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约翰尼死了。

那天晚上他上了床，凯蒂就一直坐在他身边陪着，直到他入睡为止。然后她为了不吵着他，就去和弗兰西一起睡了。夜里不知什么时候，约翰尼爬了起来，静静地穿好衣服出了门。第二天晚上，他没有回来。到了第三天，家里人开始到处找他，他们找遍了每一个约翰尼常去的地方，可人家都说他起码一个星期没来过了。

隔天晚上，麦克舍恩带凯蒂去了附近的一家天主教会医院。路上他用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和她讲了约翰尼的状况。约翰尼是当天凌晨被人发现的，当时他蜷缩在一户人家的门廊里，警察赶来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的无尾礼服所有扣子都扣上了，里面却只穿着衬衣。警察看见他脖子上挂着圣安东尼像挂坠，就叫了天主教会医院的救护车。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后来警察回到派出所，在报告里对那个昏迷的人做出了描述。麦克舍恩例行对报告进行检查，读到这份描述的时候，第六感让他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谁。于是他跑到医院一看，发现那果然是约翰尼·诺兰。

凯蒂赶到医院的时候约翰尼还活着。他得了肺炎—医生告诉凯蒂—基本没有救治的机会，也就剩下几个小时可活，现在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了。他们把凯蒂带到他身边，约翰尼所在的病房像走廊一样狭长，里面放了五十来张病床。凯蒂谢过麦克舍恩警官，又和他道了别。麦克舍恩知道她想和约翰尼独处一会儿，也就识趣地走了。

约翰尼的病床四周围着屏风，这意味着病**躺的是将死之人。医院的人给凯蒂搬了张椅子，凯蒂坐了下来，就那么看着约翰尼坐了一整天。约翰尼的呼吸声沉重刺耳，脸上带着干涸的泪痕。凯蒂一直在他身边陪着，直到他断气，约翰尼始终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对妻子说过一个字。

凯蒂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她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告诉孩子们，“至少今晚让他们睡个好觉吧，”她想，“让他们再无忧无虑地睡上一宿。”她只告诉孩子们父亲病得很厉害，现在住院了，除此以外什么都没说。孩子们看她的模样有点儿不对劲儿，就也没敢多问。

天刚蒙蒙亮，弗兰西就醒了过来。她看向狭窄卧室的另一端，发现妈妈正坐在尼利床边，双眼凝视着他的脸。妈妈眼睛底下挂着深深的黑眼圈，看起来她似乎就这么在床边坐了一夜。看见弗兰西醒了，妈妈就让她立刻起床穿衣服，又轻轻地把尼利摇醒，让他也赶紧起来。然后她走出卧室，到厨房去了。

卧室里又冷又暗，弗兰西穿衣服的时候冻得直打哆嗦。她等着尼利一起出去，因为她不想一个人去面对妈妈。凯蒂在厨房的窗户边上坐着，姐弟俩走到她面前，等着她开口。

“你们的父亲死了。”她告诉孩子们。

弗兰西呆呆地站在原地，她既不觉得惊愕，也不觉得悲痛，她一时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妈妈的话也仿佛没有任何含义。

“你们用不着哭他，”妈妈用命令的口气说着，她接下来的话也叫人完全听不懂，“他现在算是解脱了，没准儿跟我们比起来他还算走运的呢。”

医院有个被殡葬承办人收买的勤杂工，只要医院里一死人，他就马上去向承办人通报。这位精明的承办人也就有了同行没有的优势：人家都是等着生意来找，而他可以主动出去找生意。当天一大早，这个很有事业心的家伙就找上了凯蒂。

“诺兰太太，”承办人边说边偷偷瞟了一眼勤杂工给的条子，那上面写着凯蒂的姓名和住址，“我对您痛失至亲的遭遇深表同情。或许这么想一想能让您略感宽慰：您想想，我们所有人以后都难免遭遇您所面对的不幸。”

“你想要做什么？”凯蒂不客气地问道。

“我想做您的朋友，”承办人趁她还没来得及产生误解，急匆匆地继续说了下去，“我想跟您讨论一些事关……呃，遗体，我是说—”他又飞快地扫了一眼纸条，“—诺兰先生—的细节。我恳求您把我当成……怎么讲，一位能为您提供些许慰藉的朋友，让我来……我直说吧，请您把一切事宜交给我来办理。”

