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的东来，远在明朝中叶，其时除广东一隅外，以全国论，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就要数到中、俄的划界交涉。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清朝的势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时为极盛，然而盛极必衰，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

中俄交涉

西人的东来，远在明朝中叶，其时除广东一隅外，以全国论，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就要数到中、俄的划界交涉。蒙古西征以后，俄人本隶属于其所分封的钦察汗。到十五世纪，俄人渐强，而钦察汗后裔，互相争斗，俄人遂脱蒙古羁绊而自立。其时哥萨克族（Cossacks，即哈萨克 Kazak的音讹，此种人自亚入欧，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归附俄人，替他向东侵略西伯利亚。

国情不同是近世受侵削之根源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中国当汉、唐盛时，西伯利亚南部诸国，亦都曾朝贡服属。在唐时，并曾置羁縻府州），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65页）

清朝入关时，俄人的远征队，已达到黑龙江边。在江外造了尼布楚、雅克萨两城。此等远征队，专事剽掠，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大为不安。清圣祖屡次致书俄将，请其约束，都无效。一六八五年，乃命黑龙江都统出兵，攻毁雅克萨城。俄人又修理驻守，清兵亦再进兵围攻。会圣祖前托荷兰商人致书俄皇，此时得其覆书，请先解围，然后两国各派使臣，会商疆界。圣祖乃将围兵撤退，公元一六八九年，两国使臣，相会于尼布楚［中国使臣为索额图，俄使为费耀多罗（Fedor A. Golovin）］，俄人要求划黑龙江为界，中国则要求以外兴安岭为界。彼此相持，势将决裂，此时俄人在东方的兵力，还不够和中国为敌。俄使护从的兵，也较中国使臣为单薄，乃照中国的意思，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流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是为《尼布楚条约》。约定后，在北京设俄罗斯馆，许俄国派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满、汉文字，后又许俄商三年到北京贸易一次，免其税项。

《尼布楚条约》定后未几，而准噶尔之事起，外蒙全归向中国，于是又发生蒙俄界务问题。此事于公元一七二七年，订《恰克图条约》解决。自沙宾达巴哈以东，都行订定。（就是现在的蒙、俄疆界。中、俄界约，唯这一段，订定后没有变动）以恰克图为通商地点。到高宗时，就停北京贸易，专在恰克图。

广东通商交涉

广东方面的通商，中国人认澳门为各国居留之地，而事实上，为葡人所把持，各国都感不便，而以英国为尤甚。台湾郑氏灭亡后，清朝曾开四处海口通商，然事实上，各国贸易，皆在广州。此时广东的对外贸易，为公行所专，外人颇受剥削［公行，亦称洋行。其时的洋行，是由华人设立的。五口通商以后，才由外人设立而雇用中国人做买办。和内地的牙行一般，因与外洋商人往来，故称洋行，最著的为十三洋行。当时外商营业的居所，名为商馆（Factory），限定只得与公行交易，税项由他估定，还有官吏所收的“规礼”，公行所抽的“行用”，亦要一并加上，行用初时颇轻，后来逐渐加重到好几倍］，英人住在广州商馆里，受种种拘束，尤不自由（如不准携眷；不准坐轿；出外游玩，限于逢三、八日等）。英人乃于公元一七九二、一八一六两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都不得结果。［公元一七九二年，英使为马甘尼（Macartney），近译亦作马戛尔尼。公元一八一六年所派为阿姆哈司（Amherst）。前一次，适值高宗八旬万寿，中国人强指其为祝寿来的，赏以礼物筵宴，于其所要求的事，则赐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两道，一概驳斥不准。后一次因国书衣装落后，仁宗召见，英使以疾辞，仁宗疑其傲慢，将其押解回广东］先是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亦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公元一八三四年，乃将其专利权取消。公司的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英国派贸易监督官前来，中国官吏，仍当他是大班，不肯和他平等交际，后来英人又改派义律为领事［Charles Elliot，此为甲必丹义律。后来鸦片战争时，合伯麦（G.Bremer）统兵前来的，为加至义律，近译亦作为乔治义律（George Elliot）］，和中国交涉，亦不得要领，义律乃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得中国平等待遇，非用兵力不可，两国的战机，就潜伏了。

