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站在酒店音乐厅的门口，高个子的那个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胳膊上别着“队长”的红袖标。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里开会吗？”丽达问道。“是的。你有什么事吗，同志？”高个子队长冷冷地回复道。他挡住了入口，然后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丽达。“你有代表团的出席证吗？”丽达出示了她的证件，上面写着一行烫金的字样——“中央委员会成员”。高个子见状马上客客气气地说：“请进，同志！左边有空座位。”丽达沿着过道向前走，看到一个空位子就坐了下来。

主席正在进行最后的总结，很显然，里面的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主席的声音让丽达感到十分熟悉。“参加全俄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名单现在已经全部选出来了。大会将在两小时后开幕。在此期间，请让我再核对一遍名单。”是阿基姆！丽达全神贯注地听他快速宣读着代表的名字。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代表都会举起红色或者白色的出席证明示意。

突然间，丽达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潘克拉托夫”。隔着好几排的距离，丽达看到了他举起来的手。不过人有些多，她没看清潘克拉托夫的脸。随着阿基姆继续念着名单，丽达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紧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顺着举起的手，她看到了扎尔基，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甚至看到了扎尔基的侧脸。是的，就是扎尔基。几年没有见面，丽达都快忘记这位老朋友长什么样了。

阿基姆继续念着，“柯察金”这个名字让丽达猛地一惊。在前排不远的地方，一只手举起又放下了。丽达知道，自己也曾有过一位同名的战友。丽达被一种痛苦的渴望攫住了，她十分急切地想去看看这个人的脸。她的目光无法从那个人举手的方向移开，但是她面前的所有脑袋都是一个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她站起来，沿着过道向前排走去。就在这时，阿基姆读完了名单。大家都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绷，椅子挪动的声音，交头接耳的声音，年轻人的笑声充斥了整个房间。

阿基姆想要盖过他们的声音，大声喊道：“大剧院，七点钟，别迟到！”房间里仅有的一个出口挤满了人。丽达知道，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任何一个熟悉的老朋友。她只能盯紧阿基姆，这样他能帮助自己联系上其他人。就在这时，几个代表从她旁边经过，她听到身后的人说：“噢，我的老朋友柯察金，我们一起挤出去吧。”“好的，走吧。”丽达瞪大了双眼，这个声音是那样地熟悉和难忘。

她赶紧转过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卡其色外衣和一条蓝色马裤，腰间系着细长的高加索皮带。丽达盯着眼前这个人，他抱住了自己，然后轻声说道：“丽达。”丽达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保尔·柯察金。“你还活着？”她还不知道保尔去世的消息是误传的。这句话也让保尔明白了一切。

音乐厅里早已空无一人。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特维尔大街，也是这座城市的大动脉。时钟响了六下，但对他们来说似乎只过去了一小会儿。不过快到七点了，他们现在必须要去大剧院开会了。当他们沿着宽大的台阶走出去的时候，她再次打量起保尔。他现在比她高了一头，而且更成熟、更有自信了。但除此之外，他还是她心中的那个保尔。“我还没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呢？”丽达说。

“我现在是地区的团委书记，就是杜巴瓦经常说的'官老爷'。”保尔笑着说，“你见过他吗？”“见过一次，不过那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两个人一起走在大街上，汽车呼啸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在路上，两个人没有过多地交流，他们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剧院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想冲到里面去。不过卫兵只允许代表们进入。于是，有代表证的人高高地举起自己的凭证，畅通无阻地通过了警戒线。

有很多年轻人挤在剧院门口。虽然没有代表证，但他们都想趁乱溜进去。有几个人随着人流挤到了真正的代表当中，也从兜里摸出一张红纸打算鱼目混珠。可惜过了第一关，还有第二关，会场里面的中央委员以及执勤的卫兵队长拦住了他们，并把他们请出了剧院。看着“偷渡”的人被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外面“没票”的人十分满意。

剧院里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光是这些代表就已经摩肩接踵了。保尔和丽达好不容易才挤到入口。各个地区的代表也都乘坐电车和汽车赶来。大会马上开始，门口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已经被人群顶到墙边。门口聚集的人群高声呐喊：“兄弟们，加把劲！”“加把劲，马上了！”“使劲挤啊！”

有个戴着团员徽章的年轻人看准时机，跟在保尔和丽达的旁边挤了进去。之后，他又非常敏捷地躲过了卫兵队长，消失在人群中。“我们就坐在这里吧。”丽达指着后排一角的两个位置说道。坐下来之后，丽达对保尔说：“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虽然这是以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要中断我们的学习和友谊？”

保尔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从见到丽达开始，他就知道自己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当两人的目光彼此相对的时候，保尔就知道丽达在明知故问。“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丽达。我现在很想回到三年前去骂醒那个保尔。事实上，保尔·柯察金这辈子犯了很多错误，而这件事就是其中之一。”

丽达笑了：“精彩的开场白。现在告诉我答案吧！”保尔低声说：“这不完全是我的错。要怪就应该怪牛虻。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书里描写了很多坚定勇敢的革命者，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那时候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让牛虻影响了我对你的情谊，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我真的非常后悔。”

