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1907—1998／　原名智廉，河南正阳县人，著名的史学家，开创“细说体”，被誉为“现代东方朔”“中国之汤因比”和“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代表作有《细说清朝》《细说民国》《我们的根—简说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等。

1944年9月，陪都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实验剧场门口，接连10天，人头攒动，盛况不衰。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定是哪位戏剧名角在唱大戏，其实不然，而是一位名叫黎东方的历史学家在这儿开讲“三国”。那时没有电视转播，听众只有买票一场一场地去听，尽管门票价格不菲，但听众照样踊跃，欲罢不能。

黎东方本是留洋的教授，当时因生活窘迫，无奈中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别看他当时只有37岁，讲起故事来却是有板有眼，十分老到。他借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开讲三国故事。形式生动活泼，但内容却十分严谨，货真价实。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史料中搜集素材，按需而取，巧妙地贯串起来。加上他独特的引人入胜的语言，三国故事铺展开去，竟吸引了无数听众。

随着讲史的日益火爆，黎东方的剧场开始从重庆市中心扩展到近郊，其后又在泸州、贵阳、昆明等地掀起**。讲史的内容，也从三国延伸到清朝，再由清朝回到唐朝。他畅谈曹刘对峙，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致大权旁落于杨国忠；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清朝江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他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林语堂得知此事，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他。

话说有一次，黎东方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他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圆5分，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

最荣誉记名

1907年9月，黎东方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县。父亲黎淦是清末举人，在江南一带做官。童年时，母亲管教很严格，他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进入小学。10岁起，他跟从武进人邓春澍学习英文。少年时，他出门求学，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史学，成为梁启超的关门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

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此项“记名”，在19世纪仅泰纳与古朗希二人获得，至20世纪，他为荣获此项“记名”之第一人。

这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树桐、夏鼐为翘楚。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他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学生有唐德刚、刘子健等。

现代东方朔

1944年，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他本人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于是，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便想到了“卖票讲史”。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众多好友的鼓励和支持。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率先表示，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剧院大礼堂借给他。《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他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

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300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10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细说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他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一创举，为全美之最早者。1948年他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

1955年3月，黎东方赴台，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与美方委员布朗博士、华方委员兼侨务委员长郑彦芬、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等合作无间，建树颇多。如招纳侨生万千，扩建各大学教室宿舍，资助教育部门建筑办公大楼，译印《东南亚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种，深受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张其昀之崇敬。张氏在台北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他为史学门主任，他作风一新，礼邀各大学名师讲课，探赜索隐，各展所长，为史坛所称道。

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把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再次掀起公众读史热潮。黎东方的“细说体”也在这时被看作历史写作的新体裁，其标志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细说体”著作《细说清朝》。钱穆称赞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胡适读后则力劝黎东方把中国通史都“细说”一遍，于是便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盛极一时。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指出，在黎东方之前，人们普遍阅读的历史读物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演义体”，或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体裁。而黎东方的“细说体”和上述二者都不同，他不分章节，所有内容完全并列，但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属通俗历史读物，但对作者的史学水准要求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功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

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

1963年，黎东方又前往美国任教，聘他授课的有威斯康辛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等校。其时，台北文化研究所扩充为台北文化学院，原史学门升格为史学研究所，以他为所长。他回台后，坚决表示，愿全力从事历史教学事业，不愿担任行政职务。张董事长勉允所请，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等称号，允许其只授一门课程，并指定讲师一人为其助理，以助其写作中英文对照之巨著《中国史之研究》。其间，黎东方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的比较研究课程，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

黎东方亦推重张其昀的恢宏气度与励学精神，曾亲译张著《孔学今义》《战国学术》两巨著为英文，以广其流传。张其昀逝后，黎东方痛失子期，离台去美，继续埋首著书。后来，他将《中国史之研究》改名为《我们的根—简说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溯史前，下及现代，既分述各断代，亦通论其因革成败之典章制度，熔中外为一炉，串古今以一贯，成为史学之精金美玉。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东方“细说”系列的5本横排简体字版，顾毓琇、邓广铭、唐振常诸名家都热情洋溢地为黎书作序。这使定居美国加州的黎东方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写齐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九旬高龄的黎东方开始继续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完成。

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一睡不起，无疾而终，享年91岁。出版社受黎东方夫人的委托，约请陈文豪、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等历史学家，完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诸种的整理和写作。这套讲史丛书陆续出版后，一印再印，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