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总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恒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外官的变迁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三老”“啬夫”“游徼”，都是自治职。秦汉而后，日益废坠，至隋唐而**焉。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考试的法子，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备。然有考试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却是可惜了。租庸调法，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隋唐政治概观

隋唐的政治制度，是承袭魏晋、南北朝的。西汉的政治制度，沿袭秦朝；秦朝的制度，虽为古今官制上的一大变局，也有多少从列国遗留下来的成分在内。所以从东汉以后，就渐起变迁。魏晋、南北朝，都是承着这个趋势的。隋唐时代，乃因既成的事实，而加以整理。

隋唐的官制

秦汉时代，相权颇重，到东汉则渐移于尚书，曹魏时又移于中书，刘宋时又移于侍中。隋唐时代，乃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相职（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中书和皇帝面议办法，门下省加以审查，由尚书省行下去。尚书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辖诸司，各为全国所职掌的最高行政机关。各机关分立，处事虽极精详，不免嫌其迟滞，所以后来，三省长官，不大除人，但就他官，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其人就算宰相。实际上，中书、门下两省，亦是先行合议的，并非事后逐件审查。御史一官，其初该是帮皇帝看文书的。看文书要审查其办法的合不合，所以后来变为弹劾之官，在隋唐时亦很有威权。

历代相权之变迁

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而中书、门下，尤为机要。后来两省长官，不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为宰相。其事务，则合议于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宋元之世，遂以中书省为相职。中书、门下等官，其初起，虽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权力又渐大，地位又渐尊了。明世，乃又废之而代以殿阁学士。清代，内阁之权，又渐移于军机处。总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恒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9页）

外官：从汉末州郡握兵后，中央的权力，总不甚完全（参看本书第十一、十五章）。两晋以后，喜欢侨置州郡（譬如现在辽宁省，为日本强占，辽宁省的人有逃到河北的，就在河北省里设一个辽宁省，就是所谓“侨置”。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还未完全脱离属人主义的原故），州的疆域，就渐次缩小；后来竟至与郡相等，隋唐时乃并为一级，于其上设置观察等使，仍为监察之官。

内官日轻，外官日重

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白话本国史》第二册，第42—43页）

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每十里为一乡。每乡都有“三老”管教化；“啬夫”管收税，听讼；“游徼”管巡查，禁止盗贼，这些都是自治职。实际上，县令等于古代一国之君，一切民政，要他直接办理，是来不及的，全靠这种自治职，能够实心办事，政治才得推动。汉朝此等自治职，地位还很高；也真有相当的权力，能够办事。魏晋以后，此等规模，却渐渐废坠了。这是中国政治，所以废弛的一个大原因。

地方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

盖中国自治之废，既千余年矣。（秦汉而后，日益废坠，至隋唐而**焉。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民间利害切己之事，虽多出于自谋，特由政治疏阔，官不为谋，无可如何而然，非法之所许也。唯其非法之所许也，则人民于自治之权，失之已久，一旦授之，未必遂能自有。又向之自治，出于人民之自谋，则必其智之所及，智及之，力自足以监察之。且其所举至简，则亦无利可图，而事非法之所许，则又无权力可藉，故虽不能兴大利，尚不至转蒙其害也。（《本论》，写于1916年，见《吕思勉诗文丛稿》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隋唐的选举制度

学校，只有在西汉时代，真是学问的重心。因为其时社会的程度还低，研究学问的人，究竟不多，学者求师和求书都难，所以各地方的人，真有到京城里去求学的。（据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但东汉时代，私人讲学已盛，赵氏之说，实在只可指西汉）东汉以后，情形就渐渐的变了。三国以后，则学校有名无实，不过是贵族或读书人的一条猎官的捷路，而人才的拔取，就移到科举。科举的前身是汉朝的郡国选举，是不加考试的。于是请托、运动等弊端百出。后汉以后，考试的法子，就渐次兴起，然都不是常行的。直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备。唐朝的法子，是会应试的人，先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加以考试，择取合格的，送进京城；由礼部再加考试，这是举士，称为“乡贡”。“乡贡”以外，别有制举，由帝王亲自主试，甄拔非常的人才。又举士与举官不同，前者不过得到一种国家承认的出身，后者才能由国家授以官禄，是由吏部主试的。关于举士所设的科目甚多，常行的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试经书，只重记诵；进士试诗、赋，更不切实用。有考试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却是可惜了。

