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急切地盼望着上学的日子。她以为只要上了学，很多好东西就会随之而来，而她巴不得能早点儿得到那些。弗兰西一直是个孤独的孩子，所以她渴望其他孩子的陪伴。她还很期待能用学校院子里的饮水器喝水，这种饮水器的龙头是朝上的，弗兰西一直以为里头装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白水，而是苏打水。爸爸妈妈也和她说过学校里的教室什么样，她真想亲眼看看那种能像百叶窗一样卷上卷下的地图。而要说她最期待的，肯定就是那套“学校专用文具”了：有一个笔记本，一块小石板，一个装满新铅笔的滑盖铅笔盒，一块橡皮，一个大炮形的锡质转笔刀，一块擦笔布，还有一把六英寸长的黄色软木尺子。

要上学就得先打疫苗，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这事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卫生部门费尽口舌，试图向目不识丁的穷人解释，疫苗就是把一种完全无害的天花病毒打进孩子体内，这样孩子对真正要人命的天花就有抵抗力了。可家长们完全不买账。他们只能听出这是要往健康的孩子身上打病毒。有些在外国出生的家长坚决不允许孩子打疫苗，所以孩子也就上不了学，于是法律就要追究他们不让孩子上学的责任。“这算哪门子自由的国家？”他们抱怨道，“人活多长都是命。法律逼着人送孩子上学，要上学还得让孩子冒生命危险，这算是哪门子的自由？”于是哭哭啼啼的母亲们只得拽着大声哭嚎的孩子去卫生中心，那样子活像是送无辜幼儿进屠宰场。孩子们一看见注射器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而坐在接待室里等着的母亲们也拿围巾蒙着脑袋哭天抢地，简直像给死人哭丧似的。

那年弗兰西七岁，尼利六岁。凯蒂没让弗兰西到了年纪就上学，她想着两个孩子同一年上学的话，万一被大孩子欺负了还能互相有个照应。于是在八月的一个可怕的星期六，凯蒂趁上班之前先走进卧室，叫醒了孩子们：

“听好了，你俩起床以后，好好把身上洗干净。等到了十一点，就到街拐角找那个管公共卫生的地方，跟他们说你俩今年九月份上学，所以要打疫苗。”

弗兰西开始哆嗦，尼利直接哭了出来。

“妈妈，你和我们一起去行吗”弗兰西央求道。

“我得上班，不然谁替我干活儿赚钱？”凯蒂用怒气冲冲的态度掩饰着自己的愧疚。

弗兰西没再说什么。凯蒂知道自己让孩子们失望了，可是她也没有别的办法。没错，她应该和孩子们一起去，去给他们些慰藉，有她在也能给他们壮壮胆。可是她很清楚自己受不了那种场面的折磨。何况不管她自己在不在，孩子们都必须要打防疫针，这一点她无法改变。那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能从这种痛苦中逃脱，又有何不可呢？再说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艰险又苦涩的—凯蒂对着自己愧疚不安的内心说—既然他们要在这么一个世界里生活，那就不如让他们从小就坚强起来，学会照顾自己。

“那就是爸爸陪我们一起去喽？”弗兰西满怀希望地问道。

“爸爸在工会等活儿呢，他今天一天都不在家。你俩都这么大了，可以自己去了。再说打疫苗也不疼。”

尼利的哭声调门儿更高了。凯蒂简直有点承受不来，她实在是太爱这个小男孩了。她不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去，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看不得儿子受一点点伤害—哪怕只是针扎一下都不行。她几乎要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了，可是不行，要是她陪孩子去打针，半天的工作就泡汤了，还得周日上午多做半天补回来。再说日后她也总会有病倒的一天，孩子们早晚得接受应付没有她的日子。于是凯蒂还是急匆匆地上班去了。

弗兰西努力安抚吓坏了的尼利。有些大点的男孩跟他说过，卫生中心的人抓住小孩以后会把他们的胳膊砍掉。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别满脑子都想着这回事，弗兰西就带尼利到院子里玩。俩人一起做起了泥饼子，完全忘了妈妈嘱咐过要把身上洗干净。

姐弟俩差点儿忘了十一点钟的事，他们做泥饼子做得太入迷了，玩泥玩得手上脸上都脏兮兮的。差十分钟十一点的时候，加迪斯夫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冲他们喊了几句—凯蒂之前请她看快到十一点了就提醒孩子们一声。尼利泪涟涟地做完了最后一个泥饼子，弗兰西拉起他的手，两个孩子慢吞吞地拖着步子走过街角。

他们在长凳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旁边坐着个犹太人妈妈，怀里紧紧抱着个六岁的男孩，她一边哭，一边狂热地一次又一次吻这孩子的脑门。其他母亲也一个个愁眉苦脸，眉头紧锁，脸上痛苦地挤出了深深的皱纹。干那件可怕的事的地方与弗兰西他们之间就隔着一扇毛玻璃门，门后持续不断地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哭声不时被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然后哭声继续，玻璃门里走出个脸色苍白的孩子，左臂上缠着一块干净的白纱布。妈妈会冲过去一把抓住自己的孩子，冲那扇玻璃门挥挥颤抖的拳头，用外国话骂上几句，就拽着孩子匆匆离开这间“拷问室”了。

