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所的旁边是中央综合医院的花园，很多病人从海滩回来时会把这里当成一条捷径。诊所围墙旁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保尔特别喜欢在这片树荫下休息。这里比疗养所安静得多，他可以看到沿着花园散步的人们，晚上还可以欣赏乐队的演奏。

今天，保尔依然来到这里休息。刚刚从海边回来的他有些疲乏。躺在躺椅上，他伸了个懒腰，随后就睡着了。他的浴巾还有他正在读的小说——富尔曼诺夫的《叛乱》就摆在旁边的躺椅上。来到这里以后，保尔的神经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他每天都要忍受头痛的折磨。他的病情难住了这里的医生，这么多天医生们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反反复复的检查已经让保尔感到厌倦，他总是躲着自己的主治医生。说起来，这个医生倒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也是个党员，就是名字有些奇怪，叫耶路撒冷齐克。每次，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保尔，还要耐着性子说服他跟自己一起去拜访某位医生或者专家。

“我真的受够了，”保尔向她抱怨道，“我每天都要重复讲五遍相同的故事，回答各种愚蠢的问题，比如你的祖母是不是疯了，或者你的曾祖父是不是得过风湿病。我怎么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从出生后就没见过他！他们还诱导我承认自己得过淋病或者其他更严重的病，气得我直接开骂。我说你们几个秃顶要是再不闭嘴，就小心我的拳头。让我在这里好好歇一会儿吧，求你了。要是剩下的六个星期他们还是这么研究我，我怕真的会被他们逼成神经病，到时候还会威胁到社会治安。”

每次保尔向她抱怨，耶路撒冷齐克总会笑着跟他开几个玩笑。但几分钟之后，保尔还是无奈地站起身来，任由她挽着自己的胳膊，领着自己来到外科医生那里，一路上还要听她讲个不停。

不过今天并没有安排检查，而且距离晚餐还有一个小时，保尔还在躺椅上打盹。半梦半醒之间，他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保尔并没有睁开眼睛，心里想：“他们会以为我睡着了，然后就会走开。”不过他的愿望落空了，保尔听到有人坐在自己旁边的椅子上。淡淡的香水味告诉他这是一位女同志。保尔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晃眼的白裙子、两条古铜色的小腿和一双皮凉鞋。他微微抬起头，看到了这个人留着男式的波波头，大眼睛，牙齿很小但是非常白。她腼腆地朝着保尔笑了一下。

“但愿我没有打扰到你。”保尔没有回答，他希望这位女士自知没趣赶紧离开，即便这样做很不礼貌。“这本书是你的吗？”她翻开了这本《叛乱》。“是我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女人又问道：“你是住在旁边的疗养院吗？”

保尔有些不耐烦。为什么她要打扰自己的清静？说不定她下一句就要问起自己的病了。保尔准备离开，于是客气地回答道：“不是。”“可我确定我在疗养院见过你。”保尔正准备起身，一个悦耳的女声从后面传来：“多拉，你来这里干什么？”

保尔回头看到了一个体态丰腴的金发姑娘。她穿着泳装，皮肤晒得黝黑，坐在椅子边上盯着保尔问道：“同志，我见过你。你来自哈尔科夫，对吗？”“是的。”“你是哪个部门的？”保尔不想在此逗留，于是随便回答说：“我是垃圾清运部门的。”两个女孩听完后哈哈大笑，保尔也被她们吓了一跳。“同志，你这样回答似乎不太礼貌。”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后来才知道，多拉·罗德基娜是哈尔科夫市党委的常务委员。之后每次想起来这件事，多拉都会取笑保尔。

一天下午，保尔来到塔拉萨疗养院观看露天音乐会。其实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扎尔基。说来也奇怪，直到一场狐步舞表演，两个人才认出彼此来。

在观众欣赏完一位体态丰腴的女高音演唱的《哦，**燃烧的夜晚》之后，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了舞台上。男的戴着一顶红色的高帽，着装看上去有点像个野蛮人：上半身穿着白衬衫，打着领结，下半身几乎**，只是腰上围了一圈亮片。女的倒是很漂亮，娃娃脸，只可惜穿着一条不伦不类的大裙子。音乐声响起，这个奇怪的组合随即开始跳起了狐步舞。底下的观众纷纷叫好。近乎**的男人紧紧地贴在女人身上，摆出各种**不堪的姿势。这个场面实在是太过下流，保尔甚至听到了后面某个胖子急促的呼吸声。他正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前排有人大声喊道：“停下！这里是妓院吗？赶快滚蛋！”说话的人正是扎尔基。

