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　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上古史讲义》等。

1922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在编撰《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顾颉刚，收到了钱玄同寄来的一封长信，跟他讨论经部的辨伪问题。顾颉刚当即回信，除了谈论信中的问题外，还把他一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古史的见解也写在里面，一吐为快，希望得到钱玄同的应和。但两个月过去了，音讯全无。

此时，恰巧胡适到上海来治痔疮，请顾颉刚负责《读书》杂志编辑工作。久久得不到回信的顾颉刚，顺便将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拟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读书》第9期上，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学说一出，“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第10期上就发表了钱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赞成顾颉刚的古史观。与此同时，刘楚贤、胡堇人等人来信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史学界旷日持久的论争。赞成的，称他“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的则骂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顾颉刚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的一颗新星。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在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其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以示嘉奖。作为数代单传，顾颉刚在两岁时，祖父便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四岁时即入私塾读四书，到六七岁时，顾颉刚已经认识几千个字了，“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小时候最疼他的是祖母，对其生活上十分宽容，但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严厉地说：“就是天上下铁，你也得去！”他曾在《玉渊潭忆往》中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亲手塑铸的一个艺术品。”由于没有什么玩伴，寂寞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书上，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买了500多本。

1913年，顾颉刚从报上看到一则北大招生广告，便与同学一起前往上海考点报考，结果以第9名考取北大预科。其间，顾颉刚沉迷于戏剧，自称“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由于沉迷看戏，又生病休学，再加上他选上的农科中数学和制图两门课都非他所长，最后未能按时预科毕业。按照规定，预科没有毕业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他急中生智，临时给自己取了个“颉刚”的名字，于1916年夏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古史辨派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顾颉刚开始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是中国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

本着“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的目的，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顾颉刚写就《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而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至今仍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进行阐释，历时3月，获得学术界好评。1926年，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吴歌甲集》。胡适称其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认为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就在同一年，顾颉刚编撰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再次轰动士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7册，汇编350篇文章，共计325万字，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

低头努力的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有3个人被称为老板：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可见顾颉刚当时学术地位之高。与胡适和傅斯年相比，顾颉刚可以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粹的学者。

顾颉刚认为，“一个学者绝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家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胡适曾说：“颉刚在我们朋友中，是低头努力的人。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也不做什么《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一类的空疏的、无聊的、甚至于抄袭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至，力之所至，以从事学问与著述。……因为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顾颉刚被列为首批社员。他同意傅斯年办杂志以“造成风气”，建设“理想的社会”，但他出于对学生们的学问基础没有信心，特别强调要《新潮》杂志用包容的心态，“舍短取长，交互进益”。在另一信中，他还希望有人出面“作一篇什么叫做学问”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学’字，含义太广”。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

受家学影响，顾颉刚读书一向多而杂，但他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每每把读书时的见解疑问等心得写成读书笔记，一生共写读书笔记200多万字，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读书笔记加工而成的。但他对学问的研究、思考并未因文章发表而终止，常常有了新的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完全推翻重来。20世纪40年代，他曾在自己寓所挂了一块匾，上书“晚成堂”3个大字，以此鞭策自己。

要无恨于此生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依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再加上不善言辞，所以轮到他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大部分时间都在板书，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时间也就到了。

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复杂。两人真正接触，是在1926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10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对于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事，他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和钱锺书同为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有机会出席和参加一些会议与活动，接触较多。“文革”中，两人均遭批判，直至1977年，时值“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际，学术活动逐渐恢复，钱锺书一定清楚地看到（至少听到）顾颉刚如何为事务所累，忙得穷以应付，于是向顾颉刚坦言：“勿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面对晚辈的直言不讳，顾颉刚将其视为“箴言”，并自我告诫：“要无恨于此生！”晚年的顾颉刚曾定下计划出十种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这十种书如都能出版，则死不恨矣！”

1980年，顾颉刚因病住院，仍坚持在病**校阅旧作《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重版校样。12月25日下午，他坐在医院病床旁的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晚饭后又想着第二天要写的文章，女儿顾洪表示明天可由父亲口述，她记录，顾颉刚拒绝了，坚持明天要自己写。当晚9时许，顾颉刚不幸病逝，享年87岁。明天不再，但他善纳钱锺书“箴言”、躬行“要无恨于此生”的实践，如同他研究历史的才情一般，成为留给明天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