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海浪不停地撞击着参差不齐的防洪堤，海风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拂过了他的脸。一个个水泥墩沿着海岸线排成不规则的弧形，保护着海港不受海浪的侵蚀。连绵不绝的山脉在这里被海水截断，山坡上有一排白色的小别墅，可以饱览美丽的海景。

郊外的老公园格外宁静，金色的枫叶缓缓飘落在长满青草的小路上。保尔坐车来到了这里。下车的时候，赶车的波斯老头忍不住问他：“你来这荒郊野岭的地方做什么？这里没有年轻的姑娘，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听说野狼倒是不少。这位小同志，你来这里到底是要做什么呢？要不然还是坐我的车回城里吧！”保尔没有回答，而是直接把车费给了他。老头拿了钱就走了。

这座公园的确非常荒凉。保尔找到了一张长椅坐了下来。他面朝大海，抬起头迎接秋日的阳光。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能够安静地思考问题，思考自己未来的路。他必须综合当前的情况赶紧做出决定，再晚就来不及了。

他又来到了丘查姆家。他的到来让这个家的矛盾达到了顶峰。这位不速之客让老头子大发雷霆，而保尔自然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他的愤怒遭到了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强烈反对。从保尔来到这里开始，整个家庭就划分为两个阵营。通往老丘查姆那边的门已经被完全锁上了。保尔住在侧面的一个小卧室，而且他提前把租金交给了老丘查姆。现在，两个女儿已经完全和她们的父亲断绝了关系，老头子也不用再给她们生活费。似乎老丘查姆对于这种“分家”没有任何异议。

出于多年的感情，阿莉比娜选择和丈夫住在一起。至于老头子本人，他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避免见到自己讨厌的那几个人。但是他经常在院子里制造噪声，仿佛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老丘查姆在来到合作社之前，主要以制鞋和木匠为生。他在后院给自己建了一个小作坊。这次，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把工作台从屋里搬了出来，就摆在保尔的窗户旁。他敲敲打打了半个小时。能够干扰保尔读书让他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心里想：“等着吧，我看你还能待多久！”

一艘轮船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后面的一小撮黑烟是它前进的轨迹。一群海鸥在澎湃的海浪中穿梭，它们发出了刺耳的叫声。保尔用手托着下巴，坐在长椅上陷入沉思。之前经历的种种事情在他的脑海里不断涌现，从童年到现在，整整过去了二十四年。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是否有意义？保尔不断回顾那些事情，以一种冷静、公正的态度做出评判。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这让保尔感到非常欣慰。他的确犯过一些错误，小部分是因为自己太过年轻，大部分还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但在争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从未停止过战斗，甚至在鲜血染红的革命旗帜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病倒之前，保尔一直跟着革命的队伍前进。但他现在受伤了，不能留在队伍当中，医院便成了他唯一的归宿。保尔想起来在华沙的那场战役中，一个人被子弹击中，掉下了战马，其他战友迅速地为他包扎好伤口，并交给医疗兵抬走。随后，剩下的同志又继续向前追击敌人。整个队伍没有因为一个士兵的倒下而停止前进。这就是为了伟大的事业而进行的战争，革命的洪流不可以停下来。不过也有例外，保尔曾在战斗中见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战车拉着他们冲向了敌军，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敌人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的恐惧。他们都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这种素质让他们成了军队的骄傲。但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保尔应该怎么办？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继续前进，他已经失去了重返队伍的希望，而且巴扎诺娃已经告诉了他，未来自己的病情还会继续恶化。怎么办？这个无解的问题好像深渊一样出现在保尔的脚下。

保尔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他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活着？面对惨淡的当下和未来，他将如何活下去？未来的日子要怎么度过？像一个植物人一样，只有呼吸和进食吗？难道自己只能做一个无助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奋勇向前，甚至拖慢他们前进的脚步？不，那还不如死了来得痛快。只需要一颗子弹，他就可以一了百了，为自己短暂但美好的一生及时画上一个句号。他只是为了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谁会责怪这样的人呢？

保尔在口袋里摸到了勃朗宁手枪平滑的枪身。他像往常一样抓住了手枪的握把，慢慢地从把它兜里抽了出来。“谁能想到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枪口冷冷地瞪着他。保尔把手枪放在膝盖上，然后痛苦地咒骂道：“同志，你在装什么英雄？只有傻瓜才会开枪自杀。这么简单就让自己一了百了实在是可耻的懦夫行为。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你大可以让子弹打穿自己的脑子。但是你有没有试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你确定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吗？难道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林斯基的那场战斗吗？当时你们在一天内进行了十七次冲锋，直到最后才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收回你的枪吧，不要和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当生活的压力让你无法忍受的时候，要学会如何继续生活下去，让你的人生发挥更大的价值。”

