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塞尚艺术的哲学的解释——贝尔的艺术论(1 / 1)

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首领,现代一切新兴艺术的开祖。故关于塞尚艺术,世人有种种评论。今介绍英国美学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艺术论中的一说的梗概于下。

《有石榴和梨子的静物画》,塞尚,1890年。

《克莱夫·贝尔像》, 罗杰·弗莱,约1924年。

贝尔对于唤起我们美的情绪(aesthetic emotions)的,称为significant form。在希腊的神像中,法兰西哥特式(Gothic)的窗中,墨西哥的雕刻中,波斯的壶中,中国的绒缎中,意大利的乔托(Giotto)的壁画中……塞尚的杰作中,都有作成一种特殊的姿态的线条与色彩;某几种姿态与姿态的关系,刺激我们的美的情绪。这等线条与色彩的关系及结合,即美的姿态。贝尔称之为significant form,即“表示意味的形式”的意思。一切造形美术,必以此significant form为共通的本质。但这里所谓form,是一种术语,不是普通语意的“形”,乃是并指线条的结合与色彩的结合的。其实在哲学上,形与色是不可分离的。诸君不能看见无色彩的线条与无色彩的空间,也不能看见无形状的色彩。故在实际上,色彩只在附属于形态的时候方有意味(significant)。换言之,色彩的职能,在于加强形态的效力(value)。

《耶稣诞生》,乔托,1304年至1306年。

要之,使我们感到美的线条的结合或线条与色彩的结合的,是significant form。这里所应该注意的是不可误解贝尔的所谓significant form为仅属技巧上的问题,即以为仅属画布上的机械的“线条与色彩的结合”而已。要知道这不仅是指手工的结合,乃是使我们在其特殊的情绪中发生美的感动的结合。而美的感动的深浅的程度,与画家的精神内容成比例。关于这二者的交涉,容在后文再说。

《火车站》,威廉·鲍威尔·弗里思,1862年。 贝尔评道:“对弗里思来说,形式及形式间的关系并非情绪的对象,只是暗示情绪和传达观念的手段。”

倘反背乎此,其绘画就成为说明的东西。即在说明的绘画中,画面所描表的形态(form)不关联于情绪。在这种绘画中,形态是暗示别种情绪的,形态仅用为传达某种报告的“手段”而已。即这种绘画只为传达被描物的情绪于观者的媒介者,而不具有绘画自己的情绪——脱离所描的题材的兴味而独立的情绪。故这种绘画只能惹起我们的心理学的、历史的、道德的,或风土志的兴味,绝不能用其形态自身的美来直接感动我们的情绪,即绝不能使我们发生美的情绪。何以故?因为这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只是其画面的形态所暗示或传达于我们的一种“观念”或“报告” 的兴味,不是其形态自身的兴味。这样一来,绘画就仅用为联想作用的手段——题材的美的说明了。

一般画家往往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使绘画成为“说明的”。观赏者也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在绘画中要求“说明”。即他们的兴味集中于“所描的为何物”。他们欢迎这种“说明”功夫最巧妙的绘画。

《医生》,卢克·法尔兹,1891年。 贝尔批评这幅画:“在它里面,形式没被用作情绪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暗示情绪的手段。光这一点就足以令它失去价值了,而比失去价值更糟的是它暗示的情绪是虚伪的。它暗示的不是同情和赞美,却是一种对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同情和慷慨的自得。”

然而纯粹的画的感兴,绝不在于“所描的为何物”的联想的兴味上,乃在于“怎样描表”的一点上。其结果“怎样使人感到美”的一事就成了更重要的问题。但这里所谓“美的”(aesthetic),不是普通的“美的”(beautiful)的意义。人们见了花与蝶感到美,便把这花与蝶照样地描出,人们见了仍是感到美。然这不过是自然美的“再现”。换言之,这是当作自然美的说明而作的绘画,不是“使我们发生美的感动的形态”的新的“创造”。“使我们发生美的感动的形态”,即所谓significant form。这significant form,不是如前文所说的自然的“再现”,乃是艺术家的“创造”形态。只要是创作者的情绪的表现,就可使我们深为感动了。要实现绘画中的线与色的创造的使用,画家的情绪必须非常纯正,不带一点“再现”的意义。必须具有像原始的美术所有的纯正。其与原始的艺术共通的特性,是不求再现,没有技巧上的自慢,及崇高的印象的形态。这特性由于“形态的情热的认识”而来。我们在普通时候,往往被拘囚于属性的感情及知识,故对于形态不能有真的情热的认识,即不能用了纯正的情绪而观看形态。但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事物能认识其纯粹的形。例如观看椅子,当作椅子具有其自身的目的的事物而认识。他们决不当作供人坐用的或木制的家具而认识,而视为天然的、无用的椅子。他们决不把家屋当作为住人的目的而存在的建筑物。在他们眼中,一切事物皆为其自己的目的而存在,一切事物决不为别的事物的手段而存在。即他们能解脱一切先入观念及联想而观照事物,把事物当作纯粹的形态而认识。他们的感兴即从这认识的情绪而来。故在真的意义上,在这感兴的瞬间的画家是在透感实在。“How to see objects as pure forms is to see them as ends in themselves.”(“把事物看作纯粹的形态,就是看见事物自身的结局。”)

