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常说，人生主要是拼爹，家里有矿就不用奋斗了。但这话也不全对。比如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真的家里有矿”的人，他的童年过得其实就不咋幸福。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爹在他出生时还是一个勘矿工程师，等到小柴九岁的时候，柴爹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当上了冶金工厂的老板。于是，小柴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场主少爷。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很美好，不是吗？但你要看小柴出生在一个什么国家，又赶上了什么时代。

在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像柴爹这种“中产阶级”，绝对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图钉型社会，由一大群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被奴役的农奴和极少部分拿走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大贵族所组成。在经历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改革后，中产阶级好不容易在这片冰天雪地中长出来了那么一点，但依然生存艰难。因为两位大帝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想跟同时代的英法一样，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些中产者的权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当时的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啥？无非是等着沙皇陛下收割的高级韭菜而已。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像柴爹这种人，不过是靠贵族们享用宴席之后的一点残羹剩饭过活。所以，他虽然名义上是个工场主，但活得其实也很辛苦、很焦虑。

一句话总结就是，当时的俄罗斯中产阶层本就薄得像一层纸，而他们的人生则更是比纸薄。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经历，柴可夫斯基的爹对一个问题想得很通透：既然横竖是给贵族老爷舔盘子，那为什么不舔个铁饭碗呢？于是他给柴可夫斯基规划的“光明前途”是这样的：好好学习，读法律，毕业后考公务员，去圣彼得堡从十四等文官干起，一辈子慢慢在体制内混……这样的人生规划，在同时代西方中产者那里肯定是不屑于想的，可是在当时的俄罗斯，与柴可夫斯基的爹有同一想法的父母肯定不少。比如，我曾经讲过的大文豪果戈里，他家是乌克兰地主出身，可他父母为他规划的人生道路居然与远在乌拉尔的柴爹规划的高度类似。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其实只有这条路算中产阶级升迁的正道。你看，这不内卷了吗？只能说在一个乏味而焦虑的年代里，“靠谱”的人生也是同样乏味、焦虑而雷同的。

可是，既然大家都这样想，千军万马要抢过独木桥，那么，一个熟悉的剧目就要上演了——“鸡娃”。

柴可夫斯基的童年，过得应该是非常不幸福的。从小父母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好，以便能被法学院录取，此外还要培养他各种特长。他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大贵族们都附庸风雅，想要巴结领导，想要每场舞会都能接到邀请函，你一个小文官凭啥出头啊，能弹好钢琴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柴可夫斯基的爹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想在柴可夫斯基人生道路上打打辅助的钢琴学习，却意外地帮柴可夫斯基发现了他满身的艺术细胞。

相比于枯燥无聊的法律和更加枯燥无聊的小公务员日常，柴可夫斯基发现艺术世界是那样瑰丽美好，能够让他那颗脆弱敏感的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与飞翔。于是，到了二十二岁那年，柴可夫斯基主动跟家里提出：公务员的活我不干了，我要离开体制，为艺术献身！

你可以想象，柴可夫斯基的爹听到儿子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一辈子在这个世道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总结经验教训，给你小子指了一条安稳的明路，你倒好，为个“追梦”就把铁饭碗给砸了？这梦你在当时的俄罗斯追得起吗？

于是，父子俩大吵一架，父亲给小柴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想追梦，那以后就别想再拿家里一分钱资助了。于是，柴可夫斯基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批判，来自他父亲。但面对这场批判，柴可夫斯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走自己的路，让老爹说去吧”。他爹估计当时也很吃惊，从小当乖宝宝的柴可夫斯基，出走得居然这么坚决。

这里我们就要聊到柴可夫斯基这个人的性格了，他的性格非常有代表性，尤其对成长于“鸡娃”环境的人们来说。曾经有一位母亲焦虑地问我：一个孩子，如果在“鸡娃”环境下长大，会是怎样一种性格？我给她的回答是：您去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知道了。我曾看过某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分析柴可夫斯基精神现象的文章，文章说这个人属于典型的精神衰弱型性格，或称为焦虑怀疑型性格。他一生的成就与不幸，就是由这个性格所决定的。