科举与考试不可混为一谈

科举制度，所考的东西，有用无用，是一个问题；考试制度本身的好坏，又是一个问题。帖经、墨义和诗赋，虽然无用，论考试制度的本身，确实是公平的。因有科举制度，所以能够逐渐将等级铲平；因有科举制度，所以人民向学的，不待劝勉而增多。这都是科举制度，给予我们的好处。（《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二册，第23页）世之论者，率多混科举与考试为一事。因科举之有弊，遂并考试而不敢言。殊不知科举之弊，在于所试之非其物，而不由于考试。考试之法，唯有一弊，必不可免者，即应试者之所学，但求其足以应试而止，他皆不问。王安石变法之后，所以叹“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图变秀才为学究”也。然使所试者为有用之事，则应试者终必略有所知。苟去其所试之物，而保留考试之制，夫固未尝不可行，且行之而必有利者也。（《考试论》，原刊《光华期刊》1928年第2期）

隋唐的兵制

隋唐的兵制，是很为有名的，就是所谓府兵。府兵之制是起于北周的，到唐朝而更为完备。其制：于重要的去处，设立折冲府，有折冲都尉以下许多武官；百姓名隶兵籍的，都属于折冲府，以农隙教练，有事时征集，命将统率出征；事罢归来，依旧各归其府。这一种制度，没有养兵之费（不过隶名兵籍的，也要“蠲其租调”），而可以得多兵之用；兵无屯聚之患，亦不至无家可归，难于遣散；确自有其优点。惜乎承平既久，有名无实。到玄宗时，连皇帝的卫兵，都调不出来，而要改用募兵了。

中国历史上的“兵”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作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彍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白话本国史》第二册，第48、49页）

隋唐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是定于晋、唐两朝的；刑法则定于隋朝。秦朝所用的法律，是战国时魏国宰相李悝所编的《法经》，共只六章（李悝所作《法经》，共六篇：曰《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及《具法》是），不够应用，汉时乃逐渐增加。专制时代，命令是和法律有同等效力的；成案则当时名为“比”；亦可引用，条文既已繁多，编纂又极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时屡有编纂之议，始终未能成功。晋初，才编成一部有条理的《晋律》，此法历代相沿，《唐律》也是以《晋律》为本的。唐以后编纂法律的，有金、明、清三朝，都以《唐律》为本，《清律》又沿袭《明律》。所以中国从采用西洋法律以前，历代的法律，可以说根本上是相同的。

至于刑法：则古代本称“伤及身体”为刑，和“死”为对称。因为死亦是伤害身体的，所以又称死为“大刑”。拘禁及罚作等，皆不称为刑。儒家说：古代风俗淳朴，用不着刑罚，只要有一种办法，叫犯罪的人，觉得羞耻就够了。如犯死罪的人，叫他穿一件无领的衣裳就是。这种办法，儒家称为“象刑”，因又称伤及身体的为“肉刑”。汉文帝曾把肉刑废掉，死刑之外，只留髡、笞两种。然笞法实际多至死亡，“髡法则又仅剔其毛发”，不足以资惩创，所以刑罚轻重，很难得其平（此说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序》）。周、齐时，徒、流之法，才渐次兴起。到隋时，乃定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各分等级，从此以后，也就历代相沿了。

隋唐的赋税

当两汉时代，儒家鉴于地权的不平均，也有想恢复井田的，也有想限民名田的，已见本书第十四章。后来此两法都没有能实行，乃又有一种议论，说井田之制，宜于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土田无主时推行。晋武帝平吴之后，乃定一种户调式。因男女、老幼，以定授田的多少。户调式定后，国内不久就乱了，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现已无从稽考。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授田之法，也和晋朝相同，又举出露田和桑田的区别。露田是受之于官，也要还给官的，桑田则许其私有。唐时，将官授的名“口分田”，私有的名“世业田”，世业田以二十亩为限。多的，可以出卖，而不得卖其应有之数；不足的可以买进，亦不得超过定限。田多，足以计口分授的谓之“宽乡”；不够的谓之“狭乡”。狭乡受田，较宽乡减半。肯从狭乡迁到宽乡，是有补助的（许其卖口分田，就是以卖价补助其迁移费的意思）。

