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　字雨僧，本名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2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代表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外文系，吴宓是当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教授。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

上课的路上，吴宓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他总会早到教室10分钟。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一手拎布包，一手拄手杖，走上讲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文讲义也是用毛笔书写。

吴宓总会亲自擦好黑板，提前将本堂课的大纲写满整个黑板。有一次找不到黑板擦儿，他便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学生们会发现，他从不写简笔字，字体全部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英文则是印刷体。他全部是默写出来，不曾见翻看讲义。而吴宓本人头顶端正，胸背笔直，像个骰子，好一派尊严之气。

开讲时，笔记或随身携带的纸片连看都不看一眼，所讲内容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讲到得意处，便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一时兴起，吴宓会当众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是他写给女子的情诗，引得台下的学生们一阵阵**。他教过的学生有：钱锺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

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关于吴宓的面貌，温源宁曾做过极为生动的描述：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总算有所修整了。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凸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长半倍的脖颈之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条钢棍。

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天起，便以备课认真著称。温源宁说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更有学生形容他，“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吴宓却不管引文有多长，老是背诵，又都十分准确。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他总是直抒己见，言之有物，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与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同住一室。吴宓为次日上课备课，抄写笔记、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次日，必是吴宓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吴宓回到宿舍。

钱穆感慨：“余与雨僧相交多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学术上极为严谨的吴宓，在感情世界中却充满着**四溢的冲动以及左顾右盼的痛苦。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表达对这句话的认同，宛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吴宓却将能成为《红楼梦》中的“紫鹃”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因为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

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作“潇湘”，吴宓这才作罢。

当年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吴宓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这位女学生也满脸通红。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吴宓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这一下子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哑巴吃黄连，弄巧成拙，一下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疯人、情人、诗人

吴宓很喜欢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这也是他本人的自况。有人统计过，跟吴宓有过情感纠葛的女生，仅在其日记、书信、诗词等私人文字中出现过的，就不下十几位。

当然，在吴宓情感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女人，还是毛彦文。她本是吴宓读清华时的同桌朱君毅的表妹兼未婚妻，吴宓每次得见毛彦文写给朱君毅的情书，渐渐对这位多情而多才的毛妹妹动了心。虽然后来，吴宓与陈心一结婚，但是7年后以其为“旧式女子”为由而离婚。

此时的朱君毅也与毛彦文以“近亲不能结婚”为由，刚刚解除了婚约。原本暗恋毛彦文的吴宓，对毛彦文展开了感情攻势。吴宓的行为遭到了亲朋好友的一致谴责，他的父亲更是公开地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

在吴宓猛烈的炮火之下，毛彦文还真的心动了，一度想嫁给吴宓。1931年，毛彦文曾到巴黎和吴宓相会。然而，后来吴宓开始跟其他女子生出情感纠葛，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国务总理熊希龄。

对吴宓的情事，其清华同学兼同事顾毓琇以“千古多情吴雨僧”一语加以概括。

中国的白璧德

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11年间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绍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五星聚奎”。

冯友兰曾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我是吴宓教授！”

在“**”“批林批孔”运动大潮中，吴宓却敢于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为此，他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坚持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

1978年1月17日凌晨3时，陕西泾阳县的一家医院，84岁的吴宓，拖着一条跛腿，带着一双失明的眼睛，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弥留之际，他挣扎着疾声振呼：“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此时，已经难以将他与当年那位挺胸抬头地走路、热情洋溢地朗诵诗歌的吴宓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这位“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犹如他生前自比为的古希腊悲剧英雄，离开了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3年后的忌日，吴宓的骨灰，由妹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了嵯峨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