由于儿童时代成长在一个时刻由焦虑、否定和刺激构成的环境中，这类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会经常性地反省和自责。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行为放到负面的环境中去分析，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不足，并进行自我否定。去看柴可夫斯基留存的那些为数众多的书信，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信中，几乎每一页上都会有诸如“这是我的罪过”“我有缺陷的天性”“我是那样的令人讨厌”“我是丑陋的”这样的字句。

这种经常性的自虐式自我否定，绝对不是柴可夫斯基感情用事或心血**，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理现象，是经常被督促、被否定、被焦虑刺激的童年经历让柴可夫斯基有了这块心病。事实上，如果你观察俄罗斯同时期中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们，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同样的“精神自虐”。对于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种心理，实在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症候群。

而柴可夫斯基的这种精神衰弱型性格，也反映在了他的音乐中。对比同时代德奥英法等国的古典音乐大师，你会发现柴可夫斯基很特别，他绝对不是写不出那些优美动听或激昂壮阔的旋律。如果他愿意，在旋律的动听性上，他本可以成为整个古典音乐时代的翘楚。但很奇怪，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体现正面情绪的旋律总是不那么稳定，往往听着听着，就会感到旋律在一些出其不意的地方拐了弯，突然转向疑问、沉寂、阴郁或者焦虑。当然，高情商的说法是，情绪的多变与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迷人之处，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的沉沁，土一样的质朴，雾一样的神秘。除去柴可夫斯基，你很难再找到一个音乐家能将如此多情绪杂糅得这么完美。

可是，在情绪的复杂多变之外，你又能感觉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坚持，以及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基调。这种倔强，应该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鸡娃”们在不断被否定和被督促的同时，一定会被设立一个目标，并被要求一定要达到。这导致了他们的人生始终是有一种指向性的。长大后，当他们否定了父母的那个指向之后，除了报复性地“躺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达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惜耗尽一生。柴可夫斯基显然属于后一种。他是那样犹疑而又执拗地走上了音乐家之路。在从体制与父亲为他规划的人生中出走之后，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非常决绝而又勤奋。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后世的乐评家们在评价柴可夫斯基时，似乎很少提及他其实是个很高产的作曲家。

从表面上看，柴可夫斯基一生大约有169部作品传世，这个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可是你要知道，柴可夫斯基这辈子只活了五十三岁，而且跟莫扎特、门德尔松那种从小就被当作音乐家来培养的天才不同，柴可夫斯基少年时代的音乐都是背着他爹偷偷创作的，而且很多都是交响曲、歌剧、芭蕾舞等大规模音乐。如此说来，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比照一下时间表，你会发现，从1854年到1878年，柴可夫斯基每年最少会出一部作品，而最多的一年居然创作了25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不是在赶稿，就是在赶稿的路上，几乎不眠不休地创作这么多作品，这一方面是柴可夫斯基执拗的创作理想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他想要通过“努力搬砖”多挣钱，来证明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当中，他无数次地提到过这件事。焦虑怀疑型性格的人，是需要他人和外物给予的肯定才能维持住自己心目中对自我的定位的。所以，柴可夫斯基就疯狂地创作，以便用获得的掌声与金钱来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所以，柴可夫斯基是复杂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同样试图靠卖曲为生的斯蒂芬·福斯特是怎么穷死的。应当说，相比于福斯特，柴可夫斯基显然是幸运的。当时的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同样被欧洲国家嘲笑老土，但土的方式不一样，美国人“土”得平均而自由，艺术在那里是真没有市场。而俄罗斯确实是一个农奴啼饥号寒、上层贵族却酷爱附庸风雅的社会，所以艺术家在这种社会里，其实还是有的赚的。

大洋彼岸一辈子吃土的福斯特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比如，柴可夫斯基应莫斯科大剧院院长之邀创作的不朽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下子就为他赚到了八百卢布。“爆款”芭蕾舞剧《天鹅湖》，暴躁沙皇，含泪点赞。

所以，柴可夫斯基的收入水平，是远超俄罗斯当时底层人民的温饱平均线的。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俄罗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太大。同时代另一位“文青”，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家是世袭伯爵，年收入都是一两万卢布，柴可夫斯基的那点收入跟他一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描述，说身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柴可夫斯基生活贫困，需要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接济才能度日，梅克夫人给他断供之后，柴可夫斯基很快就忧贫而死了。

