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那是一个4月的早晨，我在费拉角自家房屋顶层的书房里正忙着写东西，仆人进来说隔壁圣?让村的村警在楼下要见我。受到外来的干扰，我心里没好气，吃不透他们找我有什么事。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而且还慷慨解囊，交了慈善基金。作为回报，他们给了我一张卡片，时时放在汽车上，万一因超速行驶或者违规停车被警察抓住，我便可以在出示驾驶执照时，把这张卡片也拿出来，警察就会叮咛我下次小心，对我免于处罚。我心想可能是我的哪个用人遭到了匿名举报（这在法国是很正常的），说她的身份证件有问题。平时，我和当地的警察相处得不错，他们每次登门，都要请他们先喝上一杯才放他们走，所以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一次来两个警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我和他们握了手，彼此问安。然后，年长的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用脏兮兮的拇指翻着—此人绰号叫“将军”，蓄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这样的胡子我以前从未见过）。

“索菲?麦克唐纳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他问道。

“我认识的人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的警察局通电话，那边的警察总长要你去一趟（Vous prie de vous y rendre ），立刻就去。”

“为什么？”我问，“我和麦克唐纳太太并不太熟。”

我立刻想到索菲一定出事了，很可能和鸦片有关系，但弄不懂为什么会把我牵连进来。

“这个不归我管。毫无疑问，你和这个女人是有过交往的。她好像五天没有回家，后来从港口的海水里捞出一具女尸，警方觉得可能是她，要你去认一下。”

一股寒意传遍了我的全身。不过，这样的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她过着那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早晚会走投无路，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她穿的有衣服，身上带着证件，凭这些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呀。”

“她一丝不挂，喉咙被人割断了。”

“我的老天！”我吓得失声叫道。我略加思索，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警方反正是可以强迫我去的，倒不如顺从点好，“好吧，我这就去，马上搭乘火车去。”

我看了看火车时刻表，发现可以搭乘五点至六点之间的一趟车到土伦去。“将军”说他将通知土伦的警察总长，让我一到土伦就直接去警察局。那天上午，我没有再写稿子，把一些必需品塞进行李箱，吃过午饭便开车去了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