钢琴和小提琴的伴奏都停了下来，台上的两个人也停止了表演。后面的观众纷纷骂道：“有病吗？为什么要打断这么好的节目！”“整个欧洲都在跳狐步舞！”“太过分了！”切列波韦茨的团书记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也学着他的样子表示抗议。舞台上的两个人迅速消失了，就好像被风卷走了一样。过了一会儿，一个旧社会奴才样的主持人来到舞台上，宣布音乐会剧团会马上离开。

“垃圾节目，赶紧滚蛋！”人群中，一个穿着疗养院浴袍的小伙子喊道。保尔来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回到保尔的房间里聊了很久。扎尔基告诉保尔，他现在在一个地方党委负责宣传工作。“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扎尔基说，“我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结婚了？和谁啊？”保尔惊讶地问道。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保尔。“还认识她吗？”这张照片是他和安娜·博尔哈特的合影。保尔更加惊讶了，急忙问：“杜巴瓦怎么了？”“他在莫斯科。被党委开除之后他就从共产主义大学退学了。现在他在鲍曼技术大学读书。我听说国家给他恢复了党籍，不过对他这种人来说也没什么用。他早都烂透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里工作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余的人我了解得不多。大家都分散在各个地方，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都断了。不过能在这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以前的事。”

多拉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保尔的房间。她瞥了一眼扎尔基外套上的党徽，问保尔说：“这位同志也是党员吗？他在哪里工作？”保尔看着这几个人有点疑惑，但他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扎尔基的身份。多拉说：“很好。他可以留在这里。”她又解释道：“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刚从莫斯科过来的。他们要告诉我们一些党内的最新消息。所以我们决定来到你的房间，举行一次内部会议。”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巴尔塔舍夫来自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他给大家讲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巴尔塔舍夫最后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明天就走。”

那场会议的三天后，疗养院就空无一人了。没过多久，保尔也回去了，虽然他的休假还没有结束。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之后，组织上很快就安排他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团委书记。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保尔就开始给当地的团员进行演讲了。

那年秋天，保尔和另外两名党员乘车前往一个偏远的地区。汽车在半路上冲到路旁的沟里，翻了车。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保尔被送往哈尔科夫的外科医院。在对保尔的右腿进行了相关检查并拍摄了X光片之后，医疗委员会建议立即进行手术。保尔表示同意。牵头会诊的胖教授说：“那就明天早上手术吧。”说完他就离开了，其他人也跟在他后面一起走了。

干净明亮的病房里只有一张床，这里完全闻不到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保尔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病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还有一张漆成白色的方凳，仅此而已。

护士端来了晚饭，保尔让她先拿回去。他坐在床边写信，膝盖上的疼痛让他无法集中精神，也让他完全没有食欲。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有人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姑娘来到保尔旁边。

在暮色中，保尔看清了她弯弯的眉毛和黑色的大眼睛。她一只手拿着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我是你的查房医生。”她说，“我现在需要了解几个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如实回答我。”

她亲切一笑，这个笑容倒是让“盘问”变得没那么严肃了。保尔连着讲了一个小时，不但从头到尾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还把所有能想到的亲戚都“交代”了个干干净净。

手术室里，医护人员都戴纱布口罩。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被无影灯照得闪闪发亮，又窄又长的病床下面摆着一个大水盆。

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主刀医生还在洗手，周围的护士正在飞快地进行手术相关的准备工作。保尔扭过头，看到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和镊子。“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病房医生巴扎诺娃一边解开保尔腿上的绷带，一边提醒道，“这对神经不好。”

“医生同志，请问是对你的神经不好，还是我的？”保尔还在开着玩笑。几分钟后，护士把面罩盖在保尔的头上。医生对保尔说：“我们现在要进行麻醉。现在你用鼻子深深地吸气，然后数数。”

