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官制，是大体沿袭明朝，亦以内阁为相职。唯雍正时，因对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后来就没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达军机处，实际上，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外官：明时废元行省，改设布政、按察两司，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而上级官的威权，自然加增，下级官受其抑压，格外不易展布；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学校、科举合一，是明朝的一个特色，而清朝也沿袭他。所考的四书义，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谓之八股”。所考的东西虽多，其实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后来，另成为一种文字，就连“四书”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这是从前科举之士，学识浅陋的原因。

清代之官制

清朝的官制，是大体沿袭明朝，而又加以改变的。明太祖废宰相，天子自领六部，后世殿、阁学士，遂渐握宰相的实权，谓之内阁，清朝亦以内阁为相职。唯雍正时，因对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后来就没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达军机处，廷寄亦由军机处发出；事后才知照内阁，在实际上，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六部之外，清朝又有理藩院，以管理蒙、回、藏的事情，名为院，设官亦与六部相同。六部长官，都满、汉并置。咸丰末年，因天津、北京两条约，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王大臣任其职。前代的御史台，明代称为都察院，有左、右都、副御史，和监察御史，又有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清朝设有巡按御史，右都、副御史，为总督、巡抚的兼衔。

外官：明时废元行省，改设布政、按察两司，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两司的官，分驻在外面的，就是所谓道，又若自成为一级，于是（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五）县，几乎成为五级了。（中国官治的最下一级唤作县，从秦朝到现在没有改。县以上的一级唤郡，郡以上的一级唤作州，隋唐时把州郡并为一级，唐于州郡之上设道。宋改道为路，又把大郡升为府，府州之名，遂相错杂。元于行省之下置路府军州。明清于道之下，只有府州，州分两级，领县的为直隶州，与府同级。不领县的为散州，与县同级。同知、通判，另有驻地的，清朝谓之厅，亦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直隶厅除四川叙永厅外，没有领县的）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而上级官的威权，自然加增，下级官受其抑压，格外不易展布；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奉天省，清朝视为陪京，于其地设府尹及户、礼、兵、刑、工五部。还有锦州一府，是沿袭未废的。此外就只有将军、副都统等治兵之官了。蒙、回、藏之地，也只以将军、副都统、办事大臣等驻防的官驻扎。（中法战后，曾改台湾为行省。后来失掉，新疆、关东，后来亦都改省制。唯蒙、藏、青海始终没有改省）

官俸至近代而大薄

官俸，历代虽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贫富，视其封地之大小、善恶，与官职的高下无关。无封地的，给之禄以代耕，是即所谓官俸。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断无以自给的。而有等机关，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并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问题，极为复杂。清世宗时，曾因官俸之薄，加给养廉银，然仍不足支持。（《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18—119页）

清朝的科举

学校、科举合一，是明朝的一个特色，而清朝也沿袭他。明制：各府、县都设学，京城则设国子监。府、县学生，升入国子监的，谓之监生。监生和府、县学生，都可以应科举。科举隔三年一开，先在本省考试，中式的谓之举人。进京，由礼部考试，中式的再加殿试，谓之进士。监生，除应科举中式外，亦可有入仕之途，不过差一些，府、县学生却没有；而非学生也不能应科举。所以《明史》说：明制是“学校储才，以待科举”的。清朝的制度，和明朝大致相同。

