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明朝末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二）实事求是，（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这时代的社会经济，颇为可怜。建设的情形，实在有些退化了。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多提归中央；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是承宋朝而渐变的。理学本兴起于北方，然到南宋时北方反而绝迹了。元兵下湖北，得儒者赵复，北方的学者，多奉以为师。程、朱之学，乃复行于北。直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人只要时时磨砺他，使他晶莹，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这个便唤作“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捷的方法。

王守仁的“致良知”

王守仁之说，是承陆九渊之绪，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所以后来的人，亦把他和九渊并称，谓之陆王，和程朱相对待。守仁之说，以心之灵明为“知”，为人人所同具。无论如何昏蔽，不能没有存在的。此“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无不知是非之理。但这所谓“知”，并非如寻常人所谓“知”，专属于知识方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其恶，自然就恶，知其善，自然就好。决非先知其恶，再立一个心去恶；先知其好，再立一个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恶之甚，自然万不肯去做。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95—296页）

理学家的流弊，在于空疏；王学既行，更加以“猖狂妄行”之弊；人心就要穷而思返了。加以明朝末年，内政腐败，外敌凭陵；所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先生做《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以何等的意识。黄先生《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政体，痛下攻击，也是专制时代的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此外，他们关于根本问题的议论还极多。而他们读书又极博，一洗前此空疏之弊，又为清朝的考据学，导其先路。

顾炎武的特色

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03页）

元明时代的文艺

文艺，大体也承宋人之风。其最有特色的，是戏曲同平话。古代俳优、歌舞、百戏，各为一事。优伶专以打诨、取笑为主。歌舞不演故事。扮演只百戏中间有。南北朝以来，才渐有以扮演兼歌舞的，然辞句和动作，仍不合所扮的人的身份。元朝的南北曲，才合三者为一，造成现在的旧剧。宋朝人的说话，就是现在所谓说书。说书的人，是各有其底本的；后来把这底本略加涂饰，就成为现在的平话。（现在通称为小说。然小说的名目，包括很广，平话只可算其中的一种）再进一步，就可专为阅读而著作了。此等文字，从元明以后，日趋兴盛，实为现代平民读物的大宗。

白话小说

骈散文与诗，皆为宋代之贵族文学。词虽可歌，其辞句亦不尽与口语相合。然当时自有以白话著书者。其大宗为儒、释二家之“语录”及“平话”。语录与文学无涉，而平话则为平民文学之大宗。平话即今人所谓白话小说，此等原用为说话之底本，非以供娱情者之目治，然岁月久而分化繁，遂亦成为可以阅读之书矣。此近世白话小说之缘起也。白话小说进化之途有二：（一）则真实之言愈少，而捏造妆点之言愈增。（二）则口语之成分日减，目治之成分日增。小说原于口说，后乃变为目治之物。口舌笔札，势不能尽相符合。于是专供目治之小说，与备说书人之用之底本，机势亦日趋变异。（《宋代文学》，第103—104、110、119页）

元明时代的社会阶级

元朝在中国时，民族间不平等的待遇颇多。其尤为暴虐的，则是行军之际，以俘虏为奴婢。这本是很不合理的，而元朝诸将，还要把降民诈称俘虏，汉人入奴籍的就更多（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直到明朝，此等蓄奴的风气，还不能免；而明时绅权特重，士大夫居乡的，都非常暴横，也是元时异族压制，遗留下来的恶习。

元时输入的宗教

元时外国的宗教，输入的也颇多。然最尊重的为喇嘛教，元世祖奉八思巴为帝师，为西藏宗教兴起之开始。但那时尚属红教，到明成祖时，宗喀巴创立黄教，传授达赖、班禅二喇嘛，青海、西藏、西康、蒙古，次第信从，遂有今日之盛了。基督教当元世祖时，许在北平设立教堂，但信他的也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遂绝。只有回教在这时代，是呈相当的盛况，而元亡以后，亦还能保其相当的地位的。原来元朝所用的色目人，以西域人为最多，西域人大概是回教徒，他们多数和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畏兀儿人同族，所以传播较为容易。他们的保守其宗教，又比别种教徒，来得坚固些。现在西北、西南，回族遍布，各地方亦都有回教信徒，实在是开始于元代的。

元明时代的社会经济

这时代的社会经济，是颇为可怜的。顾炎武《日知录》说：“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可见这时代，建设的大概情形，实在有些退化了。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多提归中央；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武力的不竞，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但是在这时代，也有一件事情，值得纪念的，那就是木棉之利的普及于全国。宋以前，木棉的种植，只限于交、广一带。宋末，才渐渐移殖到江南。有一个黄道婆，从崖州到松江，教人民以纺织之法，从此以后，木棉就衣被苍生了。山东运河的开成，也算这时代一件大事。

木棉的推广

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说不足信）。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辍耕录》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242、243、244页）明清之交，始及于黄河流域，棉织之自南输北者大减，民颇受影响，吴伟业曾作七古咏及之。民国初，浙江云和县之下流社会，冬尚未知衣棉。一物之传，其难如此。（《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93页）

从宋到明币制的变迁

中国的币制自汉以前，本来金、铜并行（战国时已有用金的法子。譬如孟子之齐，齐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秦人散金行间以图六国，可为战国用金之证。后来秦并中国，制币为二，黄金以镒计，铜钱重半两。是为汉以前金铜并用之证），其时铜钱价贵，黄金除豪商、贵族外，人民是不很有的。后来贸易发达，铜钱增多，价格渐跌；黄金却因佛教输入，写经、塑像，消耗甚多，渐渐的减少了。乃于铜钱之外，兼用布帛。布帛是不能久藏的，且亦嫌其笨重，北宋时，四川乃发生纸币，谓之“交子”（交子是货物交换媒介的意思。先是唐宪宗时代，已有一种“飞钱”制的发生。宋代官商，都感到旅行带多数的钱，累重不便，私自为券，是为“交子”），由富人主持其事，担任兑现。行之久，富人穷了，付不出现来，争讼繁兴，乃改由公家发行。宋、金、元、明四代都用他。宋人谓之“交子”“会子”“关子”，金、元、明都称“钞”。因历代都不免于滥发，价格都跌落到不能维持，明朝宣宗时候，就把他收回烧毁，不再行用了。纸币既跌到不能行使，铜钱又已绝迹，人民乃不得已而用银。其事起于金朝末年（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间。正大，自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银的初起，是因铜钱被纸币驱逐净尽，用来代铜钱，以便小额交换的；不是因铜钱价格太低，而兼用银子的），到明朝废钞票后，就赋税也渐次收银了，然只是用私量的法子行使，始终没有铸造。和铜钱，亦听其各以本身的价格涨落，始终没有厘定主辅的关系或比价。

隋唐后币制之变迁

隋唐之世，宇内清平，交易复盛，铜钱感觉不足：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私铸、私销亦不能禁绝。既苦不足，又病紊乱。而交易之额日巨，铜钱运输，又觉不便。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宋初有交子。飞钱乃后世之汇兑，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由民间自为，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败。货币为量物价之尺，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金银铜铁，本身同为实物，价格自难齐一。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而设法维持其比价，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而以纸代表其巨数。故飞钱、交子之兴，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乃不得不代之以银。此事起于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时尽废钞币而大成。故中国之用银，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钱质量值轻；而以银与之相权。故对于以银为主币，视铜钱为辅币之理（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始终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银本位制，始终多所扞格，直至法币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55—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