凯蒂听明白了：“一切从简要多少钱？”

“费用的事您不用担心，”承办人顾左右而言他，“我会为先生操办一场体面的葬礼的。我一向十分尊敬诺兰先生（虽然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诺兰先生’），他的事就像我自己的事一样，一切事项我都给他安排最好的。费用上您就不用操心了。”

“我是不操心，反正我们也没钱。”

承办人舔了舔嘴唇：“您说的没钱自然是不包括保险金的了。”他这话并不是陈述，而是提问。

“保险倒是有，可是只有一点点。”

“啊！”承办人高兴地搓了搓手，“那我就有办法为您服务了。保险理赔的过程条条框框太多，您要等上很久才能拿到钱。所以您不如全都交给我包办—请放心，我不会额外收您的钱—只要在这里签个字就好，”他利索地从口袋里摸出张文件，“您把保险理赔的事交给我，葬礼的花销我先垫上，等保险金下来了再从里面扣。”

所有殡葬承办人都会这么“服务”。这实际上是他们耍的把戏，为的是搞清楚保险到底能赔多少钱。知道确切金额之后，他们只会从里面拿出百分之八十来操办葬礼。这之外他们多少得留出一点儿钱来给家属买丧服，好让家属挑不出毛病来。

凯蒂拿出保单放在桌子上，经验丰富的承办人只扫了一眼，就看清了保单上的金额：两百美元。不过他装出一副没去看保单的样子，凯蒂在文件上签了字，他又东拉西扯地说了许多其他事情，最后才佯装下定决心的样子说道：

“我跟您讲讲我的安排吧，诺兰太太。我准备给逝者安排四驾马车，还有镀镍把手的棺材，这些都是第一流的，费用只收您一百七十五美元。这样的服务我平时都要开价二百五十美元的，我一分钱都不多赚您的。”

“既然不赚钱，那你还做这个生意干什么？”凯蒂问。

承办人不为所动：“因为我很喜欢诺兰先生。他是个多好的人啊，一直勤勤恳恳的。”他留意到凯蒂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我想不好，”她犹豫着说，“一百七十五……”

“这里头还包括弥撒的费用。”他赶紧补充了一句。

“那就这样吧。”凯蒂无精打采地说，她已经没力气继续谈这件事了。

承办人拿起保单，假装是第一次看到上面的金额：“您瞧！这上面的赔偿金有两百块呢！”他用故作惊讶的口气说着，“也就是说，扣除办葬礼用的费用，您还能剩下二十五块。”他伸开双腿，把手探进裤子口袋，“我吧，总是觉得赶上这种时候手里还是有点儿现钱好……真要我说的话，不论什么时候，手上有现钱都要方便得多，”他故作理解地轻笑了一声，“所以我先自己掏腰包，给您预支上这剩下的二十五块。”他掏出二十五美元的新钞票放在桌上。

凯蒂道了谢。这人也不算是刻意耍她，就算是，她也没精力去较劲。她知道想办点儿事本来就得这样，这人也只不过是做他自己的生意而已。承办人让凯蒂去找负责的医生开死亡证明。

“请您转告他们，到时候我会去处理遗……呃我是说逝……这么说吧，到时候我会去接诺兰先生的。”

凯蒂回到医院，人家直接带她去了医生办公室，教区的神父也在，他正绞尽脑汁地回忆着填死亡证明需要的信息。看见凯蒂进来，他庆幸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过去和她握手。

“具体的信息您还是得问诺兰太太。”神父说。

医生问了她填表要用的信息：全名、出生地、出生日期等。最后凯蒂反过来问了医生一个问题：“那一栏你填的是什么？就是写他因为什么死的那一栏。”

“急性酒精中毒和肺炎。”

“人家说他是因为肺炎死的呀。”

“这是最直接的死因。不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急性酒精中毒，实际上这才是导致他去世的主要原因—如果您真的想听实话的话。”

“我是希望您别这样写，”凯蒂缓慢却坚定地说，“我希望您别写他是喝酒喝死的。您就只写他死于肺炎吧。”

“太太，我得记录真实情况啊。”

“他人都死了，对你们来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法律规定……”

