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不用天或者月来计算一年的时间，而是用一个个来了又去的节日。她的一年始于7月4日，因为那是学校放假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早在正日子到来的一周之前，弗兰西就已经开始攒鞭炮了，她能搞到的每一分钱都换成了一包包的小鞭炮，都存在盒子里塞到床底下。她每天至少把箱子拿出来十回，来回摆弄里面的鞭炮，久久地盯着外面淡红色的纸皮、白纸搓成的捻子看，想着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她还会拿出粗粗的闷烧点火棒(9)闻闻气味—那是买鞭炮的时候免费送的—这东西是专门用来点鞭炮的，点燃以后可以闷烧上好几个小时。

可是真等到了国庆的大日子，弗兰西反而舍不得放这些鞭炮了。存着这些东西的感觉远比实际用它们好得多。有一年家里的日子特别紧，实在是连几分钱都省不出来了，弗兰西和尼利就攒了很多纸袋子，等到了日子就在里面装满水，把袋口拧紧，从屋顶往下面的马路上扔。水袋在地上会发出响亮的噼啪声，和鞭炮多少算是有点儿相似。差点儿被砸到的路人愤愤地抬头怒目而视，却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毕竟穷孩子都是这么庆祝国庆节的。

下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万圣节。尼利会拿煤灰把脸涂得漆黑，帽子反着戴，外套也翻过来穿。他拿了妈妈的一只黑色长袜，往里面装满煤灰，抡着这把自制的“闷棍”和伙伴们在街上游**，边走边不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叫嚷。

弗兰西和其他小姑娘一起拿着粉笔头在街上游**，在每个穿大衣的路人后背上飞快地画个大大的叉子。孩子们搞的这些“仪式”也没有特定的含义，那个符号虽然流传了下来，背后的缘由却早已没人记得了。也许它是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也许当年人们会用它来标记感染瘟疫的人家，也许那年头的闲散无赖会故意在没染病的人身上画同样的记号，用这种残酷的玩笑折腾他们，而这个行为本身代代相传，最终变成了个没头没脑的万圣节把戏。

在弗兰西看来，选举日是所有节日里最盛大的一个。和其他节日相比，选举日似乎是整个社区共同的节日。哪怕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也投票选举，那也一定和布鲁克林的选举不一样，至少弗兰西是这么认为的。

约翰尼带弗兰西看过斯科尔斯街上的一家牡蛎馆。那家餐馆的建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说甚至可以上溯到大酋长坦慕尼(10)带着他的勇士们到处打游击的时代以前。店里的炸牡蛎驰名全州，但是真正让这家馆子出名的却是其他东西—这里是市政厅那群政客的秘密会议地点。党内的“酋长”们会在这家店里找个隐秘的包间举办秘密“部落集会”，一边享用着多汁的牡蛎，一边议定该让谁当选，又该让谁下台。

弗兰西经常从那家餐馆门口走过，每次都会激动地看看它。店门上没写名字，窗口也是空空的，只摆了一盆蕨菜，黄铜的窗帘杆上挂着半扇褐色的亚麻窗帘。有一回弗兰西碰见餐馆打开门让某个人进去，她也顺势得以向里面一瞥，看见屋里房顶很低，台灯上罩着红色的灯罩，光线很暗，弥漫着厚厚的雪茄烟烟雾。

和这一带其他孩子一样，弗兰西也参与一些选举日的活动，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活动是什么意思，背后又有什么缘故。选举日当夜，弗兰西和孩子们排成一队，手搭在前一个孩子的肩膀上，跳着舞在街上蜿蜒前行，嘴里唱着

坦慕尼，坦慕尼，

大酋长坐在帐篷里，勇士欢庆得胜利，

坦慕尼，坦慕尼……

弗兰西仔细地听着爸爸和妈妈辩论党派的优缺点。爸爸是民主党的拥趸，而妈妈却对它没什么好感。她会对这个党派批评一番，还说约翰尼这一票就和打水漂差不多。

“别这么说嘛，凯蒂，”约翰尼反驳道，“总的来说，民主党还是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

