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一班毫无知识的人？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敷衍搪塞，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义和团的起源

义和团是八卦教中的一派，和白莲教同源的。自西人东来传教，中国积受欺陵，人心未免忿恨；而教民倚势横行，教士又加以庇护，辞讼不得其平，尤为人民切肤之痛。一般社会心理，以为西洋人所长，唯在枪炮；土著齐心，即可将少数客籍打退；这种观念，亦与日俱深。加以平话、戏剧、荒诞不经的教育，遂有练神拳可御枪炮的怪说。而民间的秘密团体，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亦就一变而为扶清灭洋了。

义和团兴起的社会心理

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55—56页）

义和团的扰乱及联军入京

义和团盛于一九〇〇年，其初起于山东。巡抚袁世凯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此时中枢大臣，还有极其迂谬，全不晓事的；亲贵中又有想废德宗而立溥?的人，利于乱中行事（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本）。慈禧太后因洋人庇护康、梁，亦生仇恨，乃亦加以奖励，其众遂大盛，京、津之间，到处设坛练拳。拆铁路、毁电线；烧教堂，杀教士；甚至见着洋服和用洋货的人，都加以杀戮；秩序大乱。而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都被戕。［德使克林德（Ketteler），日书记官杉山彬。后议和条约中，定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迂谬的亲贵大臣，又令驻京的甘军，合着他去攻公使馆，幸有暗中令甘军缓攻的，使馆才得不破。亲贵又伪造西人的要求条件，激怒太后，对各国同时宣战；而不知英、美、德、法、奥、意、俄、日八国的联军已到，大沽先已失陷了。（与各国宣战的上谕，在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口的失陷，在二十一日）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当联军未来之前，英国提督西摩（Seymour）带着各国海军陆战队，进京援救，为义和团所阻。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载西摩的话，说：“当时义和团的勇气，如果他们所用，是新式枪炮，联军一定全军覆没。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再令人惊奇佩服。”］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联军一到，就都溃散了。专靠一个聂士成，力战抗敌，到底因众寡不敌阵亡，联军进逼，德宗及太后走太原，旋又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到山海关，西到保定。

东南的互保和东三省失陷

傥使当时外省的督抚，亦像中央政府一般，轻举妄动，则战祸的蔓延，势必及于全国。幸而东南各督抚，不奉乱命，和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当时两江总督为刘坤一，两广为李鸿章，湖广为张之洞。三人会商，饬上海道和各国领事立约：租界归各国保护，内地归各督抚保护。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亦取一致态度）然黑龙江省，遵奉伪谕，攻入俄境，俄人从旅顺和阿穆尔省两路出兵，攻陷三省要地，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三省遂几同沦陷。

辛丑和约

京城既陷，清朝乃再派李鸿章和各国讲和。各国要挟清朝，惩办排外的亲贵大臣，然后开议，议未竟而李鸿章死，代以王文韶。明年，和约成。其中要点：（一）划定使馆区域专由外人管理，禁止华人居住。（二）拆毁大沽口及从北京到海口路上的炮台。（三）许各国驻兵于一定地点，以保护北京到海口的交通。（四）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还要按市价易成金款，于是按其实，就连九万万都不止了。

乱后的形势

和议定后，太后和德宗还京，实权仍在太后之手。排外失败，一变而为媚外，时时和各公使夫人等相联络，那更可笑了。闯下滔天大祸，贻累国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知道舆论主张维新，乃又伪行新政，以为揜饰之计，又谁不能窥其虚伪？人民到此，对清朝就绝望，而立宪的议论，革命的气势，就要日盛一日了。

立宪与革命思想的更替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72、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