明清科举之弊

明清的科举制度，有可评论者两端。其（一）学校科目，历代都是两件事。明朝令应科目的必由学校，原是看重学校的意思。然其结果，反弄得入学校的，都以应科举为目的，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属品。入学校的目的，既然专在应科举，而应科举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学校里学；则学校当然可以不入。到后来，学校遂成虚设。生员并不真正入学，教官也无事可做。其（二）唐宋时代的科举，设科很多。应这时代的科举，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这是可能的事情。从王荆公变法之后，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已经不合理了。然而这时候，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论、策。经义所试的，是本经、兼经。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两朝，则应科举的人：（一）于经之中，既须兼通“四书”“五经”。（二）明朝要试论、判、诏、诰、表，清朝要试试帖诗，这是唐宋时“制科”和“诗赋进士科”所试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场的策，前代也有个范围的（大抵时务策居多）。明清两朝，则又加之以经子，更其要无所不通。这种科举，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就连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其结果，变成只看几篇“四书”文，其余的都一概不管；就“四书”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会做“四书”文的人，连“四书”也不必懂得的。于是应科举的人，就都变作一物不知的。人才败坏，达于极点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5—86页）

所考的四书义，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谓之八股”。［不是一句句对，而是一段段对的。最正规的格式，是分作八段四对（但其前后仍有不对的起结），所以谓之八股］其体式，为明太祖和刘基所创。五经义，和策、论等，都不重视，只要没有违犯格式的地方就算了。所考的东西虽多，其实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后来，另成为一种文字，就连“四书”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这是从前科举之士，学识浅陋的原因。（戊戌维新时，曾废八股，改试论、策、经义。政变后复旧，辛丑回銮后又改。后遂废科举，专行学校教育）

“八股”的由来

这种奇怪的文体，也有个发生的原故。因为考试时候，务求动试官之目。然应考的人多，取录的人少。出了题目，限定体裁，无论怎样高才博学的人，也不敢说我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动试官之目，就只有两种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试官看了，吃其一吓，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长，也是吓一吓试官的意思。这两种毛病，是宋朝以来就极盛的。要限制这种弊病，就于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种种法子：第一种办法，就是所以预防（一）的弊病。第二种办法，则是所以预防（二）的弊病的。因为要代古人说话，就是限定了，只准说某时代某一个人的话。其所说的话，就有了一定范围。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长（所谓“汗漫难知”），骈文却不容易。然而文体却弄得奇怪不堪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4—85页）

清朝的兵制

清朝的兵制，入关以前有八旗（初止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后有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这时候，汉人、蒙古人，都和满人合在一块编制。后来分出，称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合满洲八旗，实在有二十四旗了），入关以后，收编的汉兵，谓之绿营。乾隆以前，大概出征用八旗，平内乱用绿营。嘉庆以后，八旗、绿营，都不足用，于是有勇营（湘、淮军亦称勇营）。咸同以后，才有改练洋操的。末年又要实行征兵制度，就各州县挑选有身家的壮丁，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退为续备，又三年退为后备，共九年，而脱军籍。现在的一师，当时谓之一镇，想练陆军三十六镇，没有练成，就灭亡了。水军：本有内河、外海两种。承平既久，都有名无实。曾国藩练长江水师，和太平军角逐，当时称为精锐。然讲到新式的战争，还是无用的。咸同以后，乃购买铁甲船，又设造船厂、水师学堂，创造新式海军。法、日战争，两次丧败；港湾又都给外国租借去；就几于不能成军了。

清朝之兵力

以兵力论，则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兵事如此，边防自更废弛，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社会经济落伍，赋税之瘠薄随之。清代经常收入，恒不过四千数百万，即其末造，亦不过七八千万，尚安能有所举措耶？（《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236页）

清朝的刑法

中国历代的法律，都是大体相沿的，已见本书第二十章。法律仅规定大概，实用之时，不能不参考判例，这个历代都是如此。清朝将两者合编一处称为《律例》。（例是随时修纂的，把新的添进去，旧的删除）刑法亦历代相沿，唯明朝有所谓充军，系将犯罪的人，勒令当兵，实为最不合理的制度。清朝既不靠这法子取兵，却也沿袭其制（清朝的充军，实际上是较重的流刑）， 那就更为荒谬了。通商以后，外人借口中国法律不完备，刑罚残酷，于是有领事裁判权。清末，想将此权收回，仍将刑法加以修改（笞、杖改为罚金，徒、流改为工作）。预备立宪时，又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以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下分设高等、地方、初等三级审判厅，检察厅，亦未能实行。