“是这样的，”凯蒂说，“我家里有两个很好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虽然有这样一个……因为您说的那个原因而丧命的父亲，可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如果您能让我跟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只是因为肺炎去世的，那您就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神父也插了一句：“您完全可以这么写，医生，”他说，“这么写既对您没什么损害，还对别人有利。这个可怜的家伙人都死了，您也就别再和他较真儿了。只写‘肺炎’一项也不算是撒谎，何况这位太太日后肯定一直念着您的好处，祈祷的时候也会想着您的，”他最后又相当现实地补充了一句，“何况这事也不用您担什么风险。”

医生突然之间想起了两件事：一是神父是医院董事会的成员；二是他想做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

“好吧，”医生让步了，“我就这么写吧，不过可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是看您的面子才这么写的，神父。”他在“死因”一栏上写下了“肺炎”。

于是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证明约翰·诺兰死时是个醉鬼。

凯蒂用那二十五美元买了丧服。她给尼利买了一套配长裤的全新黑西装。骄傲、快乐和痛苦在尼利心中激烈地交锋，因为这是他第一套配长裤的正式西装。凯蒂给自己买了顶新的黑帽子，还根据布鲁克林的风俗配了三英尺长的寡妇面纱。她给弗兰西买了新鞋，因为她本来也早就该换新鞋了。他们决定不给弗兰西买黑外套了，因为她长得太快，今年买的冬衣明年就该穿不了了。妈妈说可以把自己旧的绿大衣给弗兰西穿，袖子上扎一圈黑纱就可以。弗兰西有些庆幸，因为她讨厌黑色，所以本来就有点儿担心妈妈会让她穿一身全黑的重丧服。买完衣服之后，剩下的一点儿钱就放进罐头“银行”里去了。

殡葬承办人又来了，他说约翰尼在他的殡仪馆，已经全部收拾停当，晚上就可以送回家。凯蒂厉声制止了他进一步讲述更多的细节。

然后又一记重击落了下来。

“诺兰太太，您得把土地的地契交给我。”

“什么地？”

“墓地的地契啊，我得拿着地契才能开挖墓穴。”

“我还以为这也包在那一百七十五美元里面了呢。”

“这可不行！我已经尽量给您打折了，光是棺材就花了我……”

“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凯蒂用她那典型的直率态度说着，“我也不喜欢你这一行，可是话说回来—”她接着用那种异常超然的口气补充道，“有人死了就得有人埋。墓地要多少钱？”

“二十美元。”

“我上哪儿去弄这—”她的话戛然而止，“弗兰西，拿螺丝刀去。”

一家人撬开了罐头“银行”，里面总共有十八美元零六十二美分。

“不够啊，”承办人说，“剩下的一点儿我出吧。”他伸手作势要收钱。

“我会把钱凑出来的，”凯蒂说，“可是不拿到地契，我就不交钱。”

那人大惊小怪地争了半天，最终还是答应了先拿地契，出门去了。妈妈打发弗兰西去茜茜家借了两美元。殡葬人把地契拿回来了，凯蒂想起母亲十四年前说过的事，就把地契慢慢地仔细读了一遍，还让弗兰西和尼利也拿去认真看过。承办人站在一边，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向另一只脚。等诺兰家的三口人都看完，确定地契没有问题，凯蒂才把钱递了出去。

“您说我骗您干吗呢，诺兰太太？”承办人一边仔细地把钱收起来，一边故作哀怨地问道。

“这世上谁真的有理由去骗别人呢？”凯蒂答道，“可他们该骗人还是一样骗。”

锡罐头“银行”戳在桌子中间，这个罐头用了十四年，上面的金属条都破破烂烂的了。

“妈妈，我把它钉回原来的地方好吗？”弗兰西问。

“不用了，”妈妈慢吞吞地说道，“咱们用不上这个了。你瞧，咱们现在有块地皮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折起来的地契搁在造型笨拙的锡罐头上。

棺材运进外屋以后，弗兰西和尼利就一直在厨房里待着，甚至连睡觉都在厨房里。他们不想看见父亲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凯蒂似乎能理解这一点，她也不强迫孩子们进屋去看看他们的父亲。

