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有一种深切的焦虑。

我觉得，我们对选择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未来的焦虑，在这个变动不拘的时代，没人知道明年甚至几个月以后是怎样的。关于这种焦虑，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居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它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群。

那对于这种群体焦虑，我们该怎样缓解呢？

每当谈起未来时，我总是想起清末民初的国学家黄侃。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就有黄侃这个人。他是以反派形象出场的。

无意冒犯，但我觉得黄侃先生的人生，挺黑色幽默的。

这人是章太炎的学生，号称满腹经纶，但他其实没留下什么特别立得住的经典著作，因为这人有点狂，曾经夸下海口称：五十岁以前我不著书，因为学问不够，著书则多妄言，妄言多则徒增笑柄。五十岁以后我不读书，因为天下该读的书我都读过了。

可讽刺的是，刚好在五十岁那年，黄侃因为饮酒过量把自己喝死了，带着（自称的）满腹经纶进了棺材。

再后来，除了老师章太炎愿意给他这位“早夭”的学生吹吹牛之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伙计到底有什么宏图高论想在五十岁以后发表。

我大学是学历史的，一度也曾想过一直待在象牙塔，听从我们行内的那句规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等白发苍苍了再写个什么什么史来震惊一下学界。

但黄侃人生的这出黑色幽默，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人生是经不起长远规划的，机遇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尤其是黄侃生活的那种举世滔滔的时代，用那种“前半生我苦心雕琢、憋个大招，后半辈子发出来吓死你们”的态度生活，属于书呆子行为。

基本上你的技能还在那儿读条呢，人家手快的一套连环招就把你击败了。

这也是在百家争鸣的“觉醒年代”这种人最先退场的原因。

所以，对于弥漫在史学甚至整个文科学界那种逼着人必须在七老八十“学养足够”时才有资格说话的风气，我觉得它也许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却极不利于研究者的身心健康。

学这些学科的朋友，为自己的人生观健全起见，与这种思维保持距离，尽量避免被其同化。

也正因有念于此，我早早地就从象牙塔里滚蛋了。宁可自己业余写点通俗历史卖文为生，也不写那些没人看的史学论文。

由这个经验推而广之，我进而认为，任何一种要求你把人生收益放在多少多少年以后的生活方式，都算不上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比如，你在私企里要升职加薪，老板要你“为企业奋斗”“把目光放长远”，那是他在给你“画饼”。

又比如，你决心去考公务员，觉得自己前十年耐心忍性，给领导端茶送水，将来升了职就能咋样咋样，那则是一种自我洗脑——你怎么知道你的仕途上不会出个什么事，一着不慎全局拉垮呢？

所以，人生不能没有长期规划，但也不能过于强调太长期的计划。那些能在当下就让你发挥出最大价值、干得也相对舒心，同时又能获得相应回报的工作，才是最好的。

“人，应当赶快生活”，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话，紧接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那段长篇描述之后，我们的教育往往只让我们背诵那段理想主义的宣言，却忽略了作者紧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才是更含深意的。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活的那个动**不拘的苏联时代，这句话比他前面那段长篇说教，更动人心魄，更能透露他的本心，也更对读者有益。

是的，人，应当赶快生活，赶快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了，想爱的人爱了，想骂的人骂了，想写的文章写了。

别等到什么意外来敲门时，再后悔因过于长远的计划和为计划做出的隐忍而耽误了自己。

至于未来怎么办，黑格尔有言：“未来不是理性推断的对象，而是希望与恐惧的对象。”

那就让我们多一些希望，少一点恐惧好了。

反正无论你是希望还是恐惧，时代的车轮，最终都会从你身上无情地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