“这些好事也只能凭空想想而已。”妈妈轻蔑地嘟囔一句。

“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家里的男人给他们投一票而已，看看他们给了多少回报啊。”

“你倒是说说看，他们都给了什么回报？”

“比方说吧，你需要法律方面的建议，那你就不需要请律师，问州议员就可以了。”

“这不就是瞎子给瞎子领路吗？”

“这你还真别不信，他们虽然看着是挺蠢，但是对纽约市的法律法规可是倒背如流的。”

“你试着起诉纽约市一回，你就该知道坦慕尼会的人能给你帮多大忙了。”

“那就说公务员资格考试吧，”约翰尼打算换个角度，“他们知道警察、消防员或者邮递员的资格考试在什么时候，如果有选民感兴趣的话，他们总是会通知的。”

“拉维太太的老公三年前就参加了邮递员资格考试，现在不还在开卡车？”

“啊！因为他是共和党嘛！如果他选民主党，那他们肯定会把他的名字放在录用清单前排的。我听说有个老师想换学校，坦慕尼就给办妥了。”

“凭什么？除非她长得好看。”

“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一步很精明。因为老师是教育未来的选民的。比如说这个老师吧，她以后就得抓住各种机会在学生面前说坦慕尼会的好话。毕竟你也知道，每个男孩长大以后都要投票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们的特权嘛。”

“特权，我呸！”凯蒂嘲笑道。

“就这么说吧，比如你有一条贵宾犬，然后这狗死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养的哪门子贵宾犬啊？”

“咱们这不是聊天嘛，你就不能假装自己养了条贵宾犬？”

“行吧，我养的贵宾犬死了，然后呢？”

“你就可以带着死狗到他们的总部去，那里的人就会帮你处理了。再设想一下，比如弗兰西想办工作证，可是年龄又太小了。”

“那我猜他们能帮着办妥了。”

“那是自然。”

“你觉得办假证送这么小的孩子进工厂工作合适吗？”

“这个嘛，假如你生了个坏小子，每天逃学，在街上到处瞎逛，游手好闲的不学好，而法律又不允许他工作。那办个假证让他找个活儿干不是更好吗？”

“这么说的话的确是。”凯蒂不情不愿地退了一步。

“瞧瞧他们给选民找了多少工作。”

“你知道他们怎么搞到这些工作的，对吧？他们到工厂去检查，又故意对这些厂子违法违规的行径视而不见，那场子的老板肯定得报答他们，但凡厂里缺人手，就跟他们知会一声。这么一来，找着工作的功劳就都归坦慕尼了。”

“我再说个例子吧，比如有个人的亲戚在以前的国家，可是因为手续上的条条框框太多了，没法到这边来。那么坦慕尼就能帮着办妥这件事。”

“那当然了，他们把外国人弄进来，给他们办手续，办到了要弄入籍手续这一步，再告诉这些人必须给民主党投票，不然就得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坦慕尼对穷人很好。比方说有个人生病了，付不起房租，你觉得坦慕尼会让房东把他扫地出门吗？当然不会了，如果这个人是民主党就肯定不会。”

“那我猜房东肯定都是民主党了。”凯蒂说。

“不是。这套系统两方面都能兼顾。假如哪个房东的租户是个无赖，还冲着他的鼻子来了一拳，那你猜怎么着？坦慕尼会帮房东把他赶走。”

“坦慕尼会给人民一点儿好处，然后索取双倍的报答。你就等着女人也能投票的那一天吧，”约翰尼的大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相信我们女人能投票？那一天早晚会来的。你记着我这话。我们早晚会把这些狡诈的政客送进他们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大牢里。”

