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能够当选总统，大概全要归功于斯蒂芬·A·道格拉斯。如果不是他把民主党搅得四分五裂，那么民主党就不会同时出现三个候选人与林肯竞争，这较之一比一的抗衡，对手的力量远远被分化了。

这让林肯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早期的竞争中便可以胜出，但令他担忧的是，他可能会败在家乡的选区上。于是，竞选委员会便在斯普林菲尔德挨家挨户展开了调查和游说工作，以便早点掌握选举形势。调查结果令林肯大失所望，在全镇23名牧师和神学学生中，他只获得三名支持者。林肯对此痛苦地回忆道：“他们不是真心信仰基督，他们根本不在乎奴隶制是否该废除。但我知道，上帝一定在乎，他们一定没有充分理解《圣经》。”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林肯父母那边的所有亲戚中，只有一人支持他。因为其他人全是民主党人。

林肯只获得了一小部分人的选票，而他的对手所获得的选票是他的一倍半。林肯的获胜只是一个阶段的获胜，因为在他的200万张选票中，只有24000张来自南方。而在西北部，只要有二十分之一的选票临时变卦，那么无异于将整个西北拱手让给道格拉斯。到时，选举就会推给众议院，南方将占据绝对优势。

南方9个州的议员团，没有投给共和党一票。这就意味着，在亚拉巴马，在阿肯色，在佛罗里达，在乔治亚，在路易斯安那，在密西西比，在北卡罗来纳，在田纳西和得克萨斯，将没有一人投票给林肯。这是个不祥的兆头。

要想弄清楚林肯当选总统时的美国形势，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北方掀起的一次运动。30年来，一个激进团体一直在为消除奴隶制时刻准备着在这个国家掀起一场战争。他们不断地印刷和发行着极具煽动性的宣传手册和书籍，还雇请演说家游遍北方每一个小镇，向人们展示奴隶制的残忍和灭绝人性。他们还让那些从南方逃出来的黑人奴隶巡回演讲，向人们展示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侮辱和暴行。

1839年，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发行了一本名为《现实中的美国奴隶制——1000个目击证据》的宣传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目击证人详细地描述了奴隶制下的暴行，这是他们亲眼所见：他们将黑人的双手插进滚烫的开水中；用烧红了的铁块给奴隶打上烙印；奴隶们被敲掉牙齿，被刀刺，被狗撕咬、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被火活活烧死。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带去奴隶市场进行贩卖，却无能为力；当一个黑人妇女无法再生育时，便被鞭笞；如果一个身强力壮的白种男子愿意跟黑人妇女**，他就可以得到25美金，因为混血孩子能卖个好价钱，尤其是女孩。

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认为，最惨无人道的就是这种黑白混种，他们指控南方之所以实行奴隶制，就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欲。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南方是个巨大的窑子，近50万名黑人女性被迫在那里卖**。”

小册子里记载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故事，奴隶主强暴其与黑奴所生的私生女，然后又将女孩转手卖给他人当情妇。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这些小册子了。斯蒂芬·S·福斯特宣称，在南方的卫理公会教会，有5万名黑奴女信徒在皮鞭的抽打下不得不进行卖**活动。他认为，当地牧师之所以推崇奴隶制，仅仅是为了霸占这些女奴为情妇。

林肯在同道格拉斯的激辩中，也曾指出：1850年，美国第一代黑、白种人的混血儿多达405751人，他们几乎全是黑女奴同白种男主人**的产物。但宪法却保障了奴隶主的种种权利，于是，废奴主义者将其称为“死亡的盟约，地狱的协定”。

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将废奴运动推向了**。这是一位贫困潦倒的神学教授夫人含着眼泪，满怀愤怒、哀怨之情写成的故事。在本书的末尾处，她写道：“是上帝成就了这本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借着它认识到了奴隶制的悲惨。

后来，人们将这本书的作者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介绍给林肯认识，林肯称赞她为掀起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那么这场出于善意，近乎疯狂的运动究竟结果如何呢？它又是否向人们证实了南方奴隶制的错误呢？结果远不止如此，它甚至超乎了人们的期待。它引起了南方奴隶主的复仇心理，他们甚至想要搞独立。政治和过于情绪化的行为总是会将真理埋没，标志着自由州和奴隶制州的分界线“梅森-狄克逊线”两边发生了流血事件。

1860年，当林肯被提名为“黑色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南方人明白奴隶制就要垮台了，他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究竟是废除奴隶制，还是从联邦政府中脱离出来。为何不独立出来，他们当然有权利这么做。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州不止一次地曾宣扬要脱离联邦。例如在1812年的那场战争中，新英格兰州就十分认真地考虑过独立；而康涅狄格州议会也曾通过一项决议，宣称该州“享有自由和独立的主权”。