保尔站起身来，走到了路边。一个路过的登山客捎了他一程。回到镇上以后，保尔下车买了一份报纸，上面写着在德米安·贝德尼俱乐部举行会议的通知。那天晚上，保尔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他在那场会议上进行了发言，但他没有想到那竟然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大型会议上进行演讲。

保尔回来的时候，达雅还没睡。她一直担心保尔，害怕他在外面会遇到什么困难。她记得早上保尔出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眼神里也透露出一种冷酷，完全不同于平日里活泼又亲切的他。保尔很少谈到自己的事情，但是达雅能感觉到他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房间里的挂钟响了两声。达雅听到了外面的大门有点声响，于是她赶紧穿上外套去开门。萝拉正在自己的房间熟睡，达雅经过的时候还听到了她在说梦话。“我真是担心死了。”达雅看到门口的保尔，如释重负地说道。保尔低声回答道：“达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对死不了。萝拉睡着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困。我现在有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去你的房间说吧，不然会把萝拉吵醒的。”

达雅犹豫了一下。已经很晚了，她怎么能让保尔在这么晚的时候到她的房间里来？如果母亲知道了会怎么想？但她不能拒绝，因为她不想让保尔难过。她心里很疑惑，不知道保尔要跟他说什么。两个人很快来到了她的房间。“达雅，事情是这样的。”保尔压低了声音开始说。他坐在达雅对面，两个人离得很近，她甚至能听到保尔的呼吸声。保尔继续说：“生活的变化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我自己都怀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几天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活下去。我从未经历过这样沉重的压力。但是我今天在脑海里召开了一次私人的'政治局'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我现在把这个决议告诉你，但是请你不要为此感到惊讶。”

于是，保尔告诉了达雅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经历的事情，以及他在公园里想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我自己的情况。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解决你的问题。你们家庭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尽可能地远离风暴的中心。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去，然后开启我们全新的生活。既然我已经卷入这场风暴当中，我就会坚持到底。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不太乐观，我决定要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成为我一生的伴侣，我的妻子吗？”

保尔的故事让达雅十分触动，但最后的这句话却让她十分意外。“你不需要现在就答复我。”保尔继续说，“但你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我知道你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先讨好你，而是跳过这一步，直截了当地提出我的请求。我觉得我们之间完全不需要像别人那样。我现在把我的手交给你，小姑娘，就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辜负你。我们两个人可以共同进步。现在我来告诉你我的决定：我们的这个契约将会一直有效，直到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一定会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不然我将成为一文不值的废人。在这之前，我们绝不能破坏这个契约。但当你实现了这个目标，你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不再被契约束缚。谁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废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请你记住，绝对不要让我拖累你。”

保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柔地说：“现在，请接纳我的友谊和爱情。”说完，他就自然而然地勾住了达雅的手指，仿佛她已经同意了自己的请求。

“你能保证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吗？”“我只能给你我的承诺，达雅。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朋友。”保尔停顿了一下，然后用苦涩的语气补充道，“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我。”达雅回答道：“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保尔站起来说：“去睡吧，达雅。马上天就亮了。”保尔回到自己的房间，甚至连衣服也没脱就直接躺下了。一天的疲惫让他刚沾到枕头就陷入了沉睡。

保尔房间里的桌子紧靠着窗户，上面摆着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一些书和报纸，还有几个写满了字的笔记本，桌子旁边是一张床和两把椅子。他和达雅的屋子中间有扇门，门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着很多黑色和红色的小旗子。当地党委的同志同意向保尔提供书籍和期刊，并且安排当地最大的一家图书馆的经理负责满足保尔的学习需求。没过多久，大包小包的书就被送到了这里。萝拉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保尔总在读书和做笔记，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停下来休息。晚上，他会和两姐妹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白天读过的书。

午夜过后，老丘查姆总能看到保尔房间的百叶窗里透出一丝光亮。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保尔的窗前，踮起脚向里面窥视正在读书的保尔。“正经人在这个时候早都睡了，他却在这里整夜点着灯，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一样。自从他来了以后，两个丫头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老丘查姆生气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的时间，而且还不需要负责任何工作。他妥善地安排好这些时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每一本书上的文字。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学习十八个小时。以保尔现在的身体状况，很难说他还能坚持多久。不过，达雅一句看似随意的话改变了这一切。