澳门问题的由来

明朝在广州，本来设有市舶司。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贸易。公元一五三五年，指挥使黄庆，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后来葡萄牙人，就渐渐的筑城置戍，据为己有了。当时曾有人请把他们驱逐出去，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广东官吏筹议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遂作罢。这话在当日，原是合乎情势的。但是到后来，情势变迁，澳门就竟给葡萄牙人占据去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初尚按年交纳地租，到公元一八四九年，那时候，已经是清朝的道光末年，在五口通商之后了。葡人借口其头目被杀，就抗不交租。后来清朝和欧、美各国，多数立约通商，独葡约因澳门问题，不能成立。其时还有“由中国偿还葡人筑路、建屋之费，把澳门收回”之议，未能有成。时鸦片久已用洋药之名，抽收税厘，而从香港、澳门偷运入境的，非常之多。中国要求英国人缉私。英国人说：“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照办。”中国不得已，于公元一八七七年，和葡人订立条约，许其“永居，管理澳门”，而葡人允许助中国人缉私，竟成割让澳门以交换查缉私烟之局了，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澳门既割弃后，界址又未能画定。（《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三册，第3、9—10页）

传教的情形

利玛窦等初来传教时，一切顺从中国的风俗，拜孔子，拜祖宗，都在所不禁（他们的解释说：“中国人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拜祖宗，是报恩的意思；都没有求福免祸之见，不能算崇拜偶像。”），后来别派教士，有向教皇攻击他的。教皇遣使到中国来禁止。清圣祖大怒，将其使逐归澳门，命葡萄牙人拘禁。（教皇所派使 Tournon，旧译作多罗，新译作铎罗。被葡人监察甚严，忧愤而死）然教皇仍不肯将其禁令取消，于是在华传教的教士不能再容忍中国人的风俗，彼此隔碍就渐深。到一七一七年，清朝就禁止天主教传布。教士除在京效力的外，一概逐归澳门。（后因澳门地小不能容，许居广州天主堂，而禁止出外行走）各地方的天主堂，都改为公廨。

清中叶的内政

清朝的势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时为极盛，然而盛极必衰，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高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件件事情，都要摹仿圣祖，而没有他的聪明勤力，凡事都喜欢装饰表面。又好奢侈，六次南巡，沿途供帐，所费甚巨。中岁后任用和珅，贪赃枉法，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贿赂他，于是上司诛求下属，下属剥削百姓，吏治大坏，社会就骚然不安了。

一七九五年，高宗传位于仁宗。明年，白莲教徒，就以“官逼民反”为词，起事于湖北，蔓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攻剿十年，才算全平。同时，东南有“艇盗”，闽、浙、广东，大受其害。到公元一八○九年才平定。而一八一三年，北方又有天理教之变。教首李文成、林清，至结连内监，袭入宫禁，其党亦叛于山东、河南。宣宗时，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张格尔，就是天山南路教主的后裔，清平天山南路时，逃到浩罕去的。至是借其兵入寇，陷南路数城。这许多叛变，虽然都经戡定，然而人心摇动的情形，就可以见得了。

清朝的财政，是当康熙时代，就有余蓄的。乾隆最盛时，曾达七千余万两，嘉庆以后，内外多故，就开始患贫。至于兵力，则当吴三桂起事时，满兵已不足用。“绿营”亦徒有其名，川楚教匪的勘定，实在是得力于乡勇的。以如此腐败的政治，而要当西人方兴之焰，自然要败坏决裂了。

中国历代财政之窳敝

凡百政事，总是有了钱，才能够举办的。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中国的政治，既是放任主义，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而言。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而所谓折纳钱者，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县丁额，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清朝所谓编审，就是将丁税之额，设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户口，了不相干。所以各县丁税，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清圣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新生人丁，概不出赋，而旧有丁赋之额，仍要维持，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至此，地丁两税，乃正式合并为一。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全为农民所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财政困难时，加赋往往召乱。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