“没问题。”面罩下的保尔回答道，“我要提前向大家道歉，我担心一会儿说出来什么上不得台面的话。”

这句话把医生逗笑了。

医生滴了第一滴乙醚，这味道实在有些呛。保尔深吸了一口气，尽最大努力清晰地从一开始往下报数。从这一刻开始，保尔的悲剧拉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拆开信封，颤抖着打开了信。他紧紧盯着信的前几行，随后迅速读完了一整页。

阿尔焦姆：

我们很少写信，可能一年都不会超过两封，但是多与少并不能代表什么。你上次告诉我，你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廷的工厂附近，因为你想和过去的生活永别。我知道，之前的生活，究其根源还是斯捷莎和她的亲戚们总是抱有一种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态。你想完全改造他们这样的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我担心即使是你也不会成功。你还说，作为“高龄”党员很难投入学习，但你的成绩并不差。为什么你那么固执，不愿意离开工厂去担任镇苏维埃的主席呢？你曾经为苏维埃政权而战，不是吗？那就不要拒绝！明天就去镇苏维埃开始你的工作吧！

我现在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现在的病情非常严重。我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很久了。他们给我做了两次手术，弄得我现在非常虚弱，气血不足，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已经不适合原来的工作了，“病号”变成了我的新工作。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最后却只留下了残废的右膝盖和一身的伤疤。现在他们又告诉我说，我的脊椎在七年前受过伤，这个旧伤可能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过，只要能让我回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我愿意承受一切痛苦。

对我来说，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过的了，我甚至都不敢去想。因此对于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方案，我都没有拒绝过。可惜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刚能走路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又把我带回来了。我现在要去叶夫帕托里亚疗养院接受治疗，明天就出发。你不要难过，阿尔焦姆。你知道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我这条命至少还能死三次。

我们还要一起工作呢，哥哥。你要多保重，凡事不要逞能，否则我们的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帮你恢复健康。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和学习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宝贵的财富，它们不能浪费在医院的病**。

握手

保尔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眉读着弟弟的来信时，保尔正在向巴扎诺娃道别。“你明天就要去克里米亚了吗？”她边说边握着保尔的手，“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保尔回答道：“多拉同志一会儿就过来，她会带我去拜访她的家人。晚上我就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她会送我去车站。”多拉经常来医院看望保尔，因此巴扎诺娃认识她。“但是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在你走之前去我的父亲那里看看，难道你忘了吗？你的情况我都告诉他了，我想让他给你检查一下。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保尔马上同意了。

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了她父亲的办公室。这位著名的外科教授给保尔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巴扎诺娃还从医院拿来了保尔所有的病历和X光片。当她的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的时候，保尔注意到巴扎诺娃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教授弯下腰给保尔检查膝盖，保尔盯着他的光头，想从他的眼神里捕捉到什么，可惜老教授的表情难以捉摸。

教授需要赶去参加一场会议。等保尔穿好衣服之后，教授亲切地向他道别，并委托巴扎诺娃告知他检查的结果。

巴扎诺娃的家里装修得非常典雅。保尔躺在沙发上，等待她告诉自己结果。可是巴扎诺娃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她没有办法重复刚刚父亲告诉她的话——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治疗保尔体内的炎症，并且他反对继续对保尔进行手术。“这个小伙子将会面临全身瘫痪，而我们无法避免这个悲剧。”

巴扎诺娃觉得，不论是作为医生还是朋友，她都不应该告诉保尔全部的实情，所以她只能努力组织自己的语言，仅仅告诉保尔一部分真相：“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浴疗法能够缓解你的症状。也许到了秋天，你就又可以回去工作了。”巴扎诺娃没有注意到保尔那双敏锐的眼睛。“从你刚才的话里，或者从你刻意回避的那些话里，我知道我的病情十分严重。我总是请求你告诉我全部的实情，不需要对我隐瞒什么。我既不会晕倒，也不会拿刀割开我的喉咙。告诉我吧，我想知道自己的病情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巴扎诺娃开了几个玩笑把话题给岔开了。那天晚上，保尔并没有问出他想要的真相。

分别的时候，巴扎诺娃对保尔说：“柯察金同志，不要忘记我这个朋友。没有人知道你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建议，记得写信给我。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