“我把挡在门上的衣柜挪开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打开这扇门来到我的房间。如果你有话想说可以直接进来，不用从萝拉的房间绕路了。”

保尔听完满脸通红。达雅也开心地笑了。他们的“契约”生效了。

老头子再也没看到保尔的窗户在深夜亮起，达雅的母亲也注意到了女儿眼中幸福的光芒。达雅脸上的黑眼圈说明最近几天她休息得并不好。现在，房子里总是回**着达雅的歌声和吉他的弹奏声。

虽然达雅依然像之前一样幸福，但她却越来越抗拒这种秘密的爱情。任何声音都会让她觉得战战兢兢，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对她来说都像母亲的脚步声。如果有人问她，为什么晚上把房门锁上，她要怎么回答？保尔注意到了她的担忧，于是安慰她说道：“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好好睡吧，没人能打扰我们的生活。”

保尔的温柔使她安心。达雅搂着保尔，把脸颊贴在他的胸前，慢慢进入了梦乡。保尔躺在**，静静感受着她轻柔的呼吸声，不忍打扰她的美梦。这个女孩已经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他，他自己也完全被达雅的柔情淹没。萝拉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切的人，从那天起，两姐妹就产生了隔阂。很快，她们的母亲也发现了，或者说是猜到了。母亲感到非常不安，她没想到保尔竟然会这样。

“达雅不应该跟他在一起。”母亲对萝拉说，“他们之间能有什么结果？”她非常担心自己的女儿，却无法鼓足勇气去问保尔。

镇上的年轻人开始过来拜访保尔，有时小房间里根本容不下上门的访客。他们聊天的时候好像成群结队的蜜蜂一样，嗡嗡嗡的声音让老丘查姆非常烦躁。有时，他们也会一起合唱：

我们的大海令人生畏

愤怒的呼号不分昼夜

还有保尔最喜欢的一首歌：

我们的世界被泪水淹没……

这个年轻工人组成的学习小组是党委派来的，因为保尔坚持要负责一部分的宣传工作。最近这些天，保尔都是这样度过的。

他再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舵轮。保尔的生命之船在经历了几次危险的转向之后，正在驶向新的航线。他想着通过自己不断学习，很快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但是生活依然不断地在他前进的路上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阻碍，保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阻碍无限拉长自己和梦想的距离。

一天，没考上大学的乔治带着他的妻子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岳父家里，继续缠着自己的母亲要钱。

乔治的到来让丘查姆家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他的妻子那边一直都在反对苏维埃，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老丘查姆的一边，并且和妻子那边的亲戚联合起来，打算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把保尔赶出家门，并且让达雅跟他断绝关系。

在乔治回来两周之后，萝拉在另一个镇上找到了工作，她把母亲和孩子都带走了。不久之后，保尔和达雅也搬到了一个遥远的滨海小镇。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保尔的来信。他现在在市苏维埃工作，办公桌上隔三岔五就会摆着几封来信。每次看到信封上那个熟悉的字迹时，他都会有种特别的心情。今天，他又收到了保尔的来信，撕开信封的时候，他在心里想：“保尔，要是你住得离我近一点就好了，这样你还能给我提出一些建议。我这个弟弟啊！”他开始读信：

阿尔焦姆：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的近况。除了你，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些事。但我知道我可以向你倾诉，因为从小到大你都很了解我，这次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的健康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生活接连不断地给我打击。一次打击之后，我刚挣扎着站起来，就被又一次更无情的打击给击倒了。最可怕的是我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一开始，我只是左胳膊使不上劲。现在，我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以前我还能强挺着在屋子里走动，现在我连从**爬起来都成了奢望。然而，我相信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没人知道明天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已经无法离开这个房间了，我只能从窗户里看到大海的一角。还有比我更悲惨的人吗？一个不受支配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这颗心渴望工作，渴望回到前线的队伍里，渴望和同志们一起迎着风暴和雪崩继续前进。

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回到队伍当中，我的刺刀也将出现在进攻的队伍里。我必须相信这一点，我没有权利不去相信。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团教会了我如何去斗争，领袖对同志们的指导也同样适用于我：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

