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到此爆发的；所谓禁烟，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从此以后，中国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

鸦片的输入

鸦片战争，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到此爆发的；所谓禁烟，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鸦片在唐德宗贞元时，已由大食商人输入中国。［宋初所修《开宝本草》，也有其名（开宝，宋太祖年号，公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但是从前只作药用。明末，烟草输入，吸食的人渐多，其中有一种，是以鸦片和烟草同熬的，谓之鸦片烟。那时代吸烟草也有禁令，后来就解除了。鸦片烟则讫未弛禁，然吸者亦不绝。明神宗万历年间，鸦片初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几千箱。十八世纪中叶，英人独占印度，印度的恒河流域，是鸦片产地，输入遂逐渐增多，后来竟近三万箱。那时候的中西贸易，输出以丝、茶为大宗，输入以呢、布、钟表为大宗，出入本略可相抵。鸦片输入激增后，进出口不能平衡，乃不得不将现银输出。银是清朝时候用作货币的，既然银条外流，内地银荒日甚，于是银价上涨，货值日跌。经济界颇受影响。（当时赋税都系收钱，换成银两解上去，钱贱银贵，征收的官吏，就要赔累。盐商卖盐交课亦然）而吸烟的人，志气颓唐，身体衰弱，尤为民族一大危机。于是禁烟之议起。

禁烟问题的两派

中国是时，没有这许多出口货与之相抵，只得输出银两，银是清代用为货币的，官吏征收钱粮，盐商卖盐，所收的都是铜钱，及其解交国库，则都须换成银两。银钱相易，前此都有赢余，此时则不克赔累，影响于财政颇巨。于是严禁之议复起。私运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切禁绝，颇成问题。而对外方面，通商上的症结深了，能否一切不顾，专办禁烟，亦成问题。做《中西纪事》的夏燮，眼光是很旧的，然而他论禁烟之事，亦说不宜同时断绝通商。且说晁错策七国，削之反速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当时情事，适当其反。西人万里而来，不过图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战祸或竟可消弭于无形。可见当时战事，烧烟其名，争通商之利其实，为众所共知。所以当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奏，颇主缓和。主开禁收税，但只准以货物交易，不许用银，官员、士子、兵丁禁吸，余不问，且许栽种。然积弊须以渐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风的手段，加以震慑扫**，然后爬罗剔抉的工作，乃得继之而进行，亦是一理。林则徐在当时，大约是主张后者的，至于对外的关系，则非当时所知，总以为前此办理的不善，由于官吏的畏葸不负责任。于是严厉的行动，就开始了。（《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4—175页）

林则徐的禁烟

一八三八年，宣宗将禁烟问题，命臣下详议，多数主张严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语尤为激烈。（则徐有“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唯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诸警语）宣宗即命他到广东去查办。明年，则徐迫令英人缴出鸦片二万另二百八十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把他悉数烧毁。下令各国商船：进口的要具“夹带鸦片，船货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各国都照具了，独有英国不肯。义律命英商退往澳门，则徐断其接济。义律遂以兵船封锁广州，然未得政府的允许，究不能和中国开战，乃又请他国斡旋愿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的结，但请删“人即正法”四字，则徐亦不许。

虽林则徐对外仍是隔膜

中英交战之时，英船尝三犯台湾。第一次在鸡笼，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搁浅。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约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切实具奏。林则徐在广州时，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仅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以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辞时，奏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口，已足制诸夷之命。至广州，又奏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于如此，岂在短时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8、179页）

中英的开战

公元一八四○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用兵。于是英人派兵二万余前来，攻击广东沿海，不克。改攻厦门，旋亦弃去。北陷舟山，又到大沽投英国首相致中国的信。信中提出六项要求。其时督抚怕多事，宣宗遂派琦善在广东查办，林则徐时已授为两广总督，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既至，和英人磋议。英人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英人就进兵攻陷海口炮台。琦善不得已，允许了他。清朝闻英人进兵，大怒，将琦善革职，另派大臣督兵进剿。英国亦嫌交涉软弱，撤去旧员，改换新将。［第一次带兵来的，见第三十八章“广东通商交涉”注文，后来所换的为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清兵到广东，进攻不胜，英兵至，再陷厦门、舟山，进破宁波、乍浦。又撤兵入长江，陷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朝无可如何，乃派耆英等和英人议和，订立《南京条约》。

社会情形积重难返

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刘韵珂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前辙不能覆蹈。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9页）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大致是照英国人的要求订定的。其中重要的条款是：（一）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英商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二）割让香港。（三）偿还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并赔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四）英人得与华人任意交易，无庸拘定行商。（五）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英货既完进口税后，由中国商人，运入内地，只可照原税酌加几成。（六）中、英官吏，以平等的礼节往来。这是专为打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不许英官和中国平行之局的。

自尊自大是外交失败的根源

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中国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1—12页）

南京条约的善后

《南京条约》，订明英兵占据定海和鼓浪屿，俟赔款交清，五口开放后，方行撤退。中国乃派耆英往广东，与英人筹议善后问题。此时问题的症结，为广东的英领事要入城，而华人固执一七九三年“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的上谕，加以拒绝。民气既不能压抑，英人又无可通融，耆英深以为苦。一八四六年，五口都已开放，赔款亦已付清，耆英请英人撤兵，英人又要求他订立舟山群岛不得割让他国之约，而耆英亦要求英人，将入城问题，延缓两年，英人也答应了。耆英遂急求内调而去，留下一个纷扰的根株。中、英条约定后，各国都相继东来，美、法、瑞典都和我国立有条约。唯俄人要在海路通商，仍给中国拒绝。

战败仍可禁烟

五口通商一役，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无足深论。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当义律到天津投书的时候，津海道陆建瀛，就主张把禁烟一层，先和他谈判。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于是中国对于鸦片，既无弛禁的明文；而实际上反任英人任意运销，变作无税的物品。直到前五三年（一八五九年），《天津条约》订结之后，才掩耳盗铃的，把他改个名目，唤作洋药，征收关税。（《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