甚至林肯本人也曾在国会的一次演说中说道：“任何地区的人民，只要他们愿意，就有力量和权利支持或推翻现存的政府，建立一个更符合他们实际利益的政府。这个权利神圣而至高无上，只要拥有这一权利，我们就可以解放全人类。这一权利并非仅仅局限于现存政府的人民手中。任何地区的人民都有能力，并且可以对他们所居住的领土主权做出决定。”

这是林肯在1848年所持有的观点，而此时已经是1860年，恐怕他再也无法坚信以上观点。但南方人却始终持有这一观点，在林肯当选总统的第六周，南卡罗来纳州就通过了脱离联邦政府的动议。查尔斯顿的人民载歌载舞地涌向街头，庆贺“独立宣言”的诞生。其他六个州也紧随其后发表独立宣言。就在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赴任的两天前，南方诞生了一位新的独立国家的总统，他就是杰斐逊·戴维斯，这个国家的理论就是：“黑人生来就是要充当奴隶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当时，布坎南面临卸任，内阁成员也都无心效力，他根本无力阻止南方各州的叛离。而林肯只能焦急地坐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中干等了3个月，对此，他也束手无策。他知道南方邦联已经在招兵买马，也意识到一场充满痛苦和血腥的内战不可避免。

林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体重足足比原来轻了40磅。

林肯十分迷信，他相信梦魇和预兆。1860年，在他当选总统后的那天下午，他回到家中，一头栽在了沙发里。他看到对面不停晃动的镜子里反射出自己两个头的身躯，其中一张脸惨白得毫无血色。

这吓坏了林肯，他立即站起身来，幻影便消失了，但当他一坐下，那两个头的幻影又出现了。他将自己的亲眼所见告诉了夫人，夫人则认为，这说明他能连任两届，不过，那张惨白的脸色也预示着他的生命将在第二届任期内终结。

之后，林肯收到了大量的死亡信件，上面还画着绞刑架和匕首，这让他坚信自己前往华盛顿赴任就等于送死。

大选过后，林肯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我的房子。我不想将它卖了，那样等我回来就无家可归了。我想把它租出去，等有一天我回来时，至少它还在。”

最终，林肯找到了一个愿意租他房子的人，他便以年租金90美元的价格将房子租了出去。之后，他在《斯普林菲尔德日报》里发了个广告：

位于第八街和杰克逊街交会拐角处的那所房子，其屋内家具，包括地毯、沙发、椅子、橱柜、衣柜、床铺、火炉、陶瓷玻璃器皿，等等，一律待售。有意求购者请从速到现场进行交易。

于是，附近的人们纷纷前来观看是否有自己中意的东西，很快，便有人想买下一些椅子和一只烹炉，还有人想买下床。林肯说：“尽管挑选您中意的，您认为值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好了。”于是，大家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了不少东西。

大西北铁路公司的主管蒂尔顿先生几乎承揽了大部分家具，这之后，他便带着这些家具迁去芝加哥。但不幸的是，1871年发生的一场大火将这些家具烧毁殆尽。

所以，当年林肯使用过的那些家具，只有少数几件还保存在斯普林菲尔德。许多年后，一名书商将其全部购买下来运到华盛顿林肯的单身公寓里。这座公寓跟对面的福特戏院遥遥相对，现在则被划为政府的一项资产——成为博物馆和国人瞻仰的圣地。

当年被邻居花l.5美元买走的一把旧椅子，如今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只要是同林肯有过关联的东西，人们都视如珍宝。他遇刺时所坐的那张摇摇欲坠的胡桃木椅，于1929年以2500美元的价格售出；他委任胡克将军为波托马克部队总司令的委任状，在公开竞标拍卖中标价10000美元；内战期间，林肯一共发出的485封电报，原封不动地收集在布朗大学，价值25万美元；他随便一张不起眼的演说稿，哪怕没有亲笔签名，都能卖上18000美元；至于那份葛底斯堡演说的亲笔手迹，可谓价值连城。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1861年，斯普林菲尔德的居民还无法预测到林肯会有如此一番作为。其实这也难怪，那么多年来，他们所见的这位未来伟大的总统，只是一个每天早晨披着围巾、手提菜篮前往杂货铺购买日常所需的不修边幅的男人。到了傍晚，他还得去小镇外的草地上将自家的奶牛赶回家挤奶；他还会清理马厩，给马梳理鬃毛；然后劈柴、生炉、做饭。