我现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每天的任务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完了很多本书，各种经典名著我全都读了一遍。而且，我已经通过了共产主义大学一年级函授课程的考试。晚上的时候，我会指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进行学习。这些年轻的同志是把我与党组织接连到一起的纽带。我还想告诉你关于达雅的事情，她是我亲爱的妻子。她一直都在努力学习，而且一直非常温柔地照顾着我，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家庭开支也并不复杂，我每个月有三十二卢布的抚恤金，达雅也有收入，这些钱足够我们生活了。达雅的入党之路跟我一样，一开始是给别人家洗衣做饭，现在在一家餐厅当洗碗工，只可惜这里没有工厂。

她还当选了妇女部的代表。那天，她特别激动地把代表证展示给我看。这虽然只是一张卡片，但我觉得这象征着一个女性的重生。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她走好未来的路。她将来一定会去大工厂里工作，她会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锤炼自己的思想，完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她现在还需要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总是想把达雅拉回原来的生活。我想让阿莉比娜明白，她不能再让自己的愚昧影响达雅未来的发展。可惜她根本听不进去。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成为达雅前进的障碍，也许那时一场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握手

保尔

位于索契市马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三层楼，大楼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门前一条弯曲的道路通向海边。疗养院的每扇窗户都打开着，阵阵微风送来了硫黄矿泉的味道。房间里只住着保尔一个人，他的新室友明天才会过来。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几个人在外面聊天，其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引起了保尔的注意。这个熟悉的声音会是谁呢？保尔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下棋高手列捷涅夫，准没错。

保尔在屋里大声喊出了列捷涅夫的名字。没过一会儿，他就走到屋里热情地握住保尔的手：“柯察金同志的精神不减当年啊！说吧，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别跟我说你现在真的病倒了。那可绝对不行！你应该拿我当榜样。医生们也让我退休来着，但我偏不。我坚决不让他们得逞！”列捷涅夫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保尔能感觉到列捷涅夫笑容背后的担忧和同情。他们一起聊了两个小时，列捷涅夫跟保尔说了一些莫斯科的最新消息。保尔从他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党在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改造方面的重要决定。他恨不得把列捷涅夫说的每个字都刻在脑子里。列捷涅夫说：“我还以为你在乌克兰的哪个地方搞革命呢。真是太失望了。不过也没关系，我之前还以为自己变成废人了，你现在看我哪像个病号？我们不能得过且过，必须紧绷起来！有时候我也想，要是能休息一下，稍微喘口气该有多好，毕竟我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的工作真的令我吃不消。我真这样想了，甚至尝试过减轻一点负担，但这么做根本没用。事情太多了，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不到晚上十二点别想回家休息。机器越来越大，轮子越跑越快，我们就得不停加速跟上。所以说，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得被当成小伙子使唤。”

列捷涅夫轻轻拍了一下保尔的额头，慈爱地对保尔说：“现在跟我聊聊你的情况吧。”

保尔从他们分别开始讲起，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他全部的事情。列捷涅夫的眼神里充满了热情和赞许。

露台一角的树荫下，几个病人围坐在小桌子旁。其中一个人皱着眉头，正在阅读手中的《真理报》。他穿着黑色的俄式衬衫，戴着一顶旧鸭舌帽，没刮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这些都是多年的老矿工才有的特点。他叫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十二年前，他就从矿区调到政府机关负责领导工作，可现在看上去，他依然像刚从矿坑里出来的样子。他的一切，包括举止、姿态，还有说话方式，完全就是一个老矿工的做派。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的常委，坏疽病正折磨着他的一条腿。他非常痛恨这个病，腿上的伤痛让他在**整整躺了半年。坐在他对面那个抽着烟的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夫娜·日加列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党龄十九年，圣彼得堡的地下党都叫她“铁匠舒拉”。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地区。

桌子旁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正在看一本德国杂志。他低着头，不时地推一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他的侧脸很帅，好像古代神话里的雕塑一样。很难想象，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壮汉竟然瘫痪了一条腿。潘科夫是一名编辑和作家，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他是欧洲文化的权威，会讲好几种外语。他非常博学，就连沉默寡言的切尔诺科佐夫都十分尊重他。

“这就是你的室友吗？”日加列娃朝保尔那边点了点头，然后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手中的报纸，开心地说：“是的，他叫保尔·柯察金。你应该认识认识他，舒拉。他现在重病缠身，不得不靠轮椅行动，不然这个小伙子可得干一番大事来。这么说来，他还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批共青团员。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帮他一把的话，他肯定还能继续开展工作。”

