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入关时，屠杀是很厉害的。圈占民地，以给旗人，贻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确较明末为整饬。圣祖在位岁久，勤于政事。世宗虽然残忍，亦颇严明，与民休养生息，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

清初的政治

清朝初入关时，屠杀是很厉害的。圈占民地，以给旗人，贻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确较明末为整饬。圣祖在位岁久，勤于政事。世宗虽然残忍，亦颇严明，与民休养生息，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高宗虽然奢侈，表面上也还能维持着这个盛况，所以从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起，到一七九五年，即乾隆的末年，总算是清朝的治世。清初，汉人虽因流寇的骚扰，军人的专擅作伥，精疲力尽，不得不屈服于异族羁轭之下，然而反抗的心理，总是不能没有的。但满族为收拾人心起见，亦颇知用牢笼政策以为缓和。所以圣祖、高宗时，曾两开博学鸿词科；又网罗儒臣，编纂书籍（编纂书籍以圣祖、高宗时为最多，圣祖时之《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高宗时之《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尤为最大编著），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把明人著述，涉及满洲事实的，都加以销毁（文字之狱，如圣祖时，庄廷 《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皆至灭家。世宗、高宗时，因诗文字句有毁谤嫌疑而起大狱者更众。余见下章）；以摧挫士气。禁止满、汉通婚；满人不得学汉人风俗。满兵驻防各省的，亦和汉人分城而居；并把满、蒙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许多，都是金、元人所想不到，而亦不敢行的。

兴于统一，败与内溃

大凡民族的强盛，总是从统一同族起的。清太祖之兴，也是如此。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这是从匈奴以后，都是如此。读者请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见得。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就可以暂时支持。辽、金两朝的初叶，就是其适例。清朝从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白话本国史》第三册，第31、47页）

盛世与国民的自助力

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订《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9页）

蒙回藏的平定

清朝的武功，是颇有可观的。这也并不是满洲人有什么力量，还不过是利用中国的国力罢了。清朝当入关前，漠南蒙古，即已为其所征服。漠北蒙古，则不过每年送他一匹白驼，八匹白马（清朝谓之“九白之贡”），还无甚深切的关系。此时蒙古信喇嘛教，已渐流于弱；而天山北路的卫拉特渐强。西藏人所信的喇嘛教，系唐中叶后，由印度传入的。其后专炫幻术，颇多流弊。十五世纪，宗喀巴生于西宁，乃改良教义，另创新派。他的信徒，都着黄衣冠，和旧派的红衣冠区别。世因称旧派为红教，新派为黄教。黄教推行日广，至十六世纪中，遂普及青海和蒙古。（其时俺答征服青海，留两个儿子据守。他这两个儿子，先相信了喇嘛教，因而感化到俺答）黄教教规，不许娶妻。教中尊宿，都以呼毕勒罕（再生的意思。据他们说：教中的尊宿，来去都可以自由，死前即预知将来托生何所的。可以依着他的指示，去找这地方新生的孩子。找到了，用种种方法试他，决定他是再来人，就把他迎接回去，施以特别的教养；达到一定年龄，就可以承袭其地位和职务。如其没有预示托生之所，也有用占卜的方法决定的），主持教务。宗喀巴两大弟子达赖和班禅，都住在拉萨；其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巴，则住居库伦；而后藏拉达克的藏巴汗，仍为红教护法。十七世纪中，西藏第巴桑结（第巴，官名，达赖喇嘛只管教务，政务是另行设官管理的，第巴即其中之一），招和硕特固始汗入藏，攻杀藏巴汗，奉班禅居日喀则，固始汗留子达延汗在西藏，而自己徙牧青海。桑结又招准噶尔噶尔丹入藏，把达延汗攻杀。于是准噶尔统一四卫拉特，势大张，遂徙牧阿尔泰山，突发兵袭外蒙古，喀尔喀三汗（外蒙喀尔喀，有汗号的，共有三人：一土谢图汗，一车臣汗，一扎萨克图汗。清世宗时，扎萨克图汗所属郡王策凌，曾自练精兵，把准噶尔打败。清朝乃使之独立，是为三音诺颜汗。喀尔喀自此以后，就有四汗了），都复走漠南，时在一六八九年。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准噶尔，噶尔丹因旧地为其兄子所据，穷蹙自杀，喀尔喀还治漠北。圣祖死，和硕特谋叛，亦给世宗打平。高宗时，准部内乱，又乘机把他征服。天山南路，从元朝以来回教盛行，回教教主后裔，居于喀什噶尔，甚得人民尊信。准噶尔强时，曾将其酋长兄弟两人，拘质于伊犁，清平准部后放归。二人却据天山南路，和清朝相抗，又给高宗打平，时为一七五九年。于是葱岭以西诸回部，亦都来朝，是为清朝武功最盛之世。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答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19—520页）

西南诸国的平定

安南从脱离中国自立后，南并占城，国势颇盛。其西邻的暹与罗斛，则明初合并为一国，受封于中国，为逻罗国王。更西，在半岛的西部，元、明两代，还大都是中国的土司。其后中国实力不能及，而缅甸及自立为国。十八世纪后半，缅甸强盛，吞并逻罗，又侵犯云南，清高宗出兵讨伐，不胜。安南当明末，其王黎氏，曾为其臣莫氏所篡，后藉其臣郑氏、阮氏之力，才得复国，而颇薄待阮氏，阮氏遂南据顺化形同独立。这时候，阮氏又为西山的阮文岳所灭，是为新阮，并灭黎氏，清高宗讨伐新阮，亦不得利。然两国都怕清朝再出兵。华人郑昭，流寓逻罗，曾做过逻罗的官。逻罗亡时，郑昭罢职在家，后来亦起兵恢复逻罗，将缅甸驱逐。缅甸又怕他和中国夹攻，亦都请和朝贡于清。西藏边外的廓尔喀，曾举兵犯藏，给清朝打败。哲孟雄不丹，则本是西藏的属部，这三国亦都来朝贡。清朝的疆域，就和汉、唐相颉颃了。

清史的分期

清代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国内大体平安，对外的用兵，亦多胜利，此时虽已与西洋交通，尚未感觉其影响，纯为闭关独立之旧，其情形颇与汉、唐盛世相似，此时期约历一世纪半，可称为前期。至嘉庆时而内乱作，道光时五口通商，渐受外力影响，而情形一变矣。在前期一世纪半中，海内尚未大定，然政治及社会之情形，业已好转。中国社会，本来在秩序安定的情形下，数十年间，即可转为富庶。康熙中叶后，适逢其时，故国内渐见升平气象。雍正承之，行政稍加严肃，于政治风纪及财政，均有裨益。乾隆时遂臻极盛。高宗性本奢侈，中年后任用和珅，大肆贪黩，政治风纪大坏。而社会情形，亦适逢恶化之时。于是哀机潜伏，至其末年，内乱爆发，转入后期矣。（《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