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弱的才留在本州。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
宋朝的积弱
中国虽然统一了，燕、云未复，总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宋太宗灭北汉后，就进兵伐辽，不幸打得大败。后来又北伐一次，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侵，到真宗时，遂成澶渊之盟，宋朝出岁币，和辽国讲和（辽主称宋为兄。宋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事在一〇〇四年。真宗死后，仁宗继立，西夏又造反，前后用兵十年，宋朝亦总不得利。一〇四四年，亦以岁赐成和（银绢共二十五万两、匹）。
宋初国势不振
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一〇〇四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8页）
宋朝积弱的原因
宋朝的积弱如此，却是为什么呢？原来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后，不得不厉行中央集权政策。宋太祖既于燕会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解除兵权；各州武臣出缺的，又都代以文臣；州、刺史、县令，都不除人，命京朝官出知（“知”是差遣的名词，本官不除人）。设转运使于各路，以经理财赋。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进京，升为“禁军”；留州的谓之“厢军”，是无甚战斗力的。重要去处，却命禁军轮班前往守卫，谓之“番戍”（“番”字，就是唐、宋时候的“班”字）。如此，藩镇跋扈之弊，自然没有了。然而后来，兵数日增，而战斗力反日减。中国历代的取民，本是以田租、口税为正宗的。唐中叶以后，因地方为藩镇所专，国用不足，乃收盐、茶等税以给用；还有藩镇所兴的苛税和商税等，宋朝虽尽力减免，因为养兵之故，亦未能全行除掉。仁宗以后，兵数超过百万，既不能对外作战，却又不敢说裁，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无用之兵”的局面了。
宋初政策的利弊
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直隶三衙。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军，不甚教阅，名为兵，其实不过给役而已。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又历代的宰相，于事都无所不统。宋朝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知，而言路之权又特重。这原是因大权都集于中央，以此防内重之弊的。立法之初，亦可谓具有深意。然而宰相既无大权，而举动又多掣肘，欲图改革，其事就甚难了。这就是后来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而反致酿成党争的原因。（《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17页）
宋代社会情形
论到社会的情形，宋时也是很恶劣的。晚唐、五代之世，暴政诛求，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农民饱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其时役法又特坏。古代的役，系筑城郭、修道路等事，至于在官署中典守府库，供奔走使令等役，则其事非人人所能为，本不能按户“签差”，而且要支给报酬的。晚唐以后，乃将此事责之人民，调查其丁口的多少，赀产的厚薄以定所谓“户等”，而随时派他当差。有几种重、难的差使，当着的人，总要因赔累而至于破产的。这是当时人民最苦的事。
宋时农民的困苦
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从唐中叶以后，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历五代、两宋之世，始终没有能够改正。加以南渡以后，两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贾似道做宰相，因国用窘迫，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即以私租为官税。在北方，则处异族压迫之下，私田多被强指为官田，拨给女真人。其不能强指为官田的，也要把别的地方来和他互换，以便腾出整块的地方，来给女真人聚族而居。又宋、金两朝的役法，都是很苛酷的。处此环境之下，还能够勉强维持，其勤勉和技术的进步，也可想而见了。（《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二册，第114—115页）
王安石的变法
仁宗之后，经英宗以至神宗，用王安石为宰相，厉行新法，新法中重要的是：（一）把常平、广惠仓的钱谷，春耕时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加息随赋税交还，谓之“青苗钱”。（二）又令人民当差的出“免役钱”，不当差的出“助役钱”，把这钱来雇人充役，这叫“差役法”。（三）“市易法”，市中滞销的货物，由官收买，或与官物交换。又借官钱于商人，令纳息。（四）“均输法”，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便利商人。（五）王安石是主张民兵的，他于大裁冗兵之后，又主保甲法。先令保丁警备盗贼，后来教保长以武艺；令其转教保丁。（六）“保马法”，凡民间愿养马者，每户一匹，以官马给之，或付官价使自购。死病要补偿。这法多致赔累，最为病民。（七）他又是主张养士的，乃于太学立外、内、上三舍，令学生以次而升，升到上舍的，可不经礼部试，径赐之以进士第。（八）至于科举，则因当时风气，只看重进士一科，所以把“诸科”都裁掉（进士以外，各种科目，总称诸科），独存进士；而废诗赋，改试策、论、经义。
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到育人才之效。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9—480页）
青苗立法之意颇善。然实人民自相扶助之事，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而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中国文化史六讲》，第119页）
新旧的纷争
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自然也不能免。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神宗始终行新法没有变。神宗死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用司马光为相，把新法全行废掉，新党全排斥。但是旧党又分蜀、朔、洛三大党，蜀党推苏轼，朔党推刘挚，洛党推程颐，为其党首领。各党互相攻讦，纷闹意见，授新党以间隙。太皇太后死后，哲宗复行新法，谓之“绍述”。用新党，贬逐旧党。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初说要调和新旧，旋又倾向新法。然而所用的，是一个奸佞的蔡京，徽宗既奢侈无度，蔡京又妄作妄为，政治弄得糊糟一团；反要联合金人，希冀恢复燕、云，遂至召北狩之祸。
论宋之党争
从来论党的人，每将汉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旧党，并为一谈，这是大错。汉朝的甘陵，只是一班轻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运动，营求出身，以及有财有势，标榜声华之士，以致闹成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只是官僚相排挤，哪里说得上政见？宋朝的新旧党，却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见的。固然新旧党中，各有坏人；新旧党互相排挤报复，也各有不正当的手段；然而不害其为有政见。他们对于多种政治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而其见解，都是新党代表我所谓进化派，旧党代表我所谓保守派的。旧时的议论，都左袒旧党；现在的议论，则又左袒新党；其实二者是各有长短的。新党的所长，在于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对人攻击，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六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