家里到处都是鲜花。虽然约翰尼死前一个星期刚被侍者工会扫地出门，但如今工会送了个巨大的白色康乃馨花圈来，上面斜搭着一条紫色的缎带，用烫金字样写着“致我们的兄弟”。 辖区的警察念及诺兰家逮捕谋杀犯的事迹，也送来了一个十字架形的红玫瑰花束。麦克舍恩警官送了一束百合花。约翰尼的母亲、罗姆利家的其他成员和邻居们也都送了花。还有十来个约翰尼的朋友送了鲜花来，而凯蒂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酒吧老板麦克加里蒂也送了个人造月桂树枝编的花圈。

伊薇看了看花圈上的卡片，愤怒地说道：“我要把这玩意儿扔进垃圾桶。”

“不用，”凯蒂柔声说，“我也怨不着麦克加里蒂先生。毕竟也没人逼着约翰尼去他店里。”

（约翰尼死前还欠着麦克加里蒂三十八美元，可是不知为什么，酒吧老板对凯蒂只字未提，还自己悄悄把这笔账消了。）

屋里玫瑰、百合和康乃馨的香味交织在一起，浓得让人闻着直恶心。弗兰西讨厌这些花，可凯蒂由此发现还有很多人那么惦记着约翰尼，又觉得很欣慰。

合上棺盖之前，凯蒂走进厨房，来到孩子们身边。她把手搭在弗兰西的肩膀上，用低低的声音说：

“我听见有些邻居说闲话。他们说你们觉得他不是个好父亲，所以不肯去看他最后一眼。”

“他就是好父亲！”弗兰西愤怒地说道。

“是，他确实是。”凯蒂说。然后她等着孩子们自己做出决定。

“来吧，尼利。”弗兰西招呼着。姐弟俩手拉着手，进屋去看父亲了。尼利只是飞快地看了一眼，就从屋里跑了出去，他害怕自己会哭出来。弗兰西站在原地，眼睛死盯着地面，她不敢抬头看。不过最后她还是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她简直不敢相信爸爸已经不在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身无尾礼服，不过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整，里面衬着崭新的假前襟和纸领子，还精心打上了领结。他外套的翻领上插了枝康乃馨，靠上些的地方别着他的工会徽章。他的一头鬈发依然金黄而闪亮，一绺头发散了下来，斜着微微垂在他的额头上。他闭着眼，仿佛刚刚入睡一样。他看上去年轻又英俊，而且被人家打理得很好。弗兰西第一次留意到他的眉弓曲线有多么优美。他的小胡子也精心修剪过，还是像以前一样雅致迷人。他脸上再也没有了痛苦、哀伤和焦虑，整张脸看着既柔和又孩子气。约翰尼享年三十四岁，可眼下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却显得更年轻，简直像刚过二十岁的小伙子。弗兰西看向他的手，那双手随意地交叉在一起，按在一个银色的受难十字架上。他一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圈皮肤格外苍白，那里原本戴着结婚那年凯蒂送他的图章戒指（凯蒂把戒指摘下来了，打算等尼利长大以后送给他）。想起爸爸的手一直抖个不停的样子，现在这双手这么安静看着反而有些奇怪。弗兰西发现，在修长手指的衬托下，爸爸的手看起来细长又灵活。她直盯着那双手看，总觉得自己看到它们动了起来。她的心中突然泛起一阵恐慌，让她想逃出去，可是屋里到处都是人，而且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如果她跑了，那他们就该说那一定是因为……不，他就是个好父亲！他就是！她伸出手，把他那一绺散开的头发拨回原位。茜茜姨妈走了过来，伸手搂住弗兰西，低声说了句“时候到了”。弗兰西退到妈妈身边，人们把棺材盖子合上了。

做弥撒的时候，弗兰西和尼利一左一右跪在妈妈身边。弗兰西垂着眼死盯地面，这样她就不用抬头去看棺材了—那棺材放在祭坛前的架子上，上面铺满了鲜花。她偷偷看了妈妈一眼，跪着的凯蒂双眼直视前方，寡妇面纱之下的面庞苍白而沉静。

神父走下祭坛，绕着棺材在四角洒上圣水。走廊对面的一个女人放声大哭起来。即便是刚死了丈夫，凯蒂的嫉妒心和占有欲依然异常旺盛，她猛然扭过头去，想看看是哪个女人胆敢这么哭约翰尼。她看清了那女人，就把头转了回去，思绪乱得像被风卷起的纸屑。

