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学术思想，欲以中兴儒家之说，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所以在中国，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与其求之于佛学，不如求之于理学。宋儒对于经学，是自以其意，推求圣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说的。虽或流于武断，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其立说自胜前人。史学大家很多，《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古文虽兴于唐代，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虽不如唐人的含蓄，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宋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观，这确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执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时宜，这又是他们的短处。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
宋代的理学
宋朝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其地位的。尤其理学是宋朝特有的学术思想，其发达之原因有四：（一）自唐季以来，就有书院的创立，当时老师宿儒，在院内聚徒讲学，号称山长。到了宋朝，书院更加兴起，最著的有四大书院，即湖南的岳麓，江西的白鹿，河南的应天和嵩阳。定章程，招俊秀，讲诵问难，学问因之大进。（二）宋儒之辈出，是欲以中兴儒家之说，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原来佛教的哲学，确是很高尚的，然在中国的学术是以政治和伦理为立脚点的，看起来，就未免偏于消极了。这所以有宋朝人的“辟佛”（宋儒虽然兼辟佛、老，实在是辟佛的话，居其多数），而其学问讲到精微之处，实已兼包佛学之长。（三）当时印刻之业兴，购书读书，都比从前便易，学术可以普及，亦为思想界之大助。（四）五代以来，士风扫地，名节**然，宋代诸儒既注重伦理道德，故多致力于修身格物之学，希圣希贤。宋学巨子，就是周、程、张、朱。北宋时又有邵雍算是别派，南宋时有陆九渊，则是和朱熹对峙的。他们明理的方法，可以分为朱、陆两派。朱子之学，是原本于小程子的，主张“即事物而求其理”；陆子则主张先发本人之明，然后细细理会去。邵雍是研究数理的，他以为天地万物，根本上只是一体；质的变化，就是量的变化；所以想就数理上推求宇宙的原理、原则。这本是一种哲学，后世卜、筮、星、相等迷信之事，都假托他，可谓去题万里了。
理学的价值
佛学中治心的一方面，自然是有其很大的价值的，然其精华，在中国，已被理学摄取了，而且还能除去一部分佛学因宗教而来的渣滓。所以在中国，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与其求之于佛学，不如求之于理学。于此点，康（有为）、梁（启超）两先生，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梁先生有专著《德育鉴》，此外在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著述中，康先生的《不忍杂志》中，都有许多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的议论。读者若不厌陈旧，求得而读之，很可以为引入理学，尤其是理学中最进步的一派即阳明之学的阶梯。这种著作，原无所谓新与旧的。（《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原刊《月刊》1946年第1卷第3期）
宋代的经史之学
宋儒对于经学，是自以其意，推求圣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说的。虽或流于武断，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其立说自胜前人。史学：大家很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又为史家创一新体。此外搜辑当代历史的也很多；考证前代史籍，订正其错误的人也不少。
宋代经学的特色
宋人说经，自成一派。前此经学，皆以汉人为宗。虽汉人说经，亦自有派别，然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必宗汉人之一派，未有祧汉人而自求之于经者也。其有之，自唐之啖助、赵匡始。宋人大畅其风，于诸经皆以意说，不为前此成说所囿。其长处，在能矫正旧说之误；其短处，则在主观太甚，妄以己意测度古人。而于训诂名物等，宋儒所说，尤不如汉儒之可信。此清代所以矫其弊而复崇汉学也。（《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110页）
宋代的文艺
古文虽兴于唐代，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普通所谓唐、宋八大家，宋朝人实占其六。宋朝人的骈文，也是很生动流走的，谓之“宋四六”。诗：该以江西派黄庭坚为宋人的代表。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虽不如唐人的含蓄，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词以宋朝为极盛，北宋之晏殊、周邦彦，南宋之辛弃疾、姜夔，都是名家。还有后世的平话，也是起源于宋人，像《宣和遗事》等类皆是的。
宋朝士大夫的风气
宋朝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观。他们大多数，知道治化的根本，在于社会。还能制定乡约，或冠、昏、丧、祭的礼节等，行之于地方，以求化民善俗，这确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所执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古礼，亦且古代社会等级之制甚严，在后世已经平等些了，他们因泥古之故，并此也要回复，就未免冷酷而不近人情，这又是他们的短处。他们论事，大抵要合乎理想，而不甚肯迁就事实；论人，大抵要辨别其心术，而不甚肯拘泥于形迹。这固然有彻底的好处，然亦有时，因此而流于迂阔；又或苛责君子，使无容身之地，而小人反得逍遥事外。他们大概好争意气，因此容易结成党派。所以宋朝士风，概论起来：初宋则喜党争；中宋多习苟安；晚宋则力崇名节。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谢枋得等，均为宋之季世，作掉尾之一大活动，这就是宋代士风的特征了。
论宋儒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6页）
宋代社会状况
宋代的社会状况，始终是很黯淡的。但也未尝没有畸形的发达。地权的不平均，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始终未能救正。南渡以后，贵戚势家，聚于江、浙一隅，更其变本加厉。近代江、浙田赋的独重，就是导源于这时候私家收租的苛刻的。（南宋末年，宰相贾似道，把私家的田，租额重的，硬收买做公田，即以私租为官租。元时，江、浙的田亩，收租还是重的。明太祖平张士诚后，又把私家的租额，就算作国家的税额，从此以后，虽屡经减少，浙西的租税，较之别处还独重）其时国土既蹙，又承丧乱之后，用兵则有兵费，讲和又有岁币，国用浩大，苛税繁兴。如“和籴”和“预买”［中国从前，国家立于私人的地位，和人民做交易，谓之“和”。买米的谓之“和籴”，买其余一切东西，谓之“和市”或“和买”，雇人做工，或租用人家的东西（如舟、车之类），谓之“和雇”，宋朝变为赋税的“和买”是布帛，其中先付价后取物的，谓之“预买”］，本来都是卖买，后来都变成租税了。还有经总制钱，“板帐钱”“月桩钱”等，都是把许多无名苛敛，聚集起来的。所以当时的人民，实在非常之困苦。但是困苦的仍旧困苦，奢侈的还是奢侈。所以在一方面，社会反而显出繁荣的状况。譬如历代的都市，都是禁止夜市的，唐朝还是如此（唐朝两京诸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见《唐书·百官志》两京诸市署令）。宋朝却不然了。其时临安各种卖买，几于都有夜市。不但应用之品，就供享乐消耗的也很多。（宋朝商市情形，见宋人所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海外贸易，宋朝较之唐朝，也更形发达。杭州、嘉兴、宁波、泉州、广州、青岛等处，都曾设过市舶司。除抽税外，香药、犀、象等品，由官专卖，利息也很丰。总而言之：农民困苦，而商业资本活跃，历代本是一律的，然在宋朝，则此等现象，似乎更甚了。
印刷术的发达
工业中，印刷术的发达，对于文化的传播，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要传之永久的文字，就把他刻在金石上。这是以供人观览为目的，意不在于印刷。五九〇年，隋文帝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才可称为印刷术之始。然隋唐时还不盛行，直到九三二年，后唐宰相冯道，请令国子监将九经雕板印卖，宋初又续刻诸史，从此以后，官、私、商贾，刻书的才渐多。十一世纪中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版，得书的难易，较之从前，不可以道里计；书籍流传于后的，也就迥非唐以前所可比了。（可参看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