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学术，有两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一是读书考古。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有许多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都不敢谈；士大夫也有些动极思静了；于是经世致用之学，渐即销沉，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清朝所谓考据之学。古代不明白的事，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所以尽力于辨伪，尽力于校勘，尽力于辑佚，业经亡失、错误、窜乱的古书，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所以其风气，是比较沉闷的。到后来，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以国事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实由于此。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此等风气，实在到现在，还是受其弊的。

学风的转变

明末诸儒的学术，本有两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一是读书考古。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有许多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都不敢谈；而且从宋到明，士大夫喜欢闹意气，争党见，这时候，也有些动极思静了；于是经世致用之学，渐即销沉，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

清朝的士风

士人本有领导他阶级的责任，中国士人最能尽此责任的，要算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7—158页）

清代的考据学

清朝所谓考据之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因为要读经，所以要留意古代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古代不明白的事，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所以尽力于辨伪，尽力于校勘，尽力于辑佚，业经亡失、错误、窜乱的古书，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他们的大本营虽在经，然用这一种精密的手段，应用于子、史等书，成绩也是很好的。清朝对于经学，是宗汉而祧宋的，所以其学亦称为“汉学”。但是汉学之中，仍有区别。清初如顾炎武等，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不过偏重于汉罢了。专以发挥汉人之说为主的，在乾、嘉两朝，实为汉学极盛时代。惠栋、戴震、钱大昕，为此时巨子。嘉庆年间，开始有人从汉学中，分别“今文”“古文”之说，道、咸以后，主张今文，排斥古文的风气渐盛。汉朝的今文家，本是主张经世致用的，所以清学到末期，经世致用的精神，也就有些复活了。

史事何以要考证？

大抵原始的史料，总是从见闻而来的，传闻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实亲见者亦何尝可信？人的观察本来容易错误的。即使不误，而所见的事情稍纵即逝，到记载的时候，总是根据记忆写出来的，而记忆的易误，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所看见的，总是许多断片，其能成为一件事情，总是以意联属起来的，这已经掺入很大的主观的成分。何况还有没看见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补缀呢？这还是得之于见的，其得之于闻的，则传述者又把这些错误一一加入。传述多一次，则其错误增加一次。事情经过多次传述，就无意间把不近情理的情节删除或改动，而把有趣味的情节扩大起来。看似愈传述愈详尽，愈精彩，实则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这还是无意的，还有有意的作伪。那便是：（一）伪造假的事实，（二）抹杀真的事实，（三）无所为而出于游戏性质的。以上所述，实在还都是粗浅的，若论其精微的，则凭你一意求真，还是不能免于不确实，虽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为人的心理，总有一个方向，总不能接受和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许多真确而有价值的事情，为你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心理上这种细微的偏见，是没有彻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当的程度，也很不容易。史事的不足信如此，无怪史学家说“历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学家为求真起见，在这上面，就得费掉很大的工夫。（《历史研究法》，第56—57页）

清代的义理辞章之学

宋学在清代，也仍保守其相当的分野。人们对于讲考据的人，而称其学为义理之学；至于做文章的人，则称为辞章之学；俨然成为学术界上的三大派别。义理和辞章之学，声光都远不如考据之盛，这是风气使然。以古文著名的桐城派，创于方苞，成于姚鼐，都是安徽桐城县人。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立论颇为持平。以他自己的立场论，则在汉、宋之间，是偏于宋的；而其所长，则尤在辞章。在宋时，浙东一派学术，本是注重史学的。此风经明、清两代，还能保存。会稽章学诚，史学上的见解，尤称卓绝，和现代的新史学，相通之处颇多。清代的学术界，可以说是理性发达，感情沉寂的时代，所以其文艺，和历代比较起来，无甚特色。桐城派号称古文正宗，不过是学的唐、宋人，此外也不过或学周、秦，或学汉、魏；诗亦是如此，非学唐，即学宋。词则中叶的常州派，嫌元、明的轻佻成薄，而要学唐、五代、宋；书法则邓完白、包世臣嫌历代相传的帖，渐渐失真，而要取法北碑；都有复古的倾向；然亦不过摹仿古人罢了。

清代的社会状况

因为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所以其风气，是比较沉闷的。清朝的管彤曾说：“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见管彤撰《拟言风俗书》）把明、清风气，两两比较，可谓穷形尽相了。清朝到后来，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以国事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实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到现在，还是受其弊的。以上是指士大夫说。至于人民，则历朝开国之初，大抵当大乱之后，风气总要勤俭朴实些。一再传后，生活渐觉宽裕，贫富的不均，亦即随之而甚。明清时代，各省还有“贱民”，在最低阶级，为“良民”所不齿的。如山西的“乐籍”，广东的“蜑户”，浙江的“丐户”，清朝曾免去乐籍、丐户，使为良民。但如蜑户等，虽经解放，仍旧守其故俗。

传统政治与社会的特点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