“希尔娣·奥戴尔看着可真显老啊，”她想着，“她那黄头发白了那么多，简直像撒了白粉似的。可她没比我大多少啊……也就三十二三岁。我十七那年她十八。‘咱俩各走各的路吧’‘你其实是想说，你要和她走一条路吧’。希尔娣，希尔娣……‘凯蒂·罗姆利，这是我的男人！’……希尔娣，希尔娣……‘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希尔娣，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应该耽误你那么久的’……‘咱俩各走各的……’希尔娣，希尔娣。让她哭，让她哭去吧，”凯蒂想着，“爱约翰尼的人应该为他哭一场，我现在哭不出来，那就让她哭吧。”

凯蒂、约翰尼的母亲、弗兰西和尼利坐上紧跟灵车的第一辆马车，动身前往公墓。孩子们背对车夫坐着，弗兰西很庆幸自己不用全程盯着送葬队伍最前方的灵车看。她看见后面那辆马车上坐着茜茜姨妈和伊薇姨妈，她们的丈夫都在上班，所以无法出席，而玛丽·罗姆利外婆留在家里照看茜茜新得的宝宝。弗兰西真希望能坐在姨妈那辆车上，鲁茜·诺兰哭嚎了一路，而凯蒂则像石头一样沉默。他们这辆车的车厢是封闭的，里面充满了潮湿的干草味，还有腐烂的马粪味。车厢的臭气与封闭、乘车人之间的紧张情绪，还有倒坐在车上的感觉，这些加在一起，让弗兰西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恶心。

公墓里已经挖好了深坑，坑边放着个看起来很朴素的木头箱子。送葬的人们把那盖着罩布、带着闪亮把手的棺材放进箱子。他们把箱子里的棺材放进墓穴，弗兰西移开了视线。

这天的天色灰蒙蒙的，刮着刺骨的寒风。冰冷的尘土不时被卷起，在弗兰西脚边打着转。不远处有个一周前才下葬的新坟，几个男人正从堆在坟前的花圈上拆着早已凋谢的花朵。他们干得有条不紊，枯萎的花朵整整齐齐地堆着，花圈的架子也仔细地摆成一摞。这是份合法的正经差事，是花钱从墓地的管理方手里买到的经营权。他们把拆下来的架子卖给花店重新利用。没人觉得他们这么干有什么不对，因为这些人也挺有原则，都是等花朵彻底枯萎以后才来拆的。

有人往弗兰西手里塞了把又冷又潮的泥土。她看见妈妈和尼利站在墓穴边，把手里的泥土撒了下去。弗兰西也走到墓穴边，闭上眼睛，慢慢张开握着泥土的手。几秒钟之后，她耳边传来一声掉落的闷响，那种恶心的感觉又来了。

葬礼之后，马车分别驶向不同的方向，把每个来送葬的人送回自己的家。鲁茜·诺兰和其他几个住得近的悼客一起走了，她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整个葬礼期间，她始终不肯跟凯蒂和孩子们说一句话。茜茜与伊薇两位姨妈跟凯蒂、弗兰西和尼利上了同一辆车。车厢里坐不下五个人，弗兰西只好坐在伊薇腿上。回家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伊薇姨妈想逗他们开心，就讲起了威利姨夫和他的新马的趣事。可是没有人露出微笑，因为谁也没有听进去。

马车走到家附近街角的理发店，妈妈让车夫把车停了下来。

“你进去一趟，”妈妈对弗兰西说，“把你爸爸的杯子拿回来。”

弗兰西没听明白：“什么杯子？”

“你直接说要拿他的杯子就行了。”

弗兰西走了进去，店里只有两个理发师，一个客人都没有。靠墙放着一排椅子，一个理发师坐在上面，跷着二郎腿，怀里抱着把曼陀铃，弹着《我的太阳》。弗兰西知道这首歌，莫顿先生在学校里教过，他给这首歌取的新名字叫《阳光曲》。另一个理发师坐在理发椅上，对着长长的镜子看着自己。看见小姑娘进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有什么事吗？”理发师问。

“我要拿我父亲的杯子。”