在前去华盛顿赴任的三周前，林肯便开始准备他的就职演说。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他把自己锁在一家杂货铺的楼上。他并没有收集多少书，不过他有许多工作伙伴，他们的书加起来能凑成一家图书馆。他跟赫恩登借了一部宪法、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对无效执行的宣言》、亨利·克莱1850年举世瞩目的演说，以及《韦伯斯特答海恩》，等等。就在那个昏暗、破败的阁楼中，林肯写就了他那篇旷世名作。在演说词的末尾，他向南方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吁：

我们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也绝不能够成为敌人。尽管现在局势紧张，但它不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纽带。当神秘的记忆之弦得到苏醒时，从每一场战役到每一位爱国者的墓穴，都会被它拉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一旦它触碰到我们的善良本性，那么离我们的团圆之日就不远了。

离开伊利诺伊之前，林肯特意走了70英里路来到查尔斯顿探望继母。他还是喊她“妈妈”，继母紧紧地拥抱着他，哭着说：“林肯，我不想让你去当总统，我不希望你赢得大选。我总觉得你会遭遇不测，而我们今后只能在天堂见了。”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最后几天，过去的日子时时充斥着林肯的脑海，他想起新塞勒姆，想起安·拉特利奇，再一次梦回那远离现实的生活。那几天，他谈论最多的就是安。他承认：“我深深地爱着她，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她。”

在他永别斯普林菲尔德的前一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去了那间陪伴他多年的办公室。赫恩登对此回忆道：

处理完最后一些事务之后，他走向对面的房间，将自己重重地摔在那破旧的沙发里。这个饱经风霜的沙发已经摇摇欲坠，靠着墙才不至于来回摇晃。他仰着头面向天花板躺了一会儿，一言不发。之后他问道：“比利，我们一起共事多久了?”

“超过10年了。”我答道。

“我们从没有吵过架，对吗?”

“是的，从来没有。”我激动地回答道。

后来，他回忆起一起创业时的事情，还有巡回办案时遇到的一些荒唐事……最后，他收拾起一捆书籍和文稿，准备带走。离开之前，他指着那悬挂在锈迹斑驳的锁链上的告示牌，请求我留下它。

“别碰它，就让它挂在那儿，”他压低嗓音说道，“我们的顾客得知道，不管我是不是总统，这永远都是林肯和赫恩登的办公室。我会回来的，到时我们还要继续开办法律事务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又在房间转了好一会儿，像是在跟这一切告别，然后他走出房门，迈向狭窄的走道。我陪他一起走下楼，听他谈到当总统的不快之处。“我已经开始厌倦当官了，”他抱怨道，“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工作我就头疼。”当时，林肯的身价可能值10000美元，但此时却身无分文，只得向朋友借钱应付前往华盛顿的开销。

切纳里酒店是林肯一家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最后一处栖身之地。出发前夕，所有家当都被搬到了楼下酒店的大堂，林肯将其逐一打包。然后，他向店员要来一些卡片，在上面标上“A·林肯，华盛顿特区，行政楼”的字样，并将卡片粘贴在行李上。

第二天清晨，7点30分，林肯和家人叫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老爷车前往沃巴什火车站，那里正等着一辆送他们去华盛顿的专列。

当时天空灰暗，下着蒙蒙细雨。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大约有1500人，大部分都是他的老邻居。他们自觉地排成一行，等着林肯向他们伸出那瘦削干练的右手，跟他们一一握别。汽笛拉响了，他必须上火车了。他恋恋不舍地钻进私人车厢，不到一分钟，他又重新出现在站台的末端。

林肯并不打算在这里发表演说，他对新闻记者说，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前往火车站。然而，当林肯向这里的父老乡亲望去最后一眼时，肺腑之言涌上心头。他进行了一场雨中的即兴演讲，当然，这跟他在葛底斯堡的任何一次演说都无法相比，更无法和他第二次的就职演讲相提并论。但它和《圣经》中的“诗篇”一样动听，是他所有演讲中最饱含深情的一次。

在林肯一生所进行的演讲中，他只有两次流过泪，那天早上的演说是其中的一次：

我的朋友们，在此分别之际，恐怕没有谁能体会我的忧伤。对于这个地方，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仁慈的父老乡亲们，我所欠良多。在这里，我生活了25年，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头子。我的孩子们生于此，其中一位已经长眠于此。此刻，我离你们而去，不知道何时回来，也不知道还能否回来，因为我面临的使命比华盛顿还要艰巨。如果没有神圣上帝的协助，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上帝保佑我，则绝不允许失败。我必须相信上帝，让上帝伴我左右，我将你们托付给他，也希望你们为我祝福。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