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历史与人类生活之关系

历史是记载社会进化现象的。所以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有进步的国民，才能使社会进化。人类的进步，为什么如此迟缓，而在进化的中间，还要生出许多纷扰来，以致阻碍进化呢？其最大的毛病，就在无所用其心，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古人称君为元首，就是头脑的意思。一身的指导者是头脑，一群亦不可以无头脑，这意思是对的。惜乎局面广大，情势复杂，更无人能当此重任了。人类的举动，所以不能合理，而往往闯下大祸，就是由于或无足称为首脑部的一群人，或则虽有之，而其行动先自误谬，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境。

历史与人类生活

历史是记载社会进化现象的，而社会的进化，不外乎人类生活的转变。所以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

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

人类从用石进化到用铜、用铁，从采拾食物，进化到渔猎、畜牧、农耕，再从农耕进化到工商时代。人类由家族而成民族，由部落而成国家，种种组织，都离不开社会。一言以蔽之：是人类要求生存，才有种种进化，而且离开社会，就不能够生存。

社会进化是历史的重心

封建时代，列国分立，秦始皇把他统一。汉武帝更开拓疆土，东南到海，西过葱岭，北过大漠。唐初武功，称雄东亚。明朝派三保太监郑和遍历南洋、印度洋，直到非洲东岸。中国声名从此很远。但须知那时的中国社会，大有进步，才能在历史上显著光荣。所以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有进步的国民，才能使社会进化。

人类的进步为什么迟缓

人类的进步，为什么如此迟缓，而在进化的中间，还要生出许多纷扰来，以致阻碍进化呢？其最大的毛病，就在无所用其心，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

人类的行动，不容盲目。而在一群之中，总有较为聪明的人，大家的行动，都受这种人的指导，是合宜的，其结果必然有益。在古代小国寡民的社会中，此等需要，易于察知；而其功绩亦易于见得；所以才智出众的人，易于受人的推戴。古代的民主政治，所以能著成效者以此。到后世，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国大民众，利害关系复杂，断非一人或少数人所能尽知。而我们还只会用老法子，希望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出而当指导之任，而我们大家都跟着他走。所以凡百事情，利弊都很难明了，兴利除弊，更不必说了。古人称君为元首，就是头脑的意思。一身的指导者是头脑，一群亦不可以无头脑，这意思是对的。惜乎局面广大，情势复杂，更无人能当此重任了。然而没有一个能做首脑的人，却不能说一群之中，不能有一个首脑部，现在人类的举动，所以不能合理，而往往闯下大祸，就是由于或无足称为首脑部的一群人，或则虽有之，而其行动先自误谬，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境。前者一切衰微之国都属之，后者好侵略以致陷入泥淖，不能自拔者，便是个好例。（《塞翁与管仲》，原刊1940年5月24日《中美日报》）

从怎样生活的到该怎样生活

从前的人，以为历史不过记载伟人的事迹，与大多数国民无干。殊不知有怎样的社会，才能有怎样的人物。孔子若非生于周代文化最盛之时，岂能成为博学的大圣人，为儒教之祖。如来若不生于印度，或者那时印度文化不发达，岂能创立一种伟大的宗教，传布到中国来？所以伟人只是时代的产物。固然，伟人的能力，超过常人数十百倍，不是社会进化，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伟人亦是无可成其伟的。伟人只是时代的结晶。了解了该时代的社会，就什么都了解了。旧见解的纰缪，在于不知道古今社会的变迁。他们总以为古今的社会，是一样的；一切不同的事，只是几个特殊的人做出来，倒像不同的人，在同一舞台上做不同的戏一般。如此，就要摹仿古人，演成时代的错误。从西力东侵以来，我们这种错误，不知道闹过多少次。你们试想想看：从你们有知识以来，社会上的现象，有什么改变没有？你们或者年纪小；或者生在偏僻地方，觉不着什么；试问问年纪大的人，据他们的经验，社会上的现象，有什么改变没有？吃的东西，价格腾贵么？衣服的式样变换么？住的房子怎样？交通的器具和路线怎样？人情风俗又怎样？这许多，固然是一事一物之微；一个人所看见的，也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然而社会全体的变动，就是一事一物之积；就部分，就可以推想出全体来。社会是变了。社会是时时刻刻在变的，拘守老法子，是不对的。该走什么路呢？社会为什么要变，必有其所以然之故。看清这所以然之故，应付的方法，就出来了。所以然之故，是要从事实上看出来的，所以史学是社会学的根柢。

社会科学是人人必须的知识

我们所以要研究社会学，乃因现在的社会，不可以不革命。唯有社会学，能昭示我们以（一）革命的理由，（二）革命的可能，（三）革命的途径。我们现在所奉为革命的方针的，是三民主义。然三民主义，乃是一种主义。若不求其了解，而只责以诵读，则是宣传而非教育。专靠宣传，是最危险的事。

不但如此，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对于社会学，亦不可以不知道。我国向来重视社会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这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而轻视人与物的关系。近几世纪来，因为靠自然科学之力，使世界焕然改观，大家视我国人的旧观念为陈腐，甚至视为背谬了。其实这个旧观念，是没有错的。物的道理，在未曾发明以前，我们固无如物何。然既经发明之后，亦断不会更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断不会根据业经有效的方法，装置电灯，而电灯忽然开不亮；制造火车，而火车忽然开不动。人和人的关系则不然。可以对付这个人的方法，未必能对付那个人。可以治理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方法，未必可以治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然则从实用方法说起来，社会科学上智识，较诸自然科学上智识，获得确更艰难，价值确更宝贵。而且从应用方面说，自然科学实不必人人皆通，社会科学则不然。因为以一个人兼通各种学问，事实上决无此理，总不过享受他人所发明的成果。自然科学，是全不懂得这种学问，亦可以应用的。譬如全不懂电学的人，亦可以点电灯，打电话。电车不会开，则可以靠他人开。人与人的关系则不然。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交际，不能说我不会应付了，而请懂得伦理学的人代为应付。然则人与人的关系，确是人人所必须的知识，而人与物的关系则不然。所以我们的旧观念，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视为首要，轻视人与物的关系，视为次要，实在并没有错。即谓二者的重要当相等，而人与人的关系的教育，当较人与物的关系的教育，更为普遍，总是一个不磨的道理。而在现代一切人与人关系的科学，都须明白了社会学，才能够认识其原理，而批判其是非。更显豁言之，则相传的道德、伦理、哲学、宗教等等，均须根据于现在的社会学，而重新估定其价值。（《为什么成人的指导不为青年所接受》，原刊《青年（上海）》1940年第6、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