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1936／　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了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又在该调查所推动了中国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的建立。

1935年底，粤汉铁路株韶段即将全线贯通，铁道部特别商请丁文江，派地质专家到湖南探测沿线煤矿，丁文江决定亲自出马。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一生游历无数，而这一次，导致了他的死亡。据他的挚友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

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于是，丁文江启程了。他“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使得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

丁文江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面对大好河山，他即兴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随后，丁文江来到谭家山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起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此后，由于救治过程中的一连串失误，1936年1月，丁文江逝世于长沙，享年49岁。

消息传来，知识界为之震动。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傅斯年评价说：“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纪的徐霞客

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需地方官荐送。时为泰兴知县的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结果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

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帮助下，负笈东瀛。后来又得到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座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后来，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最终取得双学位。

1914年，在留英回国3年后，丁文江独自到云南进行地质调查，随身带上了《徐霞客游记》。正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与“万里遐征、奋然西行”的前辈徐霞客实现了神交。他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错误。

后来，丁文江重新整理《徐霞客游记》，配上地图，并且还编纂了《徐霞客年谱》。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徐霞客从湮没无闻的历史中被“挽救”出来，丰富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黄汲清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纪的徐霞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

明天就死又何妨！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这段话使丁文江如芒在背，他愤而反驳说：“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1913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成立的最早的科研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该所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彼时，丁文江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他信奉着“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

1916年，地质研究所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丁文江代表教师训话，激越地描述了地质调查的莫大乐趣：“此中佳境，虽南面王亦何以易？况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屐，他日登绝顶，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

一部百科全书

除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温源宁曾这样评价他：“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应该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书。”

1922年，丁文江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

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在20世纪波云诡谲的动**时代，丁文江百科全书式的才识，有着更多的无助与无奈。

等到机会，努力去干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的座右铭是：“勿悲秋，勿欷歔，勿牢骚，等到机会，努力去干。”

1921年6月，丁文江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丁文江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错，由原来的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1926年，丁文江辞去了北票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

在此期间，他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他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

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于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造福人民。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与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段历史，也成为他抹不去的污点，留待后人评说。

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胡适评价丁文江为“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傅斯年说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据陈西滢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而温源宁则坚定地认为，“他是今日中国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

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院长蔡元培诚聘丁文江出任这一协调全国学术机构的重要机构。在蔡元培看来，“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1934年，丁文江走马上任，作为学术行政机构领导者，他“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丁文江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丁文江创设了“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后，胡适伏案写作《丁文江的传记》。凌晨3时，胡适落下了最后一笔，认定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将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丁文江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云游四方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安歇在岳麓山西麓的半山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