潘科夫也听到了切尔诺科佐夫说的话。“他是什么病？”日加列娃轻声问道。“内战时候的旧伤，伤到了脊椎。我问过这里的医生，都说他有全身瘫痪的危险。这孩子太可怜了。”“我去把他推过来。”舒拉说道。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当时根本不知道，日加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会成为他的挚友。在他以后病重的几年里，这两个朋友将成为他的支柱。

生活一如既往。达雅继续忙活工作，而保尔也没有停止学习。就在保尔准备恢复学习小组的工作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能听他的使唤。保尔经过反复的努力，甚至把嘴唇都咬出血了，结果却还是徒劳。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走动了。达雅没有办法帮助保尔，她只能坚强地掩饰自己内心的绝望和苦涩。保尔带着歉意，微笑着说：“达雅，我们必须分开。亲爱的，当初的契约里并没有这一条，我今天必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达雅没有让保尔继续说下去。她抱住了保尔，把脸紧紧贴着他的胸口，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阿尔焦姆知道了弟弟的病情之后，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心急如焚的老太太一收到信就匆忙赶了过来。母亲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达雅，婆媳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现在，有妻子和母亲在旁边照顾，保尔更是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

一个冬日的晚上，达雅回来宣布了她在前进道路上的又一个胜利：她被选为市苏维埃的成员了。从此以后，达雅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保尔，因为她忙完了餐厅的活就要赶紧去市苏维埃工作，等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样的生活虽然疲惫，但是她却收获满满。她很早就已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成为候补党员了。不过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悲剧再次不期而至——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灼热的疼痛开始侵袭他的右眼，随后又迅速蔓延到他的左眼。保尔第一次知道失明的可怕，仿佛一块黑布盖住了眼前的一切。

这个新的障碍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挡在了保尔的面前。可怕的是，这个障碍根本无法克服。达雅和保尔的母亲完全陷入了绝望，但保尔自己却非常冷静。他已经下定决心：“我现在还不能放弃，我要再等一等。如果真的没办法继续前进，如果失明真的让我前功尽弃，那我绝不愿继续苟活在这世上。”

保尔给他的朋友们写了信，他们都回信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就在保尔和病魔斗争的日子里，达雅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笑容满面地宣布：“保尔同志，我现在正式成为候补党员啦！”她兴奋地告诉了保尔党支部开会宣布的全过程。保尔也回忆起自己刚刚加入党组织时的情形。他握住达雅的手说：“很好，达雅·柯察金娜同志。我们可以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了！”

第二天，保尔给区委书记写信劳烦他登门一趟。当天晚上，一辆溅满泥巴的汽车停在了屋外，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拉脱维亚中年人下了车。他就是区委书记沃尔默。他来到屋里，握住了保尔的手说道：“最近过得怎么样？总这么躺着怎么能行？快起来，我们要派你去村里工作。”他风趣地大笑起来。

两个人聊了整整两个小时，沃尔默甚至忘了自己还要开会。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听着保尔慷慨激昂地介绍自己的工作计划。

保尔讲完之后，沃尔默赶紧劝道：“先别考虑学习小组的事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我们得找医生看看你眼睛的情况，也许还有救。要不然去莫斯科找专家看看吧？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我需要人，沃尔默同志，活生生的人！我现在比以前更需要他们。我不能就这样独自过活。给我派点年轻人过来吧，越没经验的越好。这里的年轻人思想都太偏左了，他们根本不愿意局限在集体农场，而是想组建自己的公社。这些年轻团员什么脾气秉性你也知道，如果现在不管，任由他们意气用事，将来是会出问题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办。”

沃尔默站住了：“这些事你怎么知道？他们今天才从区里把这消息带过来。”

保尔笑了：“我的妻子告诉我的。你应该知道她吧？她昨天刚刚成为候补党员。”“柯察金娜？那个洗碗工是你的妻子？我真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知道该派谁来了。列夫·贝尔谢涅夫，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绝对包你满意！你们两个人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就像两个高压变压器一样。你知道，我以前是个电工，所以才会这样打比方。列夫会给你装一个无线电，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经常去他那里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半夜两点，连我的妻子都开始怀疑我了，她甚至逼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

