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1979／　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代表作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和《安阳》等。

1929年11月21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主持发掘工作的李济在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15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消息传出，令世人瞩目和振奋，20年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仍旧不无激动地指出，这次异乎寻常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他说：“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片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位于洹河流域，埋藏着2500年前典册上记载的殷商最辉煌的都城。1928年，初创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调查，由此发现了藏有众多甲骨的殷墟。同年10月7日，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始，随后，有着人类学博士学位以及考古经验的李济加盟，从此，正如夏鼐所说，“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据当时的考古队员王湘回忆，身为一位儒雅的学者，李济的吃苦耐劳是常人无法比的，有着“锄头考古学家”的雅号：“他个头高大，人很魁梧，不穿西服，总是穿着长衫。作为博士、大学教授和总负责人，数他最讲自由平等，白天与勤杂工一起工作，没人觉得他是官儿，是留洋归来的学者。”那是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李济率领的考古队，不仅面临着军阀混战、强盗不绝的危险，而且需要应对周边贫困农民的不时偷窃与破坏。冯玉祥将军派出士兵加以保护，李济也将附近的农民招募过来，让他们近距离感受现代考古的现场。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共进行了9年15次的殷墟发掘，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其中，大部分的发掘是在李济的主持下完成的，从而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到3300年以前。殷墟发掘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刚出笼的包子

1896年6月，李济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取名“李顺井”。4岁时，他即入书房，跟随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称为“李优贡”的父亲李权赴京赶考，得七品文官，于是接全家人到北京。11岁的李顺井随家到京，住在厂甸附近的达智营16号。不久，他进入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的前身）读书，师从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林纾。1911年，15岁的李顺井考入清华学堂，改名李济。

1918年，22岁的李济考取了庚款留学，在上海登上“南京号”远洋轮。与他同批的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诗人徐志摩等。抵达美国后，李济由于好奇，进入克拉科大学主攻心理学。他与徐志摩同宿舍，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1年后，李济便获得学士学位，继而攻读社会学，又是仅用1年时间，便获得硕士学位。

1920年，李济转入哈佛大学人类学院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的唯一外国留学生。他曾在“自撰简历”中描述自己专业转向的原因：“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他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李济跟随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 A.Hooton）、罗兰·B. 狄克森（Roland B. Dixon）等教授，3年后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评语是“极佳”，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父亲李权听闻儿子的这个陌生的头衔后，左思右想，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紧接着，李济收拾行装，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此时的他精神抖擞，怀揣着满腔热血，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回到故都北京，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

必须留在中国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毕士博（C. W. 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邀请李济加入。他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但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毕士博回信：“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的事。”

1925年初，李济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他所提出的两个合作条件，不仅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的中西合作的先河，而且为后来中西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不久，在丁文江和梁启超的推荐下，李济出任清华国学院讲师，位列“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之后。

此时，他年仅29岁。学生们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分不出谁是谁。后来，有位同学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那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他们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76箱出土文物，分装9大车，在历经艰险磨难和风餐露宿后，运回北京。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李济这次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茧，由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下**然无存。李济忧愤地写道：“我们的国难更加严重了，眼看着日本军阀在上海杀人放火，连东方文化图书馆也作了他们摧残的目标。在这种严重时期，我们最要紧的责任，是按秩序加紧我们的工作，‘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937年7月，当殷墟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同年10月中旬，他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从此，他与这批文物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和中博院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一待就是6年。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掉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傅斯年与李济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李济听闻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两个女儿鹤徵和凤徵，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这对他而言，更是沉痛的打击。

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徐志摩曾评价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道：“他是我的导师、批判者、模范样板和学术良心。先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作为家长，他率先为考古人类学的大家族创建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一传统通过师生关系，正一代代地传下去。”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隔海相望殷墟，心中自然别有一番滋味。1977年，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足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1979年8月1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享年83岁。诚如陈寅恪所言，“只要有人在写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就不会亡”，在烽火连天的危难年代，李济用自己的身躯与智慧发掘并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接续了民族的遥远记忆，也维系着文明的鲜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