弗兰西哆嗦着走进玻璃门。她在这短短的一生中还从来没见过医生和护士呢。他们的制服那么白；小碟子上隔着纸巾放着很多亮闪闪的器具，每一件看起来都那么凶险；屋里充满了抗菌剂的气味；最吓人的是那台雾蒙蒙的消毒器，上面还画着个血红血红的红十字。这一切把弗兰西吓得舌头都要打结了。

护士拉起她的袖子，在左胳膊上擦出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弗兰西看到医生冲自己过来了，手上稳稳地拿着吓人的针头。他的身影在弗兰西眼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似乎整个人都成了个巨大的针管。她闭上眼等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什么也没感觉到。于是她又慢慢睁开眼睛，将信将疑地想着事情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结果她痛苦地发现医生还在，手里还拿着针头，他正一脸厌恶地盯着她的胳膊看呢。弗兰西自己也看了一眼，看见脏成深棕色的胳膊上只有一小片擦出来的白地方。她听到医生对护士说：

“脏，真脏，一天到晚都是这么脏。我知道他们穷，可是好歹也得洗洗吧。自来水不要钱，肥皂也不贵。护士，你看这胳膊脏的。”

护士凑过来看了一眼，她惊愕地咂了咂嘴。弗兰西站在那里，羞得满脸发红发烫。这医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附近一家医院实习。每周他都必须花上几个小时在这种免费诊所服务一次。实习期一结束，他就能回波士顿体体面面地开业行医了。他在波士顿的未婚妻是个很有地位的女人，在写给她的信里，医生学着这一带人常用的说法，说自己在布鲁克林实习的这段经历简直像是“在炼狱里走了一遭”。

护士是个威廉斯堡姑娘，这能从口音听出来。她出生于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但是很有志气，她白天在血汗工厂工作，晚上上学，就这么总算完成了护士的培训，想着有朝一日能嫁个医生。她不希望人家知道自己是贫民窟里出来的。

医生发完脾气之后，弗兰西就一直低着头站着。她是个脏孩子，医生就是这么个意思。现在他声音倒是小点儿了，却还是不停地对护士念叨，说着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要是能把这些人都好好“消个毒”再彻底绝育，那这个世界就太平多了。他是想让自己去死吗？他会不会做点儿什么要了她的命？就因为她做泥饼子玩把自己身上玩脏了？

弗兰西抬头看了看护士，在她看来，所有女人都应该像她自己的妈妈，或者茜茜和伊薇两位姨妈一样。她以为护士可能会说：“可能这孩子的妈妈得出去上班，所以早上没时间给她好好洗洗吧。”或者，“您也知道，大夫，小孩都爱玩泥巴嘛。”可那护士说的却是，“可不是嘛，这多糟糕啊！大夫，我真同情您，这帮人活得这么脏，真是太不应该了。”

通过艰苦奋斗从底层爬出来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走出原本的环境之后，他可以选择彻底忘记这段过去，也可以选择永不遗忘，永远从理解与同情的角度去看待在那残酷的上升之路中被自己抛在背后的人们。而护士选择了遗忘。此时的她自己也知道，即便事过多年，眼前这个贫穷瘦弱的孩子脸上的痛苦也会在她心中萦绕不去。日后她必定会悔恨地想着，自己当年要是好歹说了句安慰的话，做了件能挽救自己灵魂的小事，那该有多好！她明白自己的做法不光彩，可她却也没有不这么做的勇气。

针扎下来的时候，弗兰西甚至没有感觉到。医生的话在她心中掀起的伤痛正像潮水一样席卷她的全身，让她无法再有别的感觉。护士娴熟地给她的胳膊包上一块白纱布，医生把针放进消毒器，拿出一根新的针来，弗兰西突然开口了：“下一个是我弟弟，他的胳膊也像我的一样脏，所以你也别太见怪。而且你也没必要跟他说什么了，毕竟你都跟我说完了。”

医生和护士吃惊地盯着她，想不到这么个小家伙居然口齿清晰伶俐地说起这些话。弗兰西的声音有点哽咽了，“你就不用再跟他说什么了。而且你说了也不会有用的，他是个男孩，不在乎自己身上脏不脏。”然后她转过身去，脚步稍微有点踉跄地走出房间。玻璃门在身后关上，她听见医生带着些惊奇的声音说道：“真没想到她能听懂我说什么。”

她还听见护士叹了口气：“啊，算啦。”

孩子们到家的时候，凯蒂也刚好回家吃午饭，她用痛苦的眼神看着他们包着绷带的胳膊。弗兰西激动地问道：

“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他们得先……说很多坏话，再往人胳膊上扎针？”

“打疫苗是很好的事，”妈妈坚定地说，毕竟这件事终于过去了，“打了针你就会区分左右手了。上学以后你得用右手写字，你只要想想扎针的时候是哪边胳膊疼，就知道‘错啦，不能用这只手’，然后就改用另一只手了。”