《努神(混沌之水的神)举起拉神(太阳神)的船》,古埃及,约公元前1050年。

《文森特的椅子和烟斗》,梵高,1888年。

《普罗旺斯的房子:埃斯塔克附近的里约谷》,塞尚,约1883年。

认识事物的纯真的形态,就是把事物从一切偶然的一时的兴味上及实用上拉开而观看,也就是使事物脱离与人类的后天的交涉,而观看其原来的真相。对于事物的significance(意味),不看作当作手段的significance,而当作事物自身的存在的significance而感受。田野不当作田野,小舍不当作小舍,而把它们看作某种色与线的结合。不懂得这点的画家,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联想的媒介物的绘画,以通俗的实感的兴味来欺骗观者。这种绘画,即使有美的自然的“再现”,可是绝对没有激动美的情绪的form。

在上述的认识的境地,个个的形态都是“穷极的实在”。事物自身的significance,就是“实在”的significance。我们为什么要深深地感动于叫作significant form的一种线与色的结合?因为艺术家能把他们对于“通过线与色而出现的实在”所感到的情绪在线与色的结合中表出。换言之,个个的事物的形态都是宇宙的实相的象征。我们被拘囚于事物的后天的存在目的的观念与联想中的时候,不能感得这幽妙的象征。须从事物的偶然又条件的存在意义的观念上脱离,方能接触事物的深奥真实的实在,方能在一切事物中看见“神”,在“个体”中认知“宇宙性”,而感到遍在于万物中的节奏。艺术家必须接触这神秘,必须能在色与线的结合中表现其情绪。使我们起美的感动的significant form的境地,就是由此而生的。倘受了先入观念的支配,对于事物即起美丑好恶的意见;然倘用了原始的纯真的感情而接触,虽极些小的事物,也能从其中受到深大的感激。从蹲着的老人的姿态中,可以感到与对崇山峻岭所感的同样的情绪。

《带窗帘的静物》,塞尚,1895年。

《碗和奶罐》, 塞尚,约1873年至1877年。

无论何物都不为他物而存在;无论何物都为其自己而存在。在能感得这境地的人的眼中,世间一切都是神秘的。无论在细微的事物中,高大的事物中,都能感到普遍共通的节奏。他们能触知伏在一切事物的奥处的宇宙感情。这宇宙感情——“神”——给一切事物以个个的significance,一切事物皆为自己而存在,具有彻底的实在性。伟大的艺术透感着这真的实在。在伟大的艺术家,线与色不复为事物说明或再现的手段,而已成为实在透感的情绪了。

要达到这实在透感,可有许多条路。有的艺术家因了接触事物外貌(appearance)而达到;有的艺术家因了外貌的回想(recollection)而达到;又有的艺术家因了锐敏的想象力而达到。因锐敏的想象力的艺术家,像精神与精神相照应地透感实在,他们的表现不以有形的实存物为因,而由于从心心相传的实在透感的情绪。多数伟大的音乐家与建筑家,是属于这部类的。但画家塞尚不属于这部类。他最能因了事物的外貌而透感实在。像他这样执着于模特(model)的画家,实在少得很。他仅由眼睛的所见而达到实在,所以他没有创造出纯粹的抽象的形体(像后来的立体派、抽象派所为)。

贝尔在说述这艺术论之后,又举塞尚的艺术为绘画方面的一实例。他说塞尚是新生命的绘画的先驱者,是发见新的形态的世界的哥伦布。塞尚于千八百三十九年生于Aix(艾克斯)地方,几十年间信奉师友毕沙罗的画风而作画。世人承认他为相当的印象主义者、马奈的赞美者、 左拉的友人。他鄙视照相式的记述画及贫弱的诗想的绘画。故千八百七十年间,他舍弃感伤性(sentimentality),而倾向科学(即印象派的原理的意思)了。但科学不能使艺术家满意。且塞尚又能见到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们所未见的点。印象主义者描出精美的绘画,但他们的原理,是诱艺术入断头路(cul-de-sac)。于是他就退回故乡,蛰居在那里,与巴黎的唯美主义,Baudelairism(波德莱尔主义)、Whistlerism(惠斯勒主义)等全然绝缘而独自制作。他探求可以代替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恶科学的新画境。终于千八百八十年发见了这画境。他在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启示便是横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一道深渊。塞尚常凝视其幼时所驯染的风景,但他并不像印象主义者地把风景当作“光的方式”或“人类生活的竞技中的游戏者”而观照。他对于风景,当作风景自己目的的存在物而观照。在他看来,事物常是深刻的情绪的客体。凡伟大艺术家,都是把风景当作风景看,即当作纯真的形态而观照的。所谓实在透感的境地,即在于此。不但风景而已,对于一切事物,都能当作纯真的形态而观照;且在纯真的形态的阴面,漂动着诱致“法悦”(ecstasy)的神秘significance。只在脱却烦琐的先入观念,用重新变成原始的精神来观照的时候,我们能接触这神秘的significance。塞尚的后半生,全部消磨在捕捉又表现这形态的significance的努力上。

《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像》,塞尚,1899年。 沃拉尔是一位著名的画商,他所作的《塞尚》里提到,一次他在给塞尚当模特的时候换了个姿势,塞尚斥道:“你这混蛋!你破坏了造型。我得再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像只苹果那样坐着吗?苹果会动吗?”

《圣维克多山》,塞尚,约1887年。

《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塞尚,约1890年。

《树林》,塞尚,1894年。

贝尔引证塞尚的艺术,以为其美学的学说的实例。伟大的画家的特色的一面,即所谓“横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一道深渊”,贝尔的解说颇能充分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