保尔笑着问道：“能向我介绍一下这位列夫同志吗？”沃尔默坐到椅子上继续说：“他是我们的公证人。不过他去当公证人就像我去演芭蕾舞一样不靠谱。不久之前，他还在某个机关担任重要的职务。他从一九一二年就开始参加革命了，那时候他就入了党。内战的时候他在第二骑兵军的革命法庭任职，跟着部队在高加索地区清理零星的白卫兵。察里津、南部战线他也去过，后来又去了远东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工作。那边的条件不太好，所以他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之后他就离开了远东，来到了高加索地区。他最开始是担任省法院的院长和地区法院的副院长，后来结核病越来越严重，组织上就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位公证人的履历。这份工作不太忙，比较适合他。后来，大家让他组建一个党支部，之后他就被选进地区党委，还要管理一所政治学校，再后来他就调到监察委员会了。反正不管什么委员会，都少不了他，没他解决不了的难题。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打猎，而且还特别喜欢无线电。虽然他现在只有一个肺子了，但是他一点都不像个病人。你看到他就知道了，他身上的力气好像永远也使不完。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也肯定是死在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你们要给他安排这么多的工作？”保尔的问题很尖锐，“他反倒比以前更忙了！”

沃尔默疑惑地看着保尔说：“如果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学习小组，或者其他什么工作，列夫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安排这么多工作？'但是对他自己，他总是说：'与其在医院里躺五年，我宁愿把这些精力全都用到工作上，哪怕只能坚持一年我也愿意。'照他的意思，现在必须开足马力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之前谁都不能休息！”

“这话说得对。如果让我选，我也不愿意在医院里躺上五年。不过我们以前根本不懂细水长流的道理，总是一味透支身体。直到现在我才想明白，这根本不算是英雄主义，而是缺乏效率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以前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那样做是非常愚蠢的，完全不是什么英勇的行为。如果我之前没有那么鲁莽，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总之，这种'左倾'的思想是导致我现在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现在倒是挺会说的。如果你现在能站起来，估计恨不得马上一头扎进工作里。”想到了这些，沃尔默没有说话。

列夫·贝尔谢涅夫第二天晚上就过来了。他跟保尔一直聊到半夜才走，走的时候他感觉保尔好像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早上，来了几个人在保尔家的屋顶上架起了一根天线，列夫则在屋里忙着安装接收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给保尔讲他以前的趣事。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是一个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的急性子。这完全符合保尔跟他第一次见面时在心里所想的模样。

晚上，房间里的三个指示灯亮了，列夫得意地把耳机放到保尔的手上。保尔戴上了耳机，先是听到了混乱的电波声，然后是电报机的声音。这声音好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可能是港口的发报员正在用摩尔斯密码和海边的船只进行沟通。在这些噪声之中，调谐线圈捕捉到了一个沉稳自信的声音：“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个小小的装置连通了来自全世界六十个电台的广播。保尔戴着耳机，感受着世界的脉搏。这个禁锢已久的灵魂终于得到了释放。看着保尔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疲惫的列夫满意地笑了。房子里非常安静，达雅正在呢喃着梦话。保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现在太忙了，总是很晚才回家。保尔突然想起列夫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和他一样都是党内的同志，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一定很少。但这有两点好处：他们永远不会厌倦对方，而且他们根本没时间吵架。”

保尔怎么能反对达雅的工作呢？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过那个时候达雅是他的妻子和朋友。但是她现在变成了保尔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保尔明白，她在政治上越是成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会越少。因此，他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党委给保尔安排了一个学习小组。晚上的时候，他的家里又一次热闹起来。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学习，保尔感觉自己的身体再次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其他的时间保尔都在听广播。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他摘下耳机。

失明剥夺了保尔学习的机会，而广播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沉浸在学习之中，保尔忘记了身上的病痛，忘记了眼睛的炎症，忘记了残酷的命运带给他的所有苦难。

广播里传来了马格尼斯特罗伊的新闻，那些接替保尔这代人的新团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保尔的脸上挂起了幸福的笑容。

从广播的描述中，他在脑海里拼凑出这样的画面：一场残酷的暴风雪席卷着乌拉尔地区，这里的严寒就像恶狼一样凶狠。在狂风暴雪的呼啸声中，第二代共青团员正在弧光灯下抢修着巨型厂房的房顶，保护了发电厂的第一车间免受风雪的侵袭。跟他们相比，第一代基辅共青团员在博亚尔卡抢修铁路的工作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了。国家在壮大，人民也在成长。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破闸门，淹没了机器和工人。共青团员再次奋不顾身投入战斗。经过两天的鏖战，他们终于战胜了洪水。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新一代共青团员依然冲在最前面。耳机里播报着这些英雄的姓名，激动的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