透过窗，巴扎诺娃看着那个高大的身影拄着拐杖，拖着受伤的腿一步一步地从门口走向等候的马车。

保尔又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这里依旧是这么炎热，大街上也还是那么熙熙攘攘，到处都有戴着绣花小帽的人，他们的皮肤都被晒得十分黝黑。十分钟后，保尔乘坐汽车来到了一栋石灰石结构的两层楼前。这就是他的目的地，迈纳克疗养院。值班的医生查询到了乌克兰党中央为保尔预订的信息，随后带着他去了第十一号房间。

“把你和埃伯纳同志安排到一个房间了。他是个德国人，一直想找个俄罗斯的室友。”医生一边解释一边敲门。里面传来一句带有德国味道的俄语：“请进。”保尔把行李放下，回头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正躺在**。那人微笑着用德语向保尔问好，随后改口用俄语说：“同志，我的意思是上午好！”说着，他礼貌地伸出手。

过了一会儿，保尔坐到床边，开始用“国际通用语言”和埃伯纳同志交流。在这种语言中，单词只是辅助，主要的媒介包括猜测、手势和模仿。一番沟通下来，保尔了解到埃伯纳是一名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伤了臀部，因为旧伤复发才来到这里疗养。虽然只能躺在**，但他依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保尔一瞬间对他肃然起敬。

保尔觉得没有比埃伯纳更棒的室友了。他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会哀叹自己的命运。他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会让身边的每个人都忘记自己的烦恼。“可惜我不会说德语。”保尔懊恼地想。

疗养院的角落里摆着几张摇椅，一张竹桌还有两把摇椅。五个病人每天结束治疗之后就会来这里消磨时间，其他人给他们起名叫“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伯纳半躺在轮椅上。保尔则坐在另一把轮椅上，因为医生不准他下地走路。其他三个人里，有来自爱沙尼亚的大块头魏曼，他在共和国贸易委员会工作；还有来自拉脱维亚的年轻姑娘玛塔·劳琳，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不知道的人总以为她才十八岁；来自西伯利亚的魁梧壮汉列捷涅夫，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这五个人的确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民族：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克兰。玛塔和魏曼都会讲德语，他们就成了埃伯纳的翻译。保尔和埃伯纳既是室友，更是好友。德语成了玛塔、魏曼和埃伯纳的纽带，而保尔和列捷涅夫的纽带则是国际象棋。

列捷涅夫没来之前，保尔一直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保尔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才把这个称号从魏曼的手里抢了过来。魏曼一直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想原谅保尔。但是有一天，疗养院里来了一个大高个，他看上去比五十岁的人年轻得多。他找到保尔想要切磋一下棋艺。保尔根本没有任何提高警惕的意识，平静地开始了这场棋局。列捷涅夫不慌不忙地推进中间的卒子。作为“卫冕冠军”，保尔必须和每个新来的同志进行一场这样的对局，而这样的比赛也成了疗养院里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走完第九步，保尔意识到列捷涅夫正在稳步推进自己的卒子来对自己进行压制。他这才明白眼前的人是个高手，他开始后悔最初的轻敌。

三小时后，保尔无计可施，无奈选择放弃。他比周围观战的同志更早地意识到自己的败局。保尔抬头看了看列捷涅夫，发现对方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很明显，这一切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魏曼还在盯着棋盘分析着列捷涅夫的胜算，毫不掩饰自己期盼保尔落败的心态，可惜他还没有看出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我总会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捷涅夫点点头表示同意。接下来的五天里，两个人又下了十盘棋，保尔输了七局，赢了两局，还有一局是和棋。魏曼成了疗养院里最开心的人。“谢谢你，列捷涅夫同志。太感谢你了！还是你技高一筹！他活该败给你！之前他赢了我们这里的所有人，现在也该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了！哈哈！”他转过身取笑这个卫冕失败的“冠军”说：“保尔，现在感觉如何？” 保尔知道自己的棋艺非常粗浅，败给列捷涅夫这样的高手并不意外。不过，保尔虽然失去了“冠军”的头衔，但是收获了列捷涅夫的友谊。后来，列捷涅夫成了他最珍贵的朋友。

