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儒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优势，生活自然要宽裕些，养成一种优游暇豫，不肯做事情的习惯。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晋初的周处，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玄学和佛学

两晋南北朝，以政治论，虽然衰败；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时儒学盛行，儒学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三国中叶（魏废帝正始年间，正始，自二四〇到二四九），北方就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他们在儒家的书中，注重《易经》；在道家的书中，则取《老子》《庄子》，很热心地互相讲论。他们这种讲论，谓之“清谈”，所讲论的学问，谓之“玄学”，很有许多高妙的见解。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的哲学，比小乘更为高妙。初期盛行的，都是小乘，到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才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

清谈者未必不事事

晋代为玄学时代，其风起于正始时。玄学之兴起，实为汉世儒家泥古之反动。故其重要之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事实也。谈玄者谓之清谈，世皆訾其误国。然清谈者未必不事事，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谈。谓不事事误国可，谓因清谈而不事事者误国可，清谈而勤于事，固不能谓其误国也。正始诸贤，皆有志当世之士，则其明证。其后或为司马氏所戕贼，或则隐晦以求自全，此乃军阀之罪恶，岂可释之而罪学者邪？玄学之蔽，乃在承新莽改革失败之后，不复敢言社会革命，而徒欲移易人心，遂至陷入唯心论。观鲍敬言之无君论，徒能斥现行政治之恶，而绝无办法可知。次则其人虽有学问，而不胜其物质之欲，不能自振，且冒于财利。此已为学者之失，而非其学之咎矣。（《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纲要》，写于1952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31—632页）

中外文化的和合

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这时候，论建筑则有寺、塔；论图画则有佛画；论雕刻则有佛像（现在河南洛阳伊阙，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都是后魏时所刻），都是从印度来的。而音乐从西域输入的亦不少。衣服的式样，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是宽博的，北派是窄小的。（可参看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三篇第六章九十九页，商务印书馆本）中国的衣服，本近南派，到这时代，衣裳和深衣渐渐的没有人着了，径用从前衬在里面的袍衫做外服，而便服则多着裙襦；靴也渐渐的通行。再进一步，就要以袴褶为外服了。（参看本书第四章。古人穿在外面的短衣，衬在里面的反有长衣。单夹的叫衫，装绵的叫袍。靴是北族之物，中国所没有的。褶是一种较短的外服。袴褶服既不着裙，亦不着袍衫，径以袴为外服，隋唐时，天子亲征，中外戒严就着他，其源也是起于南北朝）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就坐在**，也是跪坐的。这时代则渐用“胡床”，垂脚而坐。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北族的影响。

道教的成立

因为佛教输入，而道教也随之而形成。道教的根源，是古代的方士和神巫，已见第十三章。玄学盛行以后，他袭取老、庄的哲理；佛教盛行以后，他又摹仿他，造作经典，装塑神像；宗教的条件，渐渐完具。五世纪初年，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遇见老子，叫他改正张陵的伪法，后来又说老子的玄孙李谱文，命他统治嵩山周围百万方里的土地。北魏太武帝相信他，把他迎进京城，筑坛传教。从此以后，道教就算作一种大宗教，和儒、释并称了。

儒释道三教并立

中国向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三教并立之原理：（一）孔教专行于政治社会方面，放弃灵魂界之地盘，以让释、道；（二）释、道皆专于灵魂界，而放弃政治社会方面，故不与俗界生冲突；（三）此为中国之宗教与欧洲大异之处，故中国无教争之祸。至释、道二教，在教旨上，实无根本之区别，所以能并立者，则因旧日迷信之对象，不易铲除。佛教虽并不排斥中国之旧信仰，且企图将中国之旧信仰编入彼教之中。然究为来自国外之宗教，不能悉数网罗。道教则在教理上远非佛教之敌。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此为政治所承认者，其流行于民间者，仍时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缘，而为其鼓动之工具。异族入据之时，则又含有民族主义，如元、清时白莲教及太平天国是也。（《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51页）

文学与美术

这一期的文学，就是所谓骈文。虽然不切实用，却也很为美丽。中国的字，因其构造的繁复，亦成为美术之一。隶书源起，本是为求应用的，后来也变成美术品，当时的人别称为八分书。其专供应用的，则成为现在的正书。（八分书笔画之末，有向上之势，谓之“挑法”。隶书的笔画，都是秃的，现在的正书，乃对于行、草之名，实在就是隶书。所以从前人善写正书的，历史上往往说他善隶书。现在多以八分书为隶书，正书另是一种，实在错了。本章文字的变迁，可参看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四、第五章）然正书和求快捷的行草，亦都成为美术。这时期中，最工于书法的，为晋朝的王羲之，后人推为“古今之冠”。（见《晋书》本传）

门阀的兴起

文化的发达如此，为什么政治上会弄得这样糟呢？这个不能不归咎于社会的不好。从秦朝以后，古代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虽已消灭，贵族在法律上，虽已失其地位；然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容易一时消灭的。汉朝用人，不论门第，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不占势力。三国时，魏因其尚书陈群的建请，采行九品中正的制度，于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评当地的人物分为九等，而尚书凭以选用，中正的评论，只讲门第，不论好坏，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说话。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加以五胡乱华，中原人物，流离迁徙，他们到了一处新地方，还要标明旧时的郡望，以表示尊贵（如王氏标明为琅邪的王，崔氏标明为博陵的崔之类，因为别地方的王姓、崔姓，门第未必都是好的。本问题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下第三章第七节）；流俗也就尊重着他。他们在政治上既占优势，生活自然要宽裕些，养成一种优游暇豫，不肯做事情的习惯，反自以为高尚。读书人不必说了，就做官的也是如此，所以后来的人，称此为“清谈误国”。然而当时，这一班人，倒是处于重要的地位的，这就当时的政治，所以腐败的一个大原因。

门阀政治之危害

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蟠据，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