狂辣向往晚明,线条的起落和移动则来自于汉隶北碑,是颇为复杂的综合”。作家董桥曾动情地写道:“台静农的字是台静农,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挂在展厅里毕竟有点唐突。”

1982年,在学生师友一再要求下,台静农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结果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日本书法界也为他出了一本书法集,从此名声大噪,慕名求索者不绝于途。1985年9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选台静农为该期“作家专卷”,称其为“新文学的燃灯人”,以彰显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台静农为人豁达,对生死也看得很淡。1990年,得知自己患了食道癌后,台静农不仅一点儿也不沮丧,反而微笑着对子女们说:“没想到我中了头彩!”是年,他在台大医院逝世,享年89岁。作家、教授、书法家,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三栖人生”,而正如包含了“太多的心事”的书法一样,渐渐走远的台静农“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