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统一起，到明末止，为时约近二千年。这二千年中，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四周诸国，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种情势，始终没有变更。对北族的民族斗争，我国盛强时，则能把他们征服；衰乱时，就不免反受其害。论经济状况，商业资本，始终是最活跃的。中国幅员广大，而劳力低廉，只要扩充销路，就有利可图了。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以谋减轻成本，所以几千年来，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即有聪明的人，偶尔想到，也不会被利用，而不久就失传了。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因为国太大了，人民参与政治，其势无从实行。政府监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兴作，往往反致民累，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惰性”。

本期的民族斗争

从秦始皇统一起，到明末止，为时约近二千年。这二千年中，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四周诸国，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种情势，始终没有变更。国际上最剧烈的，就是对北族的民族斗争，我国盛强时，则能把他们征服；衰乱时，就不免反受其害；如汉之后有五胡，隋唐之后有辽、金、元是。

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

从来野蛮民族的勃兴，和文明民族文化的传播，实在极有关系。在东西历史上，文明民族，都受野蛮民族的**。如中国之于辽、金、元、清，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说者多以为野蛮民族性质强悍，勇于战斗之故。其实不然，单靠勇于战斗，是不能征服人家的。然则其原因在哪里呢？我说这在社会组织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在病态中进化的。一方面，文明程度，固然逐渐加高；一方面，组织病态，亦在逐渐加深。所以以文明程度论，固然文明人优于野蛮人；以社会组织论，实在野蛮人胜于文明人。我们说具体一些的话：在政治上，我们有阳奉阴违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假使在两军相当之际，我们的将帅，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话，逗挠不前；我们的军需官，甚而可以藉图私利。这许多事情，在野蛮社会里，大抵是很少有的。关于这一点，古来的人，也早就见到。譬如在《史记·秦本纪》里所载由余对秦穆公的话，《匈奴列传》里所载中行说（当时的一个汉奸）诘难汉使的话，都是这一个道理。历代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相争之时，文明民族里所谓内奸，总是很多；甚至有倒戈以攻其祖国的；而野蛮民族中，此等现象，却极少。就可见得文明社会病状的深刻。因为病状深刻，所以其社会中的分子，利害和社会全体相反的多了。所以文明民族的文明，向野蛮民族传播，达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民族自身会有危险的，然则还是社会组织不正常的罪罢了。（《中国民族演进史》，第126、130页）

本期的文化

文化：在本期中，也大有变迁。第一步，是诸子百家之学，均居次要，而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第二步，是印度哲学输入，在思想界占重要的地位。第三步，便是儒、释思想调和，而发生一种新哲学了。以宗教论：则固有的崇拜对象，集合而成道教，和专讲人伦日用的儒教，出世的佛教，鼎峙而称三教。其余外国的宗教，输入的也还不少，但不占重要的位置。

本期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论经济状况，在本期之中，商业资本，始终是最活跃的。因为从统一以后，各地方的联结，已经密切，各地方的人，已经非互相倚赖不能生存了。虽然偏僻之处，保存其自给自足的状况的，也不是没有，然在全国中，是不占重要的地位的。从商业资本再进一步，就可达到工业资本了，然必销路畅旺，工价高昂，感到人力的不足，才会想到利用机器。中国幅员广大，而劳力低廉，只要扩充销路，就有利可图了。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以谋减轻成本，所以几千年来，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即有聪明的人，偶尔想到，也不会被利用，而不久就失传了。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社会组织当封建制度初崩溃时，人心上还觉得很不惯，要想回复他。经过王莽的扰乱，也就无人再敢提及，习而安之了。

本期的政治

本期的政治，始终是采取放任主义的，所以一切事情，不免废弛，这也有个不得已的原因：因为国太大了，人民参与政治，其势无从实行（中国民权遗迹，都在古代；后世国家扩大之后，就没有了。这并非理论上以为不该有，只是限于事实，无从行使）。政府监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兴作，往往反致民累，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惰性”。既集大权于君主一身，其势不得不图控制之便，于是治民之官日少，治官之官日多（顾炎武语，见《日知录》。如地方自治废弛；汉于郡县之上，又加州牧，元于路府之上，再加行省都是），尤以乱世为甚，一个控制不住，就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后汉和唐代的末年就是。这个唤作“外重”。然反之，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没有人能裁制他，则**昏之君，甚至于奸佞之臣，以及宦官女谒等，又皆能为所欲为，民被其毒。总而言之：专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体，这二千年来，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说是很深了。

官僚与放任消极之政治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又分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绅士、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阶级中，未尝无好人，视被治阶级的利害，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总只是少数。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的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阶级，决不能废督责。（督责二字，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似乎还要积极些）然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以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8—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