其取于人民的：则农田所出的谷物谓之“租”，为公家服役谓之“庸”，随其地之所产出丝、麻及其织品谓之“调”。这就是有名的租庸调法。此法的用意，诚然很好，但不易严密执行；后来，官吏管理逐渐懈弛，加以豪强的兼并，天灾兵乱的相继，到唐朝中叶，册籍既坏，人民多逃亡，租庸调旧制，遂不能行。德宗时，杨炎为宰相，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两税法。凡人民，只就现居其地的立为簿籍，不问年纪大小，但以贫富定纳税的多少，分夏秋两季征收。这两税法从那时行起，上下称便，历五代而至宋明，颇能继租庸调之废而适应需要。

立意虽佳，方法未善

统观三法（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6、97、101页）

隋唐的学术

从魏晋以后，讲经学的人，渐渐流于繁琐。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而于大义反非所问。南北朝以后尤甚。唐朝的啖助，讲《春秋》才不拘三传，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三传，谓《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释《春秋经》的）道、佛两教，从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韩愈，做了一篇《原道》，对于佛老，力加排斥。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

讲史学：则（一）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关于这一个问题，可以把拙撰《史通评》外篇第二做参考，页七五至八七，商务印书馆本）。（二）中国历代，每后一朝兴起，必修前一代的历史。现在所谓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从南北朝以前，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开“合众纂修”之局。虽然见解的高超，体例的划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却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讲史法。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史通》，对于这一个问题，专门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著《通典》，专记历代的制度，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

刘知幾与《史通》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幾，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幾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隋唐的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太不切实用了，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尤以周、隋两朝为甚，然习惯既久，一时变不过来。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他们这种文字，是不学东汉以后，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所以自称为“古文”。又或称为“散文”。而对于四六对仗称为“骈文”。从此以后，就骈散分途，各适其用。

韩、柳的古文改革

从齐、梁以后，文字日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在此种情势之下，欲谋改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敦煌石室书录》，有《唐太宗入冥记》《伍子胥故事》等书），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代，诏令奏议，都摹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意，而优孟衣冠，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87页）

诗在唐朝，算是极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声。梁、陈以后，才渐渐讲求，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不论诗文，调平仄的，都可以称为律。诗的律体，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诗的根本，是从歌谣而来，所以多长于“比”“兴”，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长于“赋”（“赋”“比”“兴”是作诗的三种法子，见在《诗经》第一首的《序》里。“兴”是因此而及彼，如见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赋”是实写，如描写名花或美人的艳丽），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的诗，描写天宝乱离的情形，十分详尽，后人至称为“诗史”。白居易《新乐府》，描写当时社会上、政治上种种黑暗的状况，也是很能够动人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汉以后渐渐失传，已见本书第十四章。却是魏晋以后，汉武帝时的新声，又渐渐失传了。只有一部分，还保存于南朝。北朝则从外国输入的音乐，流行特盛。隋时，称南朝的旧乐，从外国输入的为燕乐。新乐日盛，而旧乐渐渐式微。根据此等音乐的声调所做成的作品，谓之词。唐朝人开其端，至五代而渐盛。通俗的文艺，是到宋以后才盛行的，然其端亦开于唐朝。唐人有所谓“变文”，系将故事演变而成，如《大舜至孝》《目莲救母》之类；又有所谓“俗文”，则是将佛经翻成通俗文字的，这是后来平话的起源；又有佛曲及劝世诗，亦为后世宝卷、弹词之祖。

论唐诗

论唐诗者，或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之浑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纤丽，可谓各擅胜场。（《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页）唐宋诗相较，自以唐诗为胜。以唐诗意在言外，而宋诗意尽句中。唐诗多寓情于景，宋诗或舍景言情。诗以温柔敦厚为宗，自以含蓄不尽为贵。宋诗非不佳，若与唐诗并观，则觉其伧父气矣。然宋之变唐，亦有不得不然者。无论何种文字，皆贵戛戛独造，而贱陈陈相因。唐诗初、盛、中、晚，各擅胜场。在彼境界之中，业已发泄殆尽。率此而往，其道则穷。故宋人别辟一境界。虽不能如唐诗之浑厚，然较诸因袭唐人，有其形而无其质者，则有间矣。（《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7页。）

书法：在南北朝时，南人是擅长真书和行、草的，北碑则犹存分、隶古意。隋碑结构严正，而笔画渐趋妍丽，已能兼两派之长。唐人擅长书法的尤多，如欧、虞、颜、柳等（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至今写字的人，还奉为模范。南北朝时，山水画渐渐兴起，到唐朝而更盛。其中王维的画，专取清微淡远；李思训的画，则注重着色，钩研成趣。所以李、王二人又为后世山水画“南北宗”之祖。人物画，亦因受佛画和雕刻的影响，较之古代的画风，更形工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