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晚年改名遐寿，笔名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雨天的书》《知堂回想录》等。

1939年元旦，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显得格外空旷、萧瑟。这天早晨，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早早起床，穿上了新棉袄，开门迎接一个自称是自己学生的人。还未看清来人的模样，那人便抬手给了周作人一枪。

子弹飞向周作人的腹部，他应声倒下，嘴唇紧抿，嘴唇上的八字胡清晰可见。此时的周作人极为惊恐，坚持说子弹打进肚子里了。事后到医院做了检查，并没有发现子弹，只是他的皮肤有些划伤。后来周作人在穿毛衣时发现了变形的衣扣，又在客厅里找到了子弹，稍稍安定一些。

当时，刺客还打伤了在周家做客的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紧接着掉头逃跑，途中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车夫。关于刺客的身份，有人说是“抗日锄奸团”；也有人说是爱国青年学生；又有人说是周作人的侄儿周丰三因无法阻止伯父当汉奸而决定干脆杀了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所为；而周作人则坚持认为刺客是日本人。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很快他就同意了由日本人安排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其家中。随后，出于安全考虑，他又辞去了郊区的燕京大学教席，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后来，鲍文蔚问起周作人为何有人要加害于他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恶吧。”

现代的陶渊明

周作人出生后，周母鲁瑞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跟大哥鲁迅在一块儿时，很多事情都由大哥做主，他只是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喜欢抛头露面。

周作人从小读《论语》，说自己“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称他是“现代的陶渊明”，他便高兴地引为知己。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林语堂曾说：“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

据周黎庵记载，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很多人。而在这40多天里，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儿也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两星永不相见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持弟媳一家。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于他与鲁迅之间的矛盾的内容，但随后被他删去了。第二天，他将一封绝交信交给鲁迅，信中写道：“……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生前从未对人提及。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流传的各种猜测，往往说是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还有的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

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中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闭户读书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

李大钊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周作人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人创办的《语丝》被禁，他也不得不与刘半农一起，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难。这年11月，他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经与民族共同体共命运、同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他回忆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而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看戏的看客

抗战爆发前，周作人坚决反日。他抨击日本在北平办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也曾撰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然而，抗战爆发后，他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为托词，没有南下。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文化界一片哗然。众人倾力劝周作人南下，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18人发表公开信，希望周作人做“文坛苏武”，“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当时甚至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

周作人任督办期间，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协助其从北平转移至延安。他还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曾多次找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也曾掩护或联名保释过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他曾对友人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被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从枪口下夺回，遂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后改为10年，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狱中3年多，他除了每日读书外，写了二百多首诗作，还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

渐近自然

章太炎反满革命，被俞樾骂作“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听章讲学，对章执弟子之礼，后章依附孙传芳，周亦作《谢本师》与章断绝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周作人与其学生沈启无反目，沈作《谢本师》与周绝交。

周作人说自己的头脑像一间“杂货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

张中行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鲁迅曾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即“昏”。他几次对三弟周建人摇头叹息：“启孟真昏！”温源宁却认为周作人“正好就像一艘铁甲战舰—他有铁的优雅！”废名与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则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同样被视为文化汉奸的钱稻孙。钱每次来总是自带一小瓶酒和下酒菜，与周作人且斟且饮，海阔天空地闲聊。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进周作人的家，抄家、批斗了他三天三夜，最后把他赶到阴暗潮湿的洗澡间里。他默默忍受这非人的对待，于1967年6月6日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家人发现时，他浑身早已冰凉。

生前，周作人为许多人写过挽联，死后，却无一人作联来挽他。次年，远在海峡对岸的梁实秋写下《忆启明老人》一文，这是周作人去世后对他唯一的纪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