这个解释让弗兰西很满意，因为她一直不太分得清左右手。她吃饭画画用的都是左手，凯蒂总是得纠正她，让她改用右手拿粉笔或者绣花针。妈妈解释过打疫苗的作用之后，弗兰西也开始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件大好事。如果它能让那么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让人分得清该用哪只手，不该用哪只手，那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也不算很大了。打过疫苗之后，弗兰西就放弃了左手，改用右手，此后再也没有遇到过问题。

当天夜里，弗兰西发烧了，打针的地方痒得难受。她把情况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如临大敌，连忙紧张地嘱咐她：“千万不能挠，不管多痒都不能挠。”

“为什么呢？”

“如果你乱挠，那你整条胳膊都会肿起来，发黑发紫，最后直断掉。所以千万不能挠。”

凯蒂不是故意想吓唬孩子，实际上她自己也非常害怕，因为她认为打完针以后**针眼会得败血症。所以她想着这么吓一吓，弗兰西就不挠针眼儿了。

胳膊上痒得要命，但弗兰西只能拼命忍着不去抓挠。第二天，打过针的地方一阵一阵地疼了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她掀开纱布偷偷看了一眼。结果她惊恐地发现，针眼儿周围完全肿了起来，颜色发青发乌，还冒着黄色的脓水。可是她没有挠呀！弗兰西很确定自己绝对没有挠。等等！没准儿前一天夜里她睡着以后不知不觉地挠过，没错，只可能是那时候挠的了。她不敢告诉妈妈，因为妈妈肯定会说：“我跟你说过不能挠，你就是不听，现在你瞧怎么样？”

那是个星期天的晚上，爸爸出门干活去了。弗兰西睡不着，就从小**爬起来，坐在客厅的窗户边上，脑袋埋在臂弯里，等待着死亡降临。

凌晨三点，她听见格拉汉姆大街上传来电车在转角处进站的刹车声。这说明有人下车了，她从窗户里探出身子看了看，没错，是爸爸。他悠闲地沿着街道往家走，步子像跳舞一样轻盈，还用口哨吹着《我的宝贝是月中人》。他头戴圆顶礼帽，身穿燕尾服，侍者围裙整整齐齐地叠成一卷夹在腋下，那身形在弗兰西眼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他走进楼门，弗兰西喊了他一声，爸爸抬头看了一眼，潇洒地对她点点帽子。弗兰西替爸爸打开了厨房的门。

“首席歌后，怎么这么晚还没睡？”爸爸问，“今天又不是礼拜六。”

“我就是在窗户边上坐一会儿，”她低声说，“等我的胳膊断掉。”

爸爸咳嗽了一声，努力把笑意憋了回去。弗兰西对他说了胳膊的事，他关上通向卧室的门，点亮了灯，小心地打开了弗兰西胳膊上的纱布，看着那肿胀化脓的针眼儿，他感觉胃里一阵翻腾。不过他没让孩子知道。他从来不让弗兰西知道这些。

“就这个呀，宝贝，这不算什么，这真不算什么。你可没看见我打疫苗的时候，当年我的胳膊肿得有你这个两倍大，而且和你这个又是发绿，又是冒黄水的不一样，当年我肿得连红带紫，有些地方还有点发白。可是现在你瞧我这胳膊多结实！”约翰尼这话说得很豪气，可惜却是撒谎，他从来没打过疫苗。

他在盆里倒上温水，又往里面滴了几滴石炭酸，用这水把肿得可怕的针眼儿擦了好几遍。弗兰西感觉有点刺痛，直往后缩，而约翰尼告诉她，觉得刺得慌就说明要好了。他一边洗，一边唱起一支傻乎乎的伤感情歌。

他从来不愿背井离乡，

他从来不愿四处流浪……

约翰尼打算找块干净点的布把纱布换掉，结果没有找到。于是他就脱掉外套，摘掉假前襟，最后脱下套头汗衫，从上面夸张地撕下一块布条。

“你这汗衫还好好的呢。”弗兰西有点抗拒。

“不至于，早就有好多窟窿啦。”

他把弗兰西的胳膊包扎好。那片布条暖烘烘的，带着约翰尼的气味，还有点雪茄烟的味道。不过这对弗兰西来说是个安慰，那气味似乎意味着保护与关爱。

“好啦！都给你收拾好了，首席歌后。你怎么会以为胳膊能掉下来呢？”

“妈妈说如果我挠针眼儿的话胳膊就会断掉。我不是故意要挠的，我猜可能是睡着了以后不小心挠了。”

“有可能，”约翰尼亲了亲孩子瘦削的脸颊，“现在睡觉去吧。”弗兰西回了卧室，整夜都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上就不再觉得疼了。又过了几天，她的胳膊完全恢复了。

弗兰西上床以后，约翰尼又抽了一支雪茄。然后他脱下外衣，慢慢地爬上了凯蒂的床。凯蒂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是他，难得地流露出几分柔情来，伸手搭上他的胸膛。约翰尼轻轻地挪开凯蒂的手，尽可能地离她越远越好。他贴墙躺着，脑袋枕着交叠的双手，盯着无边的黑夜，一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