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布鲁克林孩子而言，感恩节是一段温馨又特别的回忆。在这一天，孩子们会乔装打扮起来，戴上廉价面具，装成“小叫花子”(17)到处游**，或者挨家挨户去“砸门”。

弗兰西精心挑选着自己的面具，最终买下了一个中国面具，上面还有几缕细绳子做的中式长须。尼利则挑了个煞白的死人脸面具，它龇着满嘴的黑牙，一脸阴险的怪笑。爸爸也踩着点儿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家，给两个孩子各带了一只便宜的锡皮玩具喇叭，红的给弗兰西，绿的给尼利。

弗兰西可太喜欢给尼利打扮了！他身上穿了一条妈妈不要的裙子，为了能正常走路，裙子的前摆剪到了齐脚踝的长度，后摆没剪短，就那么脏兮兮地在地上拖着。他又拿报纸塞进领口，把胸脯垫得鼓鼓囊囊的，裙摆下露出他那双破破烂烂的铜头皮鞋。他怕穿少了挨冻，就在这身行头外面又套了件破毛衣。装扮好之后，他戴上那张死人脸面具，头上斜扣着爸爸不要的旧礼帽。只可惜帽子太大，在他脑袋上顶不住，还把耳朵都盖上了。

弗兰西穿着妈妈的黄色胸衣，鲜艳的蓝色裙子，还束着红色的腰带。她在头上围了一条红头巾，把面具固定住，头巾两端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外面天气很冷，所以妈妈叫她在头巾外面再戴一顶“疙瘩帽”（这个词是凯蒂自己编的，说的其实就是羊毛绒线帽）。弗兰西还拿出去年复活节用过的篮子，在里面放了两颗核桃做装饰。姐弟俩出发了。

大街上挤满了头戴面具、身穿奇装异服的孩子，他们人手一把锡皮喇叭，吹出的噪音震耳欲聋。有些孩子连便宜面具都买不起，就用烧煳了的软木塞把整张脸涂得漆黑。而家境富裕的孩子们穿的则是店里买来的服装：布料很差的印第安人装束、牛仔装，还有粗棉布做的荷兰女仆套装。还有那么几个孩子对这事没什么兴致，干脆只在身上披条脏床单，就姑且算是化装了。

孩子们挤成一团，弗兰西也被夹在中间，和他们一起走街串巷。有些商店直接锁上店门防着他们，不过大多数店主都给孩子准备了点儿东西。从几周之前开始，糖果店的老板就特意把碎糖渣都攒了起来，用小袋子分装了，这一天上门讨东西的孩子人人有份。他不得不这么干，因为他平时可是指着这些孩子手里的分币过活的，所以可不想惹得他们抵制自己。面包店烤了许多软乎乎的饼干分给孩子们。这一带的孩子们是到市场上采买的主力，而他们只愿意光顾对自己好的店家。面包店的老板们深知这一点。蔬果店也会拿出熟过头的香蕉和烂了一半的苹果。有些商店做不着孩子的生意，就要么锁上店门不让进，要么不仅什么都不给，还用难听的话臭骂一顿，说着乞讨多么多么不好。作为报复，孩子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把他们的前门敲得震天响，“砸门”这个说法指的也是这回事。

到了中午，热闹就差不多全过去了。弗兰西早已穿够了那套松松垮垮的行头，面具也变得皱巴巴的（这面具本来就是在廉价纱布上重重地涂几层糨糊，再贴在模具上风干做成的）。有个男孩抢了她的锡皮喇叭，被撅成了两截搁在膝盖上。她还遇上了鼻子淌着血的尼利，他和另一个想抢他篮子的男孩打了一架。尼利没说谁输谁赢，可是他把那个男孩的篮子和自己的一起拿回来了。他们一起回了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午餐，有炖肉和家里自己做的面条。饭后，孩子们听着爸爸回忆他自己小时候过感恩节的故事，就这么打发掉了整个下午。

也是在这一年的感恩节期间，弗兰西说了她平生第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个谎言被识破了，而她也由此下定决心要当个作家。

那是感恩节的前一天。弗兰西的班级在排练节目，四个被选中的小姑娘每人拿着这个节日的象征物朗诵感恩节的诗歌：一个拿着根风干的玉米棒，一个拿着一只火鸡爪子—这是用来代表整只火鸡的，第三个拿着一筐苹果，最后一个拿着一块卖五分钱的南瓜馅饼，差不多有个小碟子那么大。