保尔和列捷涅夫发现了一个对两个人同样重要的日期：列捷涅夫入党的那一年保尔正好出生。两个人分别代表着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列捷涅夫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曾在地下运动中工作了多年，也曾被囚禁在沙皇的监狱里，后来又从事着非常重要的政府工作；而保尔拥有熊熊燃烧的青春，虽然他进行斗争的时间只有八年，但他的经历绝对是普通人几辈子都不曾有过的。这两个不同年龄的人都对生活充满热情，却也都身患重病。

每天晚上，埃伯纳和保尔的房间就会变成一个俱乐部。这里成了政治新闻的中心，房间里的笑声和谈话声不绝于耳。魏曼总是见缝插针地讲一些下流的笑话，不过保尔和玛塔总会适时回击过去。玛塔会找一些讽刺的话语予以还击，但如果不起作用，保尔就会出面干预。比如玛塔会说：“你这种另类的'幽默'并不适合现在的场合。你能明白吗，魏曼？”紧接着保尔就会继续说：“我真的搞不懂，像你这么高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时候，魏曼就会抿起嘴唇，小眼睛里闪烁着嘲弄的光芒，打量着大家。

“我们应该在政治教育部下面再设立一个道德监督处，就让保尔当主任。我可以支持玛塔的观点，毕竟她是一名女同志。但是保尔却要把自己当作共青团里天真无邪的小宝宝……而且，我讨厌让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进行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之后，大家争议的焦点从原则的角度转向**笑话的问题。玛塔把大家的观点翻译给埃伯纳听。埃伯纳用德语和俄语说：“讲色情笑话是不好的，我同意保尔的观点。”魏曼没有办法，只能开个玩笑缓解尴尬，不过他之后都没再讲过那种笑话了。

保尔一直觉得玛塔是共青团员，而且年龄绝对不会超过十九岁。后来保尔才知道，原来玛塔已经三十一岁了。她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里的积极分子。一九一八年，白匪军判处她死刑，执行枪决，但是苏维埃政府通过交换战俘把她和其他同志营救了出来。她现在就职于《真理报》编辑部，同时在修读大学的课程。保尔不知道他们何时成为好友，但这个经常来找埃伯纳的小姑娘成了他们“五人组”里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

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的地下党员，他经常和玛塔开玩笑说：“不知道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的家里怎么样了？玛塔，你怎么这样狠心？”

一天早上，在起床铃响起之前，疗养院里响起了一阵嘹亮的鸡叫声。疑惑不解的工作人员们到处寻找这只不听话的鸡。他们完全想不到这是善于模仿的埃伯纳跟他们开的一个小玩笑。埃伯纳完全乐在其中。

在疗养院里休养了一个月之后，保尔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命令他卧床休息，这让埃伯纳非常难过。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人，却在如此青葱的年纪里病痛缠身？而当玛塔告诉埃伯纳，医生预测保尔的未来将会非常悲惨的时候，埃伯纳更是深感痛心。

之后的时间里，医生禁止保尔下床活动。他竭力隐瞒自己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看到，但是玛塔却从他苍白的表情中感受到了他的煎熬。在离开疗养院的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团中央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的休假被延长了两个月，并且根据疗养院医生的建议，他依然不具备返回工作岗位的条件。信中还附带了一些钱，用以支付疗养期间的费用。

保尔承受住了这样的打击，就像多年前在拳击课上被朱赫来击倒一样。他会跌到，但总是马上又站了起来。

保尔还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母亲提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阿莉比娜·丘查姆，她就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港口小镇上。母亲还说自己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她了，趁保尔还在克里米亚，要求保尔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她。这封信在保尔的人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周之后，疗养院的朋友们在码头给保尔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埃伯纳拥抱了保尔，像哥哥一样亲吻了他。玛塔当时没在，因此保尔走的时候没有机会向她道别。第二天早上，保尔乘坐马车从码头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房子前面还有一个小花园。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是个丰腴的老妇人，漆黑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丝哀伤，她的脸上已经爬满皱纹，但保尔还能依稀看出她曾经的美丽；两个女儿萝拉和达雅，还有萝拉的小儿子以及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身材肥胖，看上去非常粗犷的老丘查姆。

