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与政府的冲突与合作

什么事情都需要钱，钱花得越多，事情办起来越顺利。随着心理学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资金也流向心理学这块沃土。

钱多了，怎么分配就成了问题。

在美国，研究经费会拨给科学家个人，科学家所在的大学也可以获得一部分管理费，来协助科学家搞好研究。但是，大部分大学将这笔钱用到了修房子、买设备上，所以最终用在科研上的经费并不多。

1991年，美国多所大学被发现将科研经费用于娱乐消遣及其他非法的消费项目之上。为了从大学那里争取到科研经费，研究者不得不分出精力和大学负责这部分资金的部门周旋，极大地影响了研究进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政府决定新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调配资金的组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按理说，这个基金会建立起来以后，对心理学家是有利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它险些让心理学家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因为基金会一开始并不准备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

在基金会的人看来，科学指的是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完全没必要在那上头多花钱。那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看不惯整日“高谈阔论”的社会科学家，加入到了反对给社会科学研究拨款的行列中来。

为了最终决定要不要把钱投给社会科学项目，这个基金会还专门搞了一次投票，结果，赞成给钱的有26人，不赞成给钱的有46人。这意味着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大众眼里还算不上有意义的学科。

眼看着社会科学家就要喝西北风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站了出来，许诺会给社会科学家提供研究经费。这个基金会的人希望能够通过社会科学来缓解社会上的苦难，所以同意资助。

事实上，在福特基金会内部，也有人看不上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基金会的主席霍夫曼，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成亿浪费资金的地方”。霍夫曼的这种思想可能来自他的顾问赫钦斯，此人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他手下有一批社会科学家，但是他对这些人毫无好感，曾经说“社会科学让我大失所望”。

但是福特基金会中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社会科学是有价值的，所以最终决定资助。如此一来，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精英就可以专心地投入研究之中，不必被金钱所困扰。

当时的心理学家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在社会上体现出更多的价值，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平台，于是，他们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而这种定位的转变，也导致心理学与“哲学”分道扬镳，变得更加功利。这个时期的心理学家们很少关注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更关心如何让人类获得幸福。

新的局面给心理学家带来了新的天地，心理学家丹尼斯就说：“今天的心理学具备无限潜力。”同时，他还认为，心理学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名誉和尊重，必须要推进心理学的职业化，来改变眼下的局面。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的共识。他们决定用心理学去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老年问题、孩子问题、种族问题等。如果心理学家能够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自然会得到更多的重视。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心理学界加速了自身的“职业化”，20世纪50年代，桑福德就说：“心理学家有机会创造一个形式和内容上都前所未见的职业，这将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精心设计的职业。”

在此期间，心理学会的成员数量飞速增长，1950年有7250人，而九年之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两倍多。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应用心理学部。在心理学会内部，各种理事会委员精心设计自己的职业。有专门为人治疗精神病的组织，有专门为企业提供心理咨询的组织……分工明确，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伪心理学家”，招摇撞骗。为了维护心理学的权威，心理学会不得不在杂志上教人们如何辨别心理学家的真伪。

随着心理学越来越接地气，一门新的心理学派也诞生了，它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