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1906—1968／　原名云龙，后改名洵美，浙江余姚人，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代表作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等。

1925年，19岁的邵洵美来到英国，在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攻读经济学专业，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奇怪的是，徐悲鸿等人一见到邵洵美就说他长得极像徐志摩，而在此之前，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每次见到他也总是问他是不是姓“Hsu”，说有个要翻译《拜伦全集》的中国人和他有着同样的面貌。邵洵美感到，“一定是天意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

巧的是，没过几天，他和徐志摩竟在路上巧遇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邵洵美的事，也在四处打听他。

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那时候的风流人物，都被人誉为“美男子”，并称为“诗坛双璧”。周劭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

邵洵美崇敬徐志摩，两人虽相差11岁，但友情甚笃。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作完画，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逗得众人捧腹。

拿笔杆子的命

邵洵美生于上海，生父邵恒，为一纨绔子弟。祖父邵友濂为同治年间的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

周岁那天，家人端来一只盛满各种东西的盘子，有红帽子、金镯子、小喇叭等，分别代表着官、财、艺等。面对这花花绿绿的一切，邵洵美都没兴趣，却伸手抓了支狼毫笔。祖母说：“唉，小黑是个拿笔杆子的命！”五六岁时，邵洵美即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读完家塾便进圣约翰中学，良好的教育环境，日渐把邵云龙熏陶成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

他穿长衫，跳西式舞，像“羊公之鹤”。因为皮肤苍白，出门前要薄施胭脂，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爱写诗，而且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美男子邵洵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他好酒好赌，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卢，输赢百万”。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一赢倒心慌，诗就作不成了”，自称“赌国诗人”。鲁迅骂他为“盛家赘婿”，并对其诸多攻击。

洵美且都

邵云龙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一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贴切极了。于是他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名寄情。

1927年，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了当时《上海画报》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1935年，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第一次见面时，就请她与朋友们到他家做客。后来，邵洵美为艾米丽取了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两人开始同居，并完全公开。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成了朋友，与邵家大小也和睦相处，邵家人都昵称她“蜜姬”。

项美丽重返香港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并最终结婚。1946年初夏，邵洵美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分离7年的一对旧情人相会，自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忽然，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闻言，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天生的诗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如是说。沈从文说：“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因此，邵洵美获了一个“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

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郁达夫说：“邵洵美是个很好的诗人。”柴树铎说：“有声，有色，有情，有力。”陈梦家说：“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他青少年时代喜欢写诗，与表姐初识时便写了首《Z的笑》，以诗定情。赴欧留学前夕，未婚妻为他织了件白色毛背心，他写了首《白绒线马甲》，作为处女作发在《申报》上。他曾先后出版了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等。

追求自由

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他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

1938年至1940年，他与项美丽一起创办了《自由谭》月刊，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部由邵洵美来完成，他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

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赞”的作品。

孟尝君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他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郁达夫描述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幅《文坛茶话图》，在三四十位上海名人中，邵洵美坐在中间，俨然主人，人称邵洵美是“孟尝君”。

邵洵美刚到剑桥读书时，老祖母令账房按月汇款。那时邵洵美不吸烟，不跳舞，手头宽裕，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从不要人还。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然后表示想借钱，并说是大使馆介绍的。邵洵美也没多想，顺手送他200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1931年，左翼作家胡也频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妻子丁玲四方打听无果，于是委托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洵美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刘不同意，两人争执很久，最后，刘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洵美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他看，他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

唯美之心，终究不改

1949年后，邵洵美坚持留在了大陆，依旧埋头于翻译工作，译作有拜伦的《青铜时代》、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泰戈尔的《两姐妹》等。不幸的是，从“反右”到“文革”，他先是被逮捕审查，被释放后又挨斗、受批判。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私下对贾诉苦：“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时的他一头白发，极其瘦削，还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几番进出医院后，他因受不了医院的压抑，决意回家养病。尽管如此，他“唯美之心，终究不改”，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1968年5月5日，唯美诗人潇洒地抽身飘去，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此时，诗人已经走远，连同他的诗句，沉寂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