老丘查姆在供销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打零工。打字员萝拉最近与酗酒家暴的丈夫离了婚，回到娘家一边照顾小儿子，一边帮助母亲做家务。

老两口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保尔来的时候他还在列宁格勒。这家人都对保尔的到访表示欢迎，只有老丘查姆始终对保尔充满戒备。保尔和阿莉比娜讲了很多母亲的事情，他自己也了解了有关丘查姆一家的生活。

萝拉今年二十二岁，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她和其他的年轻姑娘一样美丽，一头棕色的短发非常清爽。她一见到保尔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一股脑儿地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他。原来，老丘查姆在家里非常专横，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他思想狭隘、偏执，还喜欢吹毛求疵，弄得大家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孩子们讨厌他，妻子也厌恶他。她们也想奋起抗争，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每次的努力都是徒劳。女孩们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这种不断加剧的家庭矛盾正在毒害她们的生活。

这个家庭每天都会爆发争吵。萝拉告诉保尔，乔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人好逸恶劳、傲慢无礼，每天只想着吃好的，穿好的。中学毕业的时候，他仗着母亲的偏爱，就和她要钱说要去读大学：“萝拉可以把戒指卖了，你也可以卖点细软。总之你要给我钱！”

乔治知道母亲不会拒绝自己，于是无耻地利用了母亲对自己的偏爱。他一点都不尊重两个姐姐。母亲从父亲那里连哄带骗地要来了一些，连同达雅赚来的钱全都寄给了乔治。而乔治根本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反而和叔叔一起在列宁格勒潇洒。与此同时，他还不忘给家里发电报，恐吓母亲继续给他寄钱。

直到深夜，保尔才见到刚刚下班的达雅。她的母亲匆匆来到走廊迎接她。保尔听到了阿莉比娜低声告诉她家里来了客人。达雅害羞地和这位年轻的客人握了握手，她的脸红到了耳根。保尔握着她年纪轻轻却长满老茧的手，过了好一阵儿才松开。

达雅今年十九岁，虽然不是那种惊为天人的美女，但是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和蒙古姑娘特有的柳叶眉。她的鼻子非常纤细，嘴唇也很丰满，条纹短袖下面的两座山峰微微隆起，任谁都想多看一眼。

姐妹两个人各自有一个小房间。达雅的房间里有一张窄窄的铁床，还有一个摆满了小玩意儿的镜柜，墙上贴着很多的照片和明信片，窗台上摆着一盆深红的天竺葵和浅粉色的小**，一条蓝色的丝带束起了白色的蕾丝窗帘。

“达雅从来不让男人进她的房间，看来今天为你破例了。”萝拉调侃了妹妹一句。

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喝茶。老丘查姆搅动着自己的茶饮，用带有敌意的眼神看向保尔说：“我觉得现在的婚姻法真是在开玩笑。今天结婚，明天离婚，对待婚姻这么儿戏，还美其名曰完全的自由。”

他呛了一下，咳嗽了两声，然后指着萝拉说：“就说她吧，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跟人结婚了，离婚的时候也是谁都没告诉。现在倒好，我又得养她，还得养她的儿子。这都是些什么事？！” 萝拉难过地脸红了，强忍住泪水不想让保尔发现。“所以你觉得她还应该跟那个混蛋住在一起吗？”保尔反问道，他的眼神里也透露出一丝愤怒。

“她在结婚之前也不知道那人是个混蛋啊。”阿莉比娜说道。她勉强压抑住自己的怒火，继续说道：“你为什么当着客人说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别的话题吗？”老丘查姆转身向她喊道：“还说什么不归你管，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指手画脚了？”

那天晚上，保尔躺在**辗转反侧。他一直在思考丘查姆家的问题。虽说是来这里拜访，但他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参与到这个家庭的矛盾之中。他想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帮助母女三人摆脱这种束缚。但是他自己就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这让一向果断的保尔不知道从何入手。