“等女人也能投票那一天真的来了，你会和我手挽着手一起去投票，我怎么投你就怎么投。”约翰尼搂过凯蒂，飞快地拥抱了一下。

凯蒂对他笑了笑，弗兰西留意到，妈妈的笑容坏坏的，有点儿像学校礼堂油画里那个女士的笑容—而人们管那画中人叫蒙娜·丽莎。

坦慕尼会能坐拥如此权势，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娃娃抓起，用党派选民的方式教育孩子们。哪怕是最愚蠢的政客走狗都知道，不论时间到底能改变什么，反正随着时光的流逝，今天还在上学的男孩早晚会变成明日的选民。他们不仅争取男孩，也争取女孩。虽然那年头女性不能投票，但是政客们知道，布鲁克林的妇女对她们的男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要是小姑娘从小就被人教得心向民主党，那等她长大嫁了人也会让自己的男人给民主党投票。为了讨好这些孩子，马蒂·马霍尼的选团每年夏天都会为带孩子的家长组织远足。虽然凯蒂对这个组织满心鄙夷，却也觉得能好好玩一趟的机会不蹭白不蹭。弗兰西听说要出去玩简直激动得不得了，因为她虽然已经十岁了，却一次船都没有坐过。

约翰尼不愿意去，也不理解凯蒂为什么想去。

“我想去是因为我热爱生活。”凯蒂给了这么个奇怪的理由。

“如果这种闹哄哄的乱子也算是生活，那打折卖给我我都不要。”约翰尼说。

不过约翰尼到底还是跟着一起去了，想着这种活动或许多少有点儿教育意义，而既然能教育孩子，他就非得在场不可了。这一天又闷又热，游船的甲板上挤满了孩子，他们一个个兴奋得发狂，到处跑来跑去，有好几回都差点儿掉进哈德逊河里。弗兰西一直盯着流动的河水看，直到她平生第一回感觉到了头晕。约翰尼告诉自己的一双儿女，很久很久以前，亨利·哈德逊(11)本人也乘船在这条河上航行过。弗兰西不禁想到，不知道哈德逊先生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头晕恶心。妈妈坐在甲板上，头戴翡翠绿的草帽，身穿从伊薇姨妈那里借来的有圆点花样的黄洋纱裙子，看起来漂亮极了。她身边的人都笑呵呵的，妈妈活泼健谈，人家也爱听她聊天。

刚过了正午，游船就在纽约州北部一处树木茂密的峡谷靠了岸，民主党的选民们也纷纷下了船。孩子们忙着花自己手里的兑换票。出游的一星期前，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十张连成一条的票子，上面分别写着“热狗”“苏打水”“旋转木马”之类的字样。弗兰西和尼利分别也拿到了十张，可是有几个狡猾的男孩子骗弗兰西拿兑换票当赌注打弹子，说是万一赢了就能拿到五十张整条的票，这一天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了。弗兰西打弹子的水平不行，很快就把手上的票都输光了，而尼利运气倒是不错，在自己的十张之外又额外赢来了两个整条。弗兰西问妈妈，能不能让尼利分张票给她，而妈妈抓住这个机会，就赌博这件事给她上了一课。

“你本来也有票，可是你非要自作聪明，觉得能把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赢过来，结果自己的也没有了。赌博的人只想着赢，从来就想不到输。可你要记住，只要赌就总有人会输，别人可能输，你也就一样可能输。如果输光了一整条兑换票能让你学到个教训，那这学费也不算贵了。”

妈妈说得很对，弗兰西知道她说得很对，可是这话也没法让她高兴起来。她想像其他孩子一样去坐旋转木马，想喝杯苏打水。她闷闷不乐地站在热狗摊子边上，看着别的孩子狼吞虎咽，有个男人开口和她搭话，他身穿警服，只不过上面的金星金线多一点。

“小姑娘，没票啦？”那个人问。

“我忘带了。”弗兰西扯了个谎。

“你说是就是，我小时候弹子打得也不怎么样，”他从口袋里摸出三张整条的票子，“我们每年都会给输光了的孩子额外预备一些，不过倒是不常看见女孩子把手里的票子都输光。她们哪怕手里有的东西再少，也知道是自己的就要抓住了不放。”弗兰西接过票子，道了谢，正准备转身离开，那人又开口问道：“那边坐着的那个戴绿色草帽的是不是你妈妈？”

