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4—1968/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字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为老蒋祝寿。熊十力驾到后,旁若无人,大大咧咧地坐上正席,胡吃海喝。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疯语。
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轮流吟诗作对,为老蒋唱赞歌。轮到熊十力时,他哈哈大笑一阵后,拿起笔来瞅了两眼老蒋的光头,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蔑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
涂完这首怪诗,熊十力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佯装尿急,一副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着熊十力走出大门,坐进小包车不辞而别了。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甚至还动辄自称“熊十力菩萨”,可见其狷狂之盛。他曾对来访的殷海光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言,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中国唯一的“狂者”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人与天地万物同具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生化。熊十力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基础,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基于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他乃2000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对其推崇至极。梁漱溟说,熊十力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熊十力在北大任教期间,常与同乡人废名探讨佛经理论,两人经常意见不合,争得唾沫星子乱飞,火花四溅。一次,两人又吵成一团,互飙国骂。废名说:“哥代表佛,你娃反对哥就是反对佛!”熊十力不甘示弱:“放屁,哥才代表佛,你娃才是反对佛!你全家都反对佛!”
过了一会儿,外人听到里面没声音了,赶紧跑去看,只见俩老小孩儿扭成一团,互卡脖子,哪里还说得出话?众人将他二人拉开,正劝时,十力扑上前去,对废名施以老拳,结果废名回击的火力更猛,熊十力抵挡不住,拔腿落荒而逃。然而,两人“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同事吴雅晖、李石曾等人组织了一个“八不会”,即入会者必须遵守八条戒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吴、李认为熊十力安贫乐道,一心求学,是“八不会”的当然人选,要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八不’还要搞个组织,这是结党营私,我加个‘不要组织’,我要来个‘九不’。”因此没有参加这个“八不会”。
不掌灯何以行路!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他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
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学术见解不合,熊十力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1949年10月,熊十力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他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
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当年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百感交集,思绪翻滚。此时,他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熊十力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世间再无熊十力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伤感至极。“文革”渐起,他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此时的熊十力,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肃杀。处此艰厄之境,熊十力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1968年,熊十力采取绝食的方式抗议,5月23日,最终因绝食导致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熊十力曾在《十力语要》中自谓:“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著名学者许纪霖说:“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这位中国唯一的“狂者”,最终孤冷而悲愤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