很显然，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母女三人必须离开老丘查姆。但这件事并不简单，保尔没有办法在这里进行革命，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难道让这一切顺其自然，不去蹚这趟浑水不是更好吗？但是老丘查姆专横的表情让保尔无法入睡。保尔想了几个计划，但似乎都有些不切实际。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从镇上回来的时候，发现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去串亲去了。保尔来到她的房间，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你为什么不出去转转呢？”保尔问道。“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保尔想起来昨天晚上想到的计划，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跟达雅说说。担心其他人随时会回来，保尔说得非常简洁：“听着，达雅。我们是好朋友，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说点真心话。我很快就要走了。我真希望不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你们一家，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起离开这里。像你和萝拉这样的年轻人，随便去哪里都能找到工作。老头子固执得很，不能指望他改变自己，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这里。但是现在很不凑巧，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带你们离开。我会坚持向组织申请恢复我的工作。医生把我的病情乱写一通，搞得组织上要求我得无限期接受治疗。这方面我得想想办法。另外我也会写信给我的母亲，告诉她这里的情况。我不能看到你们继续在这里受苦。但是，达雅，你必须明白，这将意味着你要离开现在的生活。你想离开吗？你有足够的力量吗？”

达雅抬起头，轻声说：“我想离开，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力量。”保尔能够理解她的难处：“不要紧，达雅。只要有这样的信念，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告诉我，你很留恋你的家人吗？”

这个问题让达雅觉得意外。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说道：“我觉得我的母亲很可怜，父亲欺负她，乔治折磨她。我真的很心疼我的母亲，虽然她总是偏心乔治。”

两个人聊了很久的心事。在其他人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地说道：“老头子到现在还没把你嫁出去，这真是太奇怪了。”

达雅吓了一跳，赶紧说：“不，我永远不会嫁人。萝拉的经历我看在眼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会结婚的。”

保尔笑了起来：“所以你就打算单身一辈子了吗？那要是遇到一个年轻的帅小伙呢，你会怎么办？”

“他们的殷勤只会停留在结婚之前，所以我依然不会动心。”保尔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达雅的肩膀上，然后对她说：“是的，你一个人同样可以过得很幸福，但是并非所有的小伙子都像你想的那样。还好你没有误会我在追求你，否则我也要被你归为那种人了。”说着，他像哥哥一样拍了拍达雅的胳膊。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娶我们这种人家的姑娘的。”她轻声说道。

几天后，保尔准备返回哈尔科夫。达雅、萝拉以及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罗莎都来到车站为保尔送行。阿莉比娜嘱咐保尔不要忘记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定要帮助她们摆脱困境。她们把保尔当成亲人一样道别，达雅甚至还哭了。保尔从车窗里看到萝拉的白手绢和达雅的条纹短袖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不见。

回到哈尔科夫之后，保尔没有联系多拉，而是住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的家里。他刚安顿好就赶紧去了中央委员会找阿基姆。等其他人都走了的时候，保尔要求阿基姆立马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了摇头说：“保尔，这不行！你的病情非常严重，医疗委员会和党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去神经病研究所接受治疗，你现在不能回归工作。”

“不要管他们说了什么！阿基姆，我现在请求你帮助我。让我工作吧，我不想再住院了。他们治不好我的，我需要工作！”阿基姆试图拒绝他的请求：“我们不能违反党中央的决定。保尔，你要明白，这也是为了你好。”面对保尔如此坚决的态度，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第二天，保尔就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他觉得只要能开始工作，身体就一定能恢复过来。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他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了八个小时，没有吃午饭。这是因为保尔在三楼办公，而食堂在对面的一楼，这个距离超出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不仅如此，他的手或腿还会突然麻木，有时候整个身体都会不听使唤；而且，他几乎一直都在发烧。有几天早晨他根本没办法从**爬起来，等他缓过来的时候方才意识到，他已经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终于有一天，他因为迟到受到了通报批评的处分。这正是他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他要掉队了。

阿基姆再次给他安排了一个新工作，但悲剧再次发生了。回到工作岗位一个月后，保尔又没有办法从**爬起来。这时，他想起来巴扎诺娃的临别赠言，于是保尔给她写了一封信。巴扎诺娃在收到信的当天就赶到了。来了以后，她告诉保尔一个好消息：住院并非强制性的。