这种描述也对也不对，只能说，柴可夫斯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和他那个中产阶级爸爸同样的宿命——奋斗了半天，到头来，却依然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要仰人鼻息，要靠贵族老爷们丢下来的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宿命。按《让子弹飞》里的名梗，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才华）加这个（勤奋），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而柴可夫斯基追寻了半天，得到的答案是：真不行。至少在那时那地的俄罗斯，是真不行。

但我想，最让柴可夫斯基痛苦的，恐怕还不是他经济上的仰人鼻息和不独立，而是他的音乐即便在同文化水平、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也缺乏知音。我们今天工作学习之余，放一段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你一听往往会觉得：哇，旋律与思想俱佳，情怀与哲思齐飞。乐评家们写柴可夫斯基，谁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全都是溢美之词。但放到柴可夫斯基还活着的那个年代，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总是被抨击。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浪漫派则认为他的曲子拘泥保守、缺乏创新；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巴结西方；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据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没有任何价值。”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交瘁，几度濒临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地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得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实现更加彻底的西方化；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跟着沙皇陛下……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是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话不投机。柴可夫斯基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三聊两聊之后，双方都认定对方水平有限，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柴可夫斯基在后来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点反常的人，同时又直率、善良。尽管如此，除了负担和痛苦，与他结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和所有人的结识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柴与托的话不投机不难理解，前文说了，人家托尔斯泰是年收入一两万卢布的大贵族，而柴可夫斯基却是一个要依靠创作证明自己并维持体面生活的“音乐码农”，两个人的生活层次本就不同，当然对话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是的，撕裂的共识、差距过大的阶层，让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呈现出越来越原子化的趋势，所有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俄罗斯艺术和文学莫大的幸运，却也是这个民族莫大的不幸。而本就敏感而不善交际的柴可夫斯基则是其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因为他找不到知音。他一生的道路，都是缺少同伴与知音的，哪怕是在生活上。三十七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经尝试过结婚，对方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对方公开宣称如果不能嫁给偶像柴可夫斯基，她就自杀。

柴可夫斯基答应了婚事，但结婚没多久就反悔了——与不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时代与性格，将柴可夫斯基与其他人分割开来，他无法与任何人真正相通。

然而仍有一种东西，给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最终的归宿，那就是他所献身的音乐。

晚年的柴可夫斯基想通了，他不再在乎旁人的评价，而是流连于山水之间，每天早起吃过早饭之后，他都会进行一场“柴可夫斯基式”的散步，一出门三四个小时的那种，中午回来吃个午饭，旋即出门再走。也许只有在这些与自然相处的时候，柴可夫斯基那颗敏感而焦虑的心才会是宁静的，他成了一名隐士，归隐于山林，也归隐于音乐，把那些从自然中汲取的灵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然后在傍晚归家时将它写作成乐章。

当他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了。他这样写道：“如果这部作品再次被误解或者被撕成碎片，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是我最好、最真诚的作品。我喜欢它。”《第六交响曲》，穿越时代的迷雾，人们最终会发现，它确实是一部好作品。

1893年11月，柴可夫斯基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从音乐上看，晚年的柴可夫斯基其实是更加完满的，他依然在真诚而努力地创作，却不再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只为求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怎样总结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呢？也许是时代和阶层的际遇使然，他的一生都在否定、批驳与孤独中度过，来自父亲的、来自同行的、来自社会的，这些批驳与否定曾编成一张网，让他痛苦异常。但凭着才华与努力，柴可夫斯基最终还是破网而出，演奏出了那个时代最难以忘怀的乐章。

终于，他没有辜负音乐，而音乐也没有辜负他。

柴可夫斯基最为壮阔的作品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曾被托尔斯泰评价为“既不让人的灵魂更加高尚，也不让人的灵魂更加卑微，而只让人更加冲动”。

说白了，托尔斯泰其实是在说：“嗯，好听是好听，但我没听懂。”但我想，而今，对柴可夫斯基的人生更能感同身受的我们，也许更能品出这首乐曲的深意吧。

生命，宛如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也许会经过困苦的浅滩，也许会流经挫折的河岸，也许时而因焦虑而湍急，也许时而因沮丧而迟缓，但只要热爱依旧、真诚依旧，你终会奔向那让你梦寐以求的大海，你将在那里，得到你的安宁，你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