排练结束之后，火鸡爪和玉米棒就进了垃圾桶，老师把苹果收到一边准备带回家，又问有没有学生愿意要那块小南瓜馅饼。三十张嘴巴同时咽着口水，三十只小手恨不得立刻举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举手。有些孩子家里很穷，不少孩子这时候也饿了，可同时所有孩子自尊心都很强，谁也不想接受施舍来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说想要，老师就让大家把馅饼扔掉。

弗兰西忍不下去了，那个馅饼分明好好的，怎么能就这么扔掉？何况她还从来没尝过南瓜馅饼呢。在弗兰西看来，这种东西是坐大篷车的拓荒者和印第安勇士吃的，她可实在太想尝尝味道了。她灵机一动，瞬间想好了一个谎言，就把手举了起来。

“很高兴看见有人愿意要。”老师说。

“我不是自己要，”弗兰西用骄傲的语气说着谎话，“我认识一家人特别特别穷，我想把这馅饼送给他们。”

“很好啊，”老师说，“这才是真正的感恩节精神呢。”

下午放学以后，弗兰西在回家路上就把南瓜馅饼吃了。不知是因为良心不安，还是因为那陌生的口味吃不习惯，她一点儿没觉得这馅饼好吃，甚至感觉味同嚼蜡。节日过后的那个星期一，老师上课之前在大堂看到弗兰西，就问她那家穷人是不是喜欢之前的南瓜馅饼。

“他们可喜欢了，”弗兰西说，看老师似乎很感兴趣，她就接着添油加醋起来，“这家人有两个小姑娘，长着金色的鬈发，大大的蓝眼睛。”

“还有呢？”老师追问道。

“还有……嗯……她俩是双胞胎。”

“真有意思。”

弗兰西的灵感来了：“这姐俩一个叫帕梅拉，另一个叫卡米拉。”（这两个名字其实都是弗兰西给她那并不存在的洋娃娃起的。）

“而且她们家特别、特别、特别穷。”老师这么提了一句。

“啊对，特别特别穷。她们整整三天没吃东西，医生说，如果我没带馅饼来，那她们俩可能就要饿死了。”

“那个馅饼分明那么小，”老师柔声说着，“却能救下两条人命。”

弗兰西意识到自己编得太过火了。她恨自己居然就鬼使神差地扯了这么一个弥天大谎。老师弯下身子，搂住了弗兰西，弗兰西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潮水般的悔恨之情在心中翻涌，彻底击溃了她。

“这都是我扯的谎，”她对老师坦白了，“我自己把馅饼吃掉了。”

“我知道是你吃的。”

“请您千万别给我家写信，”弗兰西乞求道，因为入学登记的地址也不是真的，“我可以每天放学以后都留下来……”

“我是不会因为想象力惩罚你的。”

接下来，老师温柔地向她解释了“谎言”与“故事”的区别。人们说谎往往是出于恶意或者怯懦，而讲故事却只是把有可能实现的事情以编造的方式说出来—只不过说的并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而是人们希望它呈现出的模样。

听了老师的话，困扰着弗兰西的一个大问题终于解开了。最近这段时间，她说话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夸大其词，不肯只是把发生的事情如实讲出来，而是要添油加醋，额外加上不少刺激的东西和戏剧性的转折。这种表现让凯蒂很头疼，她经常警告弗兰西，说话要有一说一，别乱添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弗兰西就是没法把没滋没味的实情直接讲出来，她总觉得要加上点儿什么才好玩儿。

其实凯蒂自己在给叙述增添色彩这方面有着同样的天赋，而约翰尼的世界有一半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可他们还是尽力压制着孩子身上的这种倾向。或许他们有好的理由。或许他们知道，正是因为他们那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为生活的贫困和残酷抹上了太多的玫瑰色，他们才能撑得下去。也许是凯蒂以为，假如没有这种能力，他们的头脑会更清晰，看事物也更能抓住本质，能够看清现状、痛恨现状，并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现状。

弗兰西永远记得那位好心的老师告诉她的话：“你知道吗，弗兰西，很多人都觉得你编的故事是讨厌的谎言，因为它和人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以后再和别人说事情时，你一定要原原本本地讲实话，可是写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件事写成你想象中的样子。把事实讲出来，把故事写下来，这样你就再也不会搞混了。”

这是弗兰西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棒的建议。在她的脑海中，事实和幻想一直是混在一起的—哪个孤独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呢？—她时常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可是经老师这么一说，这一切终于清晰起来了。从那天开始，她会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或者经历写成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终于学会了如实陈述事情的本来面貌，只是略带一些直觉使然的小小渲染而已。

那一年，十岁的弗兰西找到了写作这个突破口。她究竟写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本身为她划清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如果没有写作这个出口的话，她长大以后可能就变成满嘴谎言的大骗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