“叫什么名字？”

“约翰·诺兰。”

“啊，是了。真是太不幸了。”他叹了口气，从架子上的一排杯子里拿下一个。那是个厚厚的白色杯子，上头用花哨的金色大写印刷体写着“约翰·诺兰”。杯里放着块用得差不多了的白肥皂，还有一把很旧的刷子。理发师抠出肥皂，和刷子一起放进一个没写字的大杯子，开始刷洗起约翰尼的杯子来。

弗兰西一面等着，一面四处张望。她从来没进过这样的理发店。店堂里弥漫着肥皂、干净毛巾和月桂油的气味，烧得很旺的煤气炉子嘶嘶作响，听着让人觉得很温馨。理发师弹完了那首歌，又从头开始弹第二遍。温暖的店堂中，曼陀铃纤细的琴声清脆而伤感。弗兰西在心里默默唱着莫顿先生给这首歌新填的词：

啊，亲爱的，

这阳光灿烂的日子，美好无比。

暴风雨终于过去，天空碧蓝如洗……

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秘密生活，弗兰西暗想。爸爸从来没说过这理发店的事，可是他每个星期都要来这里刮三次脸。约翰尼挑剔地学着富人的做法，带了个自己的杯子来。他不肯用普通杯子里打出的肥皂泡刮胡子，不行，约翰尼可不这么干。只要手头有钱，他每星期都要来上三次，坐在那种理发椅上，照着那面长镜子，跟理发师聊着天，他们聊的可能是布鲁克林队这一年的表现，又或者是民主党今年是不是照样能选上。也许理发师弹起曼陀铃的时候，他也会跟着轻声唱起来，没错，弗兰西敢肯定，他一定会随着琴声唱起来。唱歌对约翰尼来说比呼吸还自然。她不禁想到，爸爸坐在长凳上等候的时候，会不会也拿起上面搁着的《警察公报》翻看呢？

理发师把洗好的杯子擦干了递给弗兰西，“约翰尼·诺兰是个好小伙，”他说，“你回去跟你妈妈说，这是他的理发师说的。”

“谢谢。”弗兰西满怀感激地低语道。她走出理发店，在哀伤的曼陀铃琴声中关上店门。

弗兰西回到马车上，把杯子拿给凯蒂。“这个你留着，”妈妈说，“爸爸的印章戒指给尼利。”

弗兰西看着杯子上用金字写下的名字，又感激地低声说着“谢谢”，虽然才过了五分钟，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真心道谢了。

约翰尼在世上活了三十四年，不到一周前，他还在这一带的街上走着。可如今除了这只杯子、那枚戒指，还有家里的两条没熨过的围裙，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证明他在这世界上存在过。因为他下葬的时候穿的就是自己的所有衣服，还戴上了珍珠袖扣和14K金的领扣，所以没能留下别的遗物。

一行人回到家里，发现邻居们来过一趟，把屋子全都收拾整齐了。客厅的家具已经恢复原位，凋谢的花朵和叶子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还打开了窗户透气。邻居们还带了煤，把厨房的炉子烧得很旺，还给餐桌上铺了白色的桌布。丁摩尔姐妹带来了自己烤的蛋糕，切好了放在盘子里。弗洛西·加迪斯和她妈妈拿来了许多切片的博洛尼亚香肠，足足堆了两大盘子。旁边还有一篮现切出来的黑麦面包，咖啡杯也在桌上摆好了。灶上搁着满满一壶新煮的咖啡，还有人在桌子中间放了一大罐真正的奶油。邻居们趁着诺兰家没人做好了这一切，离开时还锁好了门，把钥匙放回门垫底下。

茜茜姨妈、伊薇姨妈、凯蒂、弗兰西和尼利都在桌边坐下。伊薇姨妈给每个人倒了咖啡。凯蒂盯着自己的杯子看了很久，想起了约翰尼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光景。然后她像约翰尼一样伸手推开咖啡杯，趴在桌子上，以刺耳的声音号啕痛哭起来。茜茜张开双臂搂着她，用那轻柔而令人安心的声音说着：

“凯蒂，凯蒂，可别这么哭。你要是这么哭下去，等你肚里的孩子生下来，怕也得是个老伤心掉泪的可怜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