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2017／　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翻译家，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台湾的文艺奖等台湾地区所有重要奖项。代表作有《天狼星》《乡愁》《逍遥游》和《鬼雨》等。

2012年4月20日，细雨朦胧，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内座无虚席，一场名为“诗与海峡：余光中、朱炳仁诗会系列活动”正在热烈地进行着。走道两旁也站满了年轻朝气的学子，而不少无法挤入场的听众干脆直接驻足贴门聆听，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余光中偕夫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活动，西服外套里面穿着一件高领红衫，看上去精神矍铄。

余光中在致辞时回忆了与北大的渊源：1947年，19岁的他曾被北大录取，但因战乱留在南京大学，后来又去厦门大学，最后在台湾大学毕业；在台大就学时，校长就是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在台出版《中国新诗》时，又得到曾任北大教授的胡适的指点；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时，得知开北大风气之先的老校长蔡元培就葬在香港仔华人永久公墓，他还曾前去凭吊并写诗缅怀，“墓中人的手曾经摇过五四的摇篮”。65年过去了，老人终于得以与北大再续前缘。

“西湖潭印月，日月湖印潭，你我同是，天上一抱云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世界熔铜艺术创始人、庚彩艺术发明者朱炳仁以诗言志，他的《云彩》被两岸诗坛视为40年后与余光中的《乡愁》遥相应和之作。余光中在两幅作品上欣然题字：“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有隔阻，不阻云彩飞。”

当天下午，84岁的余光中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他说自己受到过很多北大人的启发，比如20世纪30年代有“汉园三杰”之称的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这年秋天，他计划在北大驻校1个月，其间演讲3个题目，同时希望“在未名湖畔写一些诗”。

我愿意跟着它走

1928年重阳节，余光中，这个“茱萸的孩子”出生在南京。9岁时，他随母亲在高淳佛寺的香案下，躲过日军的刺刀。次年，随母亲避难上海，就读于醒华小学，后在重庆与父亲相逢。在乡下住了7年，余光中有缘跟大自然亲近。周遭大量的动植物使他的视觉、听觉等变得相当敏锐，无意中为日后成为诗人播下了感性的种子。

12岁起，他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读古文。父亲喜欢教他读儒家经典，如《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等，而舅舅更多地教他《赤壁赋》《阿房宫赋》一类的美文。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诗歌，则是在高中的教科书里。那时，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课后，他到处寻找诗歌来读，一发不可收拾。

1945年，抗战胜利，余光中全家回到了南京。紧接着，内战爆发，余光中经历着人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战争。1947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因北方时局不稳，最终选择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就读。一个秋天的黄昏，他坐在面向紫金山的窗前，写下创作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沙浮投海》：“星星不见了，大海不叫了，星星去睡觉了，海也睡着了。菲昂，永别了！希腊再会了！”讲述的是希腊女诗人沙浮被恋人菲昂遗弃后，抑郁投海自杀的故事。

很快，因内战加剧，举家避难厦门，余光中转到厦门大学就读。那时起，他开始一心一意做一名诗人，为了浪漫，也为了有趣。在一堂课上，外文系主任李庆云询问同学们未来的志向。轮到余光中时，他豪情万丈地说：“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当时，他已在南京、厦门两地初试啼声，至少发表过七八首诗和文学评论，表现不凡。

精神上的家人

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热切地寻找着一些“精神上的家人”，西方浪漫派诗人济慈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每当春天来临，他总会坐在名为韩国草的植物上，在膝上摊开一本济慈的诗集，痴痴读上一个下午。济慈的墓碑上刻着“他是名字写在水上的诗人”，年轻的余光中则在一首诗中写道，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它在世纪的额上”。

1950年5月，余光中随父母从香港渡海来到台湾。9月，他同时考取了台大和台师大，最终选择到台大外文系当三年级的插班生。在那里，他遇到了现实中的“精神上的家人”—梁实秋。当时在台大兼课的梁实秋，成为余光中的老师。那时的梁实秋，对浪漫文学存有一贯的戒心，认为徐志摩们太冲动了，他崇尚的小品是英国式的幽默。后来，梁实秋曾称赞这位爱徒：“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评价之高，遂为经典。

毕业后，余光中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1954年，他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组织，余光中很享受这种高朋满座的生活。后来，在梁实秋的推荐下，他被公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临行前，梁实秋用“梁氏幽默”对他说：“你到美国去，不要认真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到处玩玩。”

就这样，1958年的某一天，30岁的余光中飞往美国留学。在西雅图机场入境时，他第一次知道了电视为何物，进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后来撰文感叹：“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很快，他感受到了异域的委屈和孤寂，渐渐在“国际的鸡尾酒”中变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乡愁诗人

1961年，余光中发表长诗《天狼星》，不料竟引发了与“蓝星”社友洛夫之间的一场新诗论战。洛夫说诗歌不能太具象，余光中则认为，诗要是让人看不懂，所谓的自由就堕落了。于是，他和诗坛内外的人打起了笔战，他说：“如果必须承认人是空虚无意义的才能写现代诗，则我乐于向这种‘现代诗’说再见！”

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以及诗人的“我是谁”的质问之后，余光中将目光投注在音乐上面。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当时，杨弦来找他，希望能被授权谱曲。后来，杨弦就将余光中的《江湖上》等8首诗谱了曲，大受欢迎，杨弦由此成为台湾的“校园民歌之父”。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他回忆说，当时20分钟一气呵成，“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20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20多年”。在当时的环境下，这首诗简直成为华语诗坛上的一个绝响。后来，这首诗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家喻户晓。于是，余光中被人们称作“乡愁诗人”，他曾自嘲说：“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

狼来了

1974年，余光中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几个女儿也随父母同往香港念书。这段“共聚一堂，共此灯光”的日子，被他描述为“最美好的时光”。此时，台湾文坛开始兴起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激烈论战。这场有关文学的论争，逐渐演变为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被誉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1985年，他返回台湾，在中山大学外文系任教至今。对于背对高雄、面对海峡的西子湾，余光中很是喜欢，认为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在高雄岛北边的入海口，海里有一座灯塔，与余光中书桌上的台灯遥遥相对，每当下午6点以后，灯塔与台灯相继点亮，“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

与永恒拔河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称这是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作为诗人，余光中可以说是复杂而多变的，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30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1842年的葡萄酒”。80年代后，他开始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语言更是力求繁复善变。他曾写道：“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到了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选。他在“自序”中写道：“与永恒拔河，我从未准备放手，至少缪斯还在我这里。”直至耄耋之年，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喜欢在没人打扰的长途飞行中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也会在监考学生的时候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碍事的，他们以为我在监督他们呢”。

2017年10月23日，重阳节前夕，中山大学在西子湾会馆为余光中庆祝九十大寿。当天，余光中非常开心，并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绝句《再至汝阴》抒发心情：“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一个多月后，12月14日，因急性脑中风并发心脏衰竭与肺炎，这位文坛的“璀璨五彩笔”溘然辞世，享年90岁。1966年，不到40岁的余光中曾写下《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生命的终结，于他而言，即是返乡，“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浓浓的乡愁，融化进泥土，散落在人们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