“是啊。”弗兰西等着那人继续问，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最终弗兰西忍不住问道：“怎么啦？”

“你最好每天晚上都念念‘小花(12)’的祈祷文，让她保佑你长大以后能有你妈妈一半漂亮。最好马上就开始这么干。”

“我妈妈身边那个就是我爸爸。”弗兰西等着听他夸爸爸也很好看，可是那人只是盯着约翰尼看，没再说什么。弗兰西索性跑开了。

妈妈让弗兰西每过半个小时就回她这里报个到。弗兰西再回去休息的时候，约翰尼到酒桶边喝免费的啤酒去了，妈妈拿她开起了玩笑：“你和你茜茜姨妈一样，就爱跟穿制服的男人说话。”

“他给了我几张兑换票。”

“我看见了，”凯蒂接下来的话听着挺随意，“他都问你什么了？”

“他问我你是不是我妈妈。”弗兰西没把那人说妈妈漂亮的部分告诉她。

“是了，我猜他也是要问这个。”凯蒂盯着自己的双手说道。这双手被洗涤剂泡得又红又粗，还到处都是裂开的小口子。她从包里拿出一双缝补过的棉布手套，虽然天气很热，她还是把手套戴在手上，叹了口气：“我干活干得太辛苦了，有时候简直要忘了自己是个女人。”

弗兰西很震惊，她从来没听妈妈说过这种姑且能算是抱怨的话。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突然就因为自己的手害起臊来。她蹦蹦跳跳地跑远了，临走时听见妈妈问坐在边上的一位女士：“那边那男的是谁来着—就是穿着制服，往咱们这边看的那个？”

“那是迈克尔·麦克舍恩警官。也是怪了，你居然不认识他，他可是分管你们那个片区的啊。”

快乐的一天还在继续。每张长桌末端都放着一桶啤酒，所有民主党的好选民都能免费喝。弗兰西兴奋极了，她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尖叫着到处乱窜，打打闹闹。啤酒就像暴雨过后布鲁克林排水沟里的雨水一样源源不绝。有支铜管乐队一直奏着乐，曲子有《凯里郡的舞者》《爱尔兰人眼含笑意》，还有《那正是我，哈里根》。它还演奏了《香农河》和纽约本地的民歌《纽约人行道》。

每套曲子开演之前，指挥都要报一回幕：“马蒂·马霍尼乐队为您演奏—”每支曲子奏罢，乐队成员都要齐声喊一句“马蒂·马霍尼万岁！”服务员们每倒出一杯酒，都会说一句“这是马蒂·马霍尼请您的。”当天的每个活动都挂着马霍尼的名字，比如“马蒂·马霍尼竞走” “马蒂·马霍尼滚花生仁大赛”之类的。这一天还没结束，弗兰西就已经深信马蒂·马霍尼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好人了。

傍晚时分，弗兰西突然想到应该去找找马霍尼先生，然后当面向他道谢，感谢他让自己度过了这么好的一段时光。她找了又找，问了又问，却只发现了一件怪事：谁也不认识马蒂·马霍尼，而且谁也没有见过他。看来他肯定没来野餐会的现场，他似乎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个人告诉弗兰西，可能根本就没有马蒂·马霍尼这么个人，而这名字也只不过是组织领导者的代号而已。

“我这四十年投的都是一样的票，”那人说，“他们的候选人好像一直是同一个马蒂·马霍尼，也有可能是人不一样，但是都用同一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小丫头，反正我一直只投民主党。”

游船沿着月光下的哈德逊河航行，除了有不少男人打起架来以外，返程的旅途平淡无趣。孩子们晕船，身上又被太阳晒伤了，一个个焦躁不安。尼利枕在妈妈腿上睡着了，弗兰西坐在甲板上听爸爸妈妈聊天。