“那我不用接受任何治疗了？那太好了！”保尔兴高采烈地说道，但这个玩笑并不好笑。他只要稍微恢复一点，就马上去找阿基姆。可惜这次阿基姆的态度很坚决，坚持要保尔住院。

“我不去。”保尔疲惫地说，“根本没用。我已经咨询过一些权威人士了，留给我的路只剩一条，就是退休，拿抚恤金。但是我绝对不会认命！你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我才二十四岁，我不想现在就成为一个残废！总是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这根本治不好我。你必须给我找点事做，一些适合我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工作，也可以去办公室坐班，只要别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工作就行。我必须工作起来，这样我才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才是我生活的意义！”

保尔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阿基姆完全能够理解保尔现在的感受。他知道，对于这个为党奉献了自己短暂生命的热血青年来说，远离斗争、被迫退居后方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阿基姆决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好的，保尔，你先别急。明天书记处有个会，我会把你的情况跟大家都说一下。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保尔忍受着疼痛站直了身体，用力握住了阿基姆的手。“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会屈服于生活的压力吗？”保尔把阿基姆的手放到他的胸口，“只要这里还在跳动，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离开我们的党，除了死亡！我的朋友，请你记住这句话。”阿基姆感受着保尔胸口那沉闷而微弱的跳动，重重地点了点头。

阿基姆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位身负重伤却依然坚守的战士的呼喊。他也知道，只有像保尔·柯察金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激动人心的话。

两天后，阿基姆给保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家报社可以为他提供工作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先对保尔进行面试来确定他是否可以胜任文字工作。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礼貌地接待了保尔，并指派一名助理编辑对他进行了面试。这位面试官也是一位老党员，她是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同志，你的教育水平是何种程度？”她问道。“小学三年级。”“你有在党校上过课吗？”“没有。”“好吧。但这些并不是成为一个好记者的必要条件。阿基姆同志已经告诉了我们你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给你分配一些工作，你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合理的安排。不过这份工作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保尔擅长的领域。半个小时的面试让保尔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水平严重不足。他交上去的一篇测试文章也发回给他了，上面用红笔标注了三十几个语法和拼写的错误。

“柯察金同志，你有很大的潜力。”编辑说，“我相信假以时日，你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但是从这篇文章来看，你的语法问题非常严重，这说明你对俄语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你一直在进行革命工作，可能没有时间在这方面进行太多的钻研。非常抱歉的是，我们现在不能留你在这里工作。虽然你很有潜力，文章的构思也很巧妙，经过编辑修改一下就是很好的文章，但是，同志，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拐杖，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的右眉毛**了一下，然后说：“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文字工作不是我擅长的。我以前是个优秀的锅炉工，后来成了一个还不错的电工。我骑马的技术也很不错，我也知道怎么样带动年轻团员的热情。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似乎并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说完，他和编辑握了握手就离开了。

在走廊的转弯处，保尔没站稳，踉跄了一下。有个路过的女同志扶住了他：“同志，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保尔花了几秒钟才缓过来，然后他轻轻地把胳膊往回撤了一下，拄着拐杖继续往前走了。

从那天开始，保尔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现在的他根本没法工作，几乎每天都得躺在**。中央解除了他的工作，并批复了他的抚恤金等事宜。手续都办完了以后，保尔收到了抚恤金和一张残疾证。中央还额外给了他一些钱并发给他一张通行证，方便他的出行。

他收到了玛塔的来信，邀请他去莫斯科看一看。保尔本来也想去莫斯科——他抱着一种渺茫的希望，希望苏联党中央能够帮他找一份适合他的工作，不需要再四处奔跑。不过到了这里还是一样，中央还是建议他接受治疗，并且安排他去这里最好的医院。不过保尔拒绝了。

他在玛塔和她的朋友娜迪亚合租的公寓里住了十九天。大多数时间保尔都是一个人在家，因为她们两个总是早出晚归。不过玛塔家里有很多书，保尔经常靠这些书来消磨时间。晚上的时候会很热闹，因为她们的朋友经常过来拜访。

丘查姆一家也会给保尔来信，邀请他过去。她们的生活越发糟糕，急需保尔的帮助。

一天早上，保尔离开了古夏特尼科夫大街上这个安静的小公寓。火车带着他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远离秋雨连绵的季节，来到克里米亚南部的温暖海岸。他坐着窗前，看着一根根电线杆从眼前飞过。他的眉头紧锁，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屈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