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也是应当改革的。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而起于草野者卒成；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觇世变了。”
维新的酝酿
维新运动，是适应环境的要求而生的。当鸦片战争时代，举国上下，几于茫然不知世界的情势，一味为盲目的排外，就到英法联军时，也还是如此。中国新机的开发，是从湘、淮军中一班人物起的。他们任事久，经验多了；又目击西人兵力的强盛［当太平军陷苏州时，清朝官吏，避居上海，初募印度人防守，由西人统带；后乃改募华兵，仍由洋将训练统率，是为常胜军。英人戈登（Gordon）率之随淮军作战。所以湘、淮军诸将，实在是和西人共过事的］；知道故步自封，不能自立于今日的世界，才渐次趋向于改革。然他们的改革，直接的是军事；间接的是制造和交通，还不外乎为军事起见。（如改练洋操；购铁甲船；设制造局，造船厂；筑铁路，设电报等）这种改革，自然还是不够应付的，再进一步，就要想把全国的政事，彻底改革一下了。这便是维新运动的动机。
中国近代的改革
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
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拳匪乱时，守旧大臣的意见，仍属此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如此，所办的新政虽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
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05—106页）
咸、同、光的朝局
然而以当时的朝局论，则是很难望其振作的。前清文宗末年，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颇为专权。文宗死于热河，穆宗立，年幼，三人等自称赞襄政务大臣。穆宗生母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左讠右斤）密谋，于回京之日，把他们三个人杀掉，慈禧太后和文宗的皇后慈安太后同时垂帘听政；而实权全在慈禧太后（钮钴禄氏，徽号慈安，谥孝贞，当时谓之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徽号慈禧，谥孝钦，当时谓之圣母皇太后。俗以其所居称钮钴禄氏为东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西宫皇太后；简称东太后、西太后）。这时候，满人腐败，已达极点，肃顺是主张任用汉人的，慈禧亦能守其政策，所以湘、淮军诸将得以效力于外，把内难削平。然自此以后，慈禧就骄奢起来了，而其性质又甚专权。穆宗死，无子，强立德宗，年方四岁（清朝当高宗时，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穆宗无子，本该在其侄辈中选立，而德宗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所以慈禧独断立他），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再临朝。慈安死，慈禧更无忌惮。德宗大婚亲政后，依旧事事要干预，德宗是颇有志于改革的，而为其所制，志不得行，就酿成戊戌政变之祸了。
旧手段不足应付新局面
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得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中兴诸将，地丑德齐，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36—537页）
戊戌维新及政变
中日之战，中国以大国而败于小国；而且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人心奋发，风气渐变。康有为设强学会于北京，虽然被封禁了，其弟子梁启超，又设《时务报》于上海，鼓吹变法，风行一时。康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请变法的。其中有一次得达，德宗深以为然。
士大夫的改革终是无成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42页）
康、梁、章的学问，都是从士大夫阶级产生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实从太平天国的余波迤演而来，可谓出自平民阶级。康、梁、章的改革手段，都以中国的旧见解为基本的，虽然康长素变法之见，多得之于国外的观感。孙中山的民权、民生两主义，则其见解，都是植基于外国学问上的，虽然到后来亦将其和中国旧说相贯通。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而起于草野者卒成；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觇世变了。”（《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公元一八九八年夏，德宗就擢用有为等，下诏定国是，励行新法。这一年，是戊戌，自四月至八月中，变法之会相继诏示。守旧大臣，群诉于慈禧太后，请其阻止。后乃自颐和园回宫，说康有为等要谋围颐和园，不利于她，复行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有为弟广仁等都被杀，时人谓之“六君子”（六君子，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德宗自是被幽于南海的瀛台，一切新政，尽行推翻，是为“戊戌政变”。
专制政体的危害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到晚清仍是其适例。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制限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期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78、107页）
政变后的情形
新政虽然推翻，人心却不能复旧了。太后深恶康有为、梁启超，要想拘捕他，而外人以其为国事犯，加以保护。太后要想废掉德宗，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以觇人心，而各国公使，表示反对。太后说德宗有病，则海外华侨，和上海新党，都电请圣安，以表示拥戴。太后要拿办他们，又不能得。于是新旧乖迕，内外猜疑，义和团的事变，乘之而起；而立宪革命的气势，亦渐次旺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