“你认不认识麦克舍恩警官？”凯蒂问。

“我知道他。人家都说他是个诚实正直的好警察。民主党也挺关注他，哪天他选上州议员也不奇怪。”

边上坐着的一个男的凑过来戳了戳约翰尼的胳膊：“哥们儿，他选上警察专员还差不多。”

“那他的个人生活呢？”凯蒂又问道。

“就和阿尔杰(13)写的那种故事差不多吧。他是二十五年前从爱尔兰过来的，全部身家只有背上背的一个小箱子。他先是在码头打短工，晚上念夜校，后来又进了警队。然后他一路学习、考试，最终当上了警察。”约翰尼说。

“我猜他肯定娶了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当贤内助吧。”

“实际上还真不是。他刚过来的时候，有户爱尔兰人家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他自己站稳脚跟为止。那家人的女儿嫁了个混混，他蜜月刚过就跑了，后来又和人打架丧了命。可那姑娘要生孩子了，街坊却死活不相信她结过婚，眼看这家人就要丢人现眼，麦克舍恩娶了那姑娘，让生下来的孩子随他姓。这当然不算是恋爱结婚，不过我听说他对老婆很好。”

“那他们两口子又生孩子了吗？”

“我听说生过十四个。”

“十四个！”

“可是只养活了四个，而且这几个孩子好像也没长大成人就死了。他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痨病，这是从他们妈妈身上遗传来的，而她自己是以前被另外一个姑娘传染的。”

“他也着实吃了不少苦，”约翰尼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着，“他可是个好人啊。”

“我想他老婆还活着吧。”

“可是病得很厉害，人家都说她没多少日子了。”

“得了吧，这种人才能熬呢。”

“凯蒂！”妻子的话让约翰尼大为震惊。

“我不管那么多！嫁给流氓又生了他的孩子不能说她不对，她有这个权利。可是要我说，病得快死又不肯好好吃药就是她的错了。凭什么拿自己的毛病拖累那么个好男人？”

“可不能这么说话。”

“要我说她就该早点儿死了完事呢。”

“别说了，凯蒂。”

“我偏要说。她一死，她丈夫就能再娶一个了—娶个健康又漂亮的女人，给他生几个养得活的孩子。这是好男人应得的。”

约翰尼什么都没说，弗兰西听着自己母亲的话，心头涌起一阵无名的恐惧。于是她站起身来，走到爸爸身边拉住他的手，又用力地握了握。约翰尼的眼睛惊讶地瞪大了，他把孩子拉到身边，紧紧搂在怀里，可嘴上却只是说着：

“你瞧，月亮在水面上走呢。”

野餐会过后不久，组织者就开始为选举日做准备了。他们给附近的孩子散发了很多亮闪闪的白色徽章，上面印着马蒂的脸。弗兰西也拿到了一些，她久久地盯着那张面孔看。马蒂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神秘了，简直像是圣灵一样—她觉得他存在，却又从来没亲眼见过。徽章上的人面无表情，梳着背头，蓄着八字胡，看起来和一般的三流政客没什么两样。弗兰西真想见见他—只要亲眼见他一次就行。

徽章让孩子们着实激动了一阵，他们用它换东西，拿它当游戏的赌注，这徽章成了那一带的通用货币。尼利以十枚徽章的价格把自己的陀螺卖给了另一个男孩，弗兰西花十五枚徽章从开糖果店的“瘸佬”那里买到了一分钱的糖（竞选组织的人和“瘸佬”有约在先，可以拿收到的徽章找他们换成钱）。弗兰西到处找马蒂，却发现他的脸无处不在：她看见男孩们拿他的徽章玩弹硬币游戏，看见他们把它放在电车轨道上轧得平平的，打算做成踢房子用的小铁块。它和其他零零碎碎一起被尼利揣进口袋里。往下水道里瞟一眼，也能看见徽章上的马蒂脸朝上漂在污水上。她透过路面的格栅看见他的脸埋在贫瘠的酸土里。去教堂的时候，她看见隔座的庞奇·珀金斯往收奉纳的盘子里扔的是两枚徽章，而不是他妈临出门交给他的两分钱；弥撒结束以后，她看见他径直去了糖果店，拿那两分钱买了四根“甜卡波拉”牌的香烟。到处都是马蒂的脸，而她从未亲眼见过马蒂本人。