法律太简的弊端

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9—90页）

清朝的赋税

明初，定“黄册”“鱼鳞册”之法。黄册载各户人口及当差丁数，所有田地之数，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记土田字号、地形、地昧，及其属于何人，以便田地有所稽考，其法颇为精详。但到后来，两种册子，都失实了。人户丁口，及其所有田地之数，都不能得实，赋役就不能平均。历代的田赋，征收是有定额的。（加赋还是有定限的。浮收是事实问题）派人民当差，或折收实物、货币，则系量出为入，征收的数目和次数，都没有一定。所以役的病民，更甚于赋。役的负担，是兼论人丁和资产的。人的贫富不均，以丁的多少，定负担的轻重，本非公平之法。况且调查不易得实，资产除田地外，亦是不易调查的。于是征收之法，渐变为计算一年需用之数，并作一次征收，谓之“一条鞭”。负担之法，名为专论丁粮，实则不查其丁，但就有粮的人，硬派他负担丁税，谓之“丁随粮行”。（丁税既不按人丁征收，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的，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税，实在是落得慷慨。许多无识的人，相信他真是仁政，那就上他的当了）实际上，变为加田税而免其役了。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时，清圣祖便下诏说：此后新生人丁，不再收赋，丁赋之数，即以该年为准。如此，新丁不收赋，旧丁是要死亡的，现有的丁税，不久就要无法征收了。所以世宗以后，就将丁银摊入地粮，加田赋而免丁税，是赋税上自然的趋势，历代都是照此方向进行的，至此而达于成功。

“永不加赋”的真相

（明）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54—155页）

“地丁”是全国农民的负担。此外江、浙、两湖、安徽、江西、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后来亦改征折色。地丁、漕粮而外，重要的，要算关、盐两税。关分新、旧。旧关是明朝因为收为亩钞而设的，后来就没有撤废，所以又称“钞关”。新关是和外国通商之后，设立于水陆各口的。盐法，由有引的盐商承销（盐多引少，临时招商承销的，谓之“票盐”），各有一定区域，谓之“引地”。引地是看水陆运道，计营销之便而定的，每一区域中所销的盐数，则视其地的人口多少而定，两者都不能没有变更，而引地引额，却不能随之而变，于是官盐贵而私销盛了。“厘金”起于太平军兴以后，设卡多而征收的方法不一律，更为恶税。（厘金是钦差帮办军务雷以（左讠右咸）在江北创行的。沿途设卡，凡商人货物过境的，照物价抽收几厘，故名厘金。嗣后各省仿行，至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始行裁撤）

清末的宪政运动

清朝的政治制度，大体都是沿袭前代的，只好处闭关独立之世，不足以应付新局面。至于实际的政治，则当咸、同之间，清朝实已不能自立，全靠一班汉人，帮他的忙，才能削平内乱，号称“中兴”。这一班中兴将帅，本也是应付旧局面则有余，应付新局面则不足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又极腐败；如此，国事自然要日趋于败坏了。戊戌维新，是清朝一个振兴的机会，不但未能有成，反因此而引起义和团之乱，人民对清政府就绝望，而立宪、革命的运动就日盛。立宪之论，起于拳乱以后。到日、俄战争，日以立宪政体而胜，俄以专制政体而败，就更替主张立宪的人，增加了一种口实。清朝鉴于民气之盛，也就假意敷衍。于公元一九〇六年，下预备立宪之诏。公元一九〇八年，又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先后死了，溥仪继立。其父载沣摄政。一班亲贵握权，朝政更形腐败，人民多请愿即行立宪。清朝勉强许将预备期限，缩短三年。再有请愿的，就都遭驱逐。又因铁路国有之事，和人民大起冲突，革命军乘机而起，清朝就要入于末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