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1999／　原名苏小梅，乳名瑞奴、小妹，字雪林，笔名瑞奴、瑞庐、小妹、绿漪、灵芬、老梅等，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她一生从事教育，笔耕不辍，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戏剧、文艺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全国文艺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祭丧活动。大约一个月后，武汉《奔涛》半月刊突然刊登了一篇名为《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鲁迅的三大罪状，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此文一出，立刻激起轩然大波，文章的作者苏雪林也成了众矢之的。

苏雪林对鲁迅的看法，经历了从赞颂到反对的转变。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直到1928年7月7日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天，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们。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苏雪林作为文艺新星也被邀请。北新是当时唯一一家出版新文艺的书局，此前，苏雪林已经在北新出版过《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李商隐诗》两本书，而这次则是因为散文著作《绿天》的成功发行。

苏雪林到悦宾楼时客人大多到了，因为《绿天》的巨大反响，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散文大师林语堂对她也是赞美有加。最后，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踌躇满志的苏雪林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使满腔热情的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现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大家也感到有些意外。

鲁迅的态度深深刺痛了敏感自尊的苏雪林，她久久难以释怀。后来有人点拨说，因为她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又跟胡适、陈源过从甚密，自然被鲁迅划入了现代评论派。苏雪林自此认定，鲁迅是个心胸狭窄傲慢无礼的人，逐渐变得跟他处处为敌，以至于鲁迅病逝时，她往日积攒下来的不满情绪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野丫头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仕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意儿，和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搽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7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后来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闲着无聊，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她的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

苏雪林曾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美丽的谎言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后与庐隐女士相识。1919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苏雪林的思想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

这时，她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开始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

1925年春，苏雪林遵照母命，提前回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办婚姻，这一年苏雪林已经29岁了，富有戏剧性的是，结婚时居然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尴尬和不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婚后一个月，母亲病故，她随丈夫到苏州安家。

在苏州的一年多时间，应该是苏雪林婚后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此时夫妻二人同在东吴大学教书，并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在天赐庄的一栋小洋楼里。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园子，里面长满了杂草，两人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莳花，养金鱼，斗蟋蟀，吟诗作画，其乐融融。正是这段甜蜜生活，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散文名著《绿天》，书中很多篇章基本上是他们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的性格志趣不同，最终导致感情的破裂。《绿天》写到一半时，爱情便破灭了，苏雪林后来自嘲地称之为“美丽的谎言”。

一种发现的满足

1927年夏，感情破裂的苏雪林辞去苏州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在沪江大学找到了一份国文教师的工作。1930年6月，安徽大学新任校长杨亮功发出邀请信，请她担任安徽大学教授，她立刻接受了邀请。她教的课是世界文化史，同时兼任女生指导员。

世界文化史没有现成资料，她只好从图书馆中借几册世界文化史自行研究。好在法国学习艺术史时，买了几部艺术史，其中有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等古代文化，图文并茂，学生听了很有兴趣。这种西方文化研究，对她后来从事屈赋比较研究产生了很大启发。

1931年夏，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珞珈山成立，校长王世杰向她发出邀请，听说同去的还有袁昌英和凌叔华，简直喜出望外，当即辞职前往珞珈山。后来，这三位好友以其文才被人称为“珞珈三杰”，名动一时。

一天，文学院院长陈源找到她，说打算请她在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楚辞在中文系是门大学问，一听她就慌了。陈源鼓励她说：“我看你行，你在现代评论上发的那篇《屈原与河神祭典关系》就很有新意，未必比陆侃如、游国恩他们差。”见院长这么说，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此一头扎进屈赋研究里。后来，她没有辜负陈源的期望，终于另辟蹊径成为著名的屈赋研究大家，自称“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

与鲁迅的冲突

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30年代五大女作家。然而她一生沉沉浮浮，1949年离开大陆后就淡出了大陆文坛，并从现代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这固然有两岸隔绝的政治因素，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跟她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有关。

1928年，北平女师大学潮，鲁迅对杨荫榆和章士钊进行声讨，陈源在现代评论上替杨、章二人说话，结果也遭到鲁迅痛击，由此引发一场笔战。苏雪林作为女师大学生，又是杨荫榆的学生，情感上自然站在了陈、杨一边，把鲁迅当成了学生运动的煽动者，后来章士钊的私宅被激动的学生烧了，她认为是鲁迅煽动的结果。

苏雪林最不能忍受的，是鲁迅对胡适的批判。她一向把胡适视为自己恩师，而鲁迅却时时出来对胡适冷嘲热讽，令她大为不满。这些点点滴滴加在一起，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反叛意识，直到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拉开了“半生‘反鲁’的序幕”，成为“骂鲁第一人”。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等，并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在《自序》中，她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树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脚女人走完了她103岁的漫长人生旅程。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执教50载，笔耕80载，著述56部，创作2000余万字。从被文艺界“视为异端，为化外之民”，到“半生‘反鲁’”笔耕不辍，苏雪林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是非非留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