选举日的前一周，弗兰西跟着尼利和其他男孩到处收集“选柴”—也就是选举日当晚点燃大篝火要用的木柴—帮他们把这些木柴都存在地下室里。

选举日当天她起了个大早，看见有个人来敲自己家的门。约翰尼去应门，那人问：

“诺兰家？”

“对。”约翰尼答道。

“十一点钟去投票站，”那人在清单上勾掉了约翰尼的名字，又递给他一支雪茄，“这是马蒂·马霍尼请您的。”然后他就去敲下一户民主党选民的门了。

“他们就算不来通知，你不也一样要去投票站吗？”弗兰西问。

“确实，不过他们会给每个人都安排个时段，好把大家去投票的时间错开……你懂的，别让所有人都挤到一起去。”

“为什么呢？”弗兰西刨根问底。

“这个嘛—”约翰尼吞吞吐吐。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妈妈插嘴道，“他们要盯紧了都有谁去投票，又把票投给谁了。他们知道哪家的男人几点去投票，如果他没去，或者没投给马蒂，那他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女人根本不懂政治。”约翰尼边说边点上了马蒂“请”的雪茄。

当天晚上，弗兰西帮着尼利把他们搜集的木柴拖了出来，他们这片的篝火最大，这里面也有姐弟俩的一份功劳。弗兰西和其他孩子一起排成一队，围着火堆跳起印第安舞，嘴里唱着“坦慕尼”的儿歌。等篝火烧得差不多了，男孩们就去犹太商贩的手推货车上搜刮一番，把偷来的土豆埋在灰堆里烤。他们管这么烤熟的土豆叫“烫耗子”。土豆不够分，弗兰西一个都没吃上。

她站在大街上，看着选举的结果陆陆续续出炉。街角的一栋房子几扇窗户之间挂着一张床单，马路对面有一盏“魔法灯”把数字投影在床单上。每有一个新结果出来，弗兰西就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嚷道：

“又有一个区出结果啦！”

马蒂的照片不时在投影里出现，人群欢呼得嗓子都哑了。那年选出了一个民主党的总统，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也再次连任，不过弗兰西只知道马蒂·马霍尼又当选了。

选举一过，政客们就把自己的承诺忘在了脑后，心安理得地一直歇到过新年，然后又开始忙活下一年的选举。1月2号是民主党总部的女士招待日。唯独在这一天，这个只限男性入内的地方会允许妇女进入，还用雪莉酒和小蛋糕招待她们。一整天下来，到访的女士络绎不绝，马蒂的党羽殷勤地迎来送往，而马蒂本人从来不露面。离开之前，女士们都会在大堂桌上那只雕花玻璃盘里留下自己装饰精美的小小名片。

凯蒂看不起这些政客，可这也不妨碍她每年都去参加招待日。她换上洗净熨平的灰色套装—就是上面装饰了很多穗带的那一套—歪戴着翡翠绿的天鹅绒帽子，让它斜斜地扣在右眼上方。她甚至会拿出一毛钱，让临时在党部外面支起摊子的代笔人给自己做一张名片。代笔人在卡片上写了约翰·诺兰夫人，还给几个大写字母画上了天使和花朵的装饰。这一毛钱本该存起来，不过凯蒂觉得自己一年也能奢侈这么一回。

一家人等着凯蒂回来，想听她说说招待日的事。

“今年怎么样啊？”约翰尼问。

“还是老样子，还是原来那群人。不少女人穿的都是新衣裳，我敢说她们肯定都是临时买的。当然，穿得最好的肯定都是妓女，”凯蒂直率地说着，“和往年一样，妓女比良家妇女多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