“那么你已经改变了对牛虻的看法吗？”“不，丽达，不全是。我只是摒弃了那些考验人意志的悲剧情节，但我依然赞成牛虻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他的勇气、非凡的耐力，以及能吃苦却从不说苦的精神。他们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者。”

“很遗憾，保尔。三年前的你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丽达笑了一下，她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丽达，为什么要说遗憾呢？难道我们现在不能跨越同志的关系再向前迈出一步吗？”“那个时候可以，但现在不能了，保尔。”“难道不可以补救吗？”“不，牛虻同志，太晚了。”

“你看，我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儿了。”丽达笑着解释道，“我很喜欢她的父亲。我们三个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个组合是不可分割的。”她触碰了一下保尔的手。这是她感到焦虑时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非常欠妥的。是的，保尔在这三年里变得更加成熟了，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丽达知道自己的这番话会伤了保尔的心，但保尔只是轻轻地说：“我还是觉得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多一点。” 丽达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大会即将开始，他们也站起身来，走到乌克兰代表团的位置。乐队开始奏乐。鲜红的条幅上面写着“未来属于我们！”大厅里、包间里、楼座上聚集了好几千人，他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体，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最优秀的青年战士齐聚于此，所有人的眼睛里倒映着条幅上的字——“未来属于我们！”人潮依然滚滚而来。再过一会儿，厚重的绒布就会被掀开。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就连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也难掩激动。他面对所有与会代表高声呐喊：“我宣布，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体会到革命的伟大，这样强大的力量是如此生动地展现在他的眼前。是生活把他这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和建设者带到了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胜利集会上，想到这里，保尔的内心涌上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和喜悦。

大会每天都会从早开到晚。直到最后一次会议，保尔才有时间去找丽达。他看到丽达跟几个乌克兰代表坐在一起。

丽达说：“我明天会议一结束就要走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与你见面交谈，因此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和我的两本旧日记。你看完之后记得寄给我。它们会告诉你那些我没告诉你的事。”

保尔按住丽达的手，久久地凝视着她的容颜，仿佛要把她的脸庞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记忆里。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在剧院门口碰了面。丽达递给他一个包裹和一封信。门口有很多人，所以他们只是轻声道别，但保尔从丽达湿润的眼睛中看到了一丝忧伤。

第二天，两个人乘坐的火车驶向了不同的方向。乌克兰的代表们占据了好几节车厢，保尔和基辅的代表们在同一节。晚上，所有的乘客都休息了，旁边的奥库涅夫也发出了几下鼾声。保尔把灯移近，随后打开了那封信。

亲爱的保尔：

我本应该当面告诉你这些，但最后还是决定给你写这样一封信。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在大会开幕时跟你说的那些话不会给你的生活留下痛苦。我知道你很坚强。我也相信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我不会拿工作的态度去对待生活。我觉得在个人关系上是可以出现例外的，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因为我很少对一个人产生如此真实而深刻的感情。其实你就是这样一个例外，但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觉得那样做会让我们两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不过，你不应该对自己太过苛刻。保尔，我们的生活不全是斗争，还有真挚的感情。

至于其他方面，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担心。握手。

丽达

保尔思索着撕掉了这封信。他把手伸向窗外，感受到风吹走了这些碎片。到了早上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丽达的两本日记。他把它们包好，准备寄回去。在哈尔科夫，他和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以及其他几个代表一起下了车。奥库涅夫要去基辅接塔莉亚，她和安娜住在一起。潘克拉托夫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他也要去基辅处理公务。保尔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基辅，再顺便拜访一下杜巴瓦和安娜。

保尔先去了火车站的邮局。等他寄完日记之后，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保尔坐电车来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家。他爬上了二楼，来到左边安娜的房间，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现在不是她的上班时间，保尔想：“她应该还在睡觉。”这时候，右边的门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杜巴瓦从楼道里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黑眼圈也很重，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洋葱味。保尔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透过半开的门，他看到了**某个女人的粗腿和肩膀。

意识到保尔看到了什么，杜巴瓦赶紧把门踢上。“我猜你是来找安娜的？” 他没有直视保尔，用沙哑的声音问道，“你不知道吗？她早就搬走了。”保尔面色凝重，盯着杜巴瓦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吗？”听到这句话，杜巴瓦突然变得愤怒。

“她爱去哪去哪！”杜巴瓦喊道。他打了个嗝，然后讽刺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吗？那你来得可太是时候了。赶紧去找她吧。别担心，她肯定不会拒绝你的。她不知道跟我说过多少次喜欢你了，而且还不是那种矜持的喜欢呢。来吧，趁热打铁，跟她进行一次灵魂和肉体的深入交流吧。”保尔气得满脸通红，他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低声说：“杜巴瓦！你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如此放纵自己？我真没想过你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杜巴瓦倚在墙边。他没穿鞋，冰冷的水泥地面冻得他直哆嗦。

门开了，一个肥胖女人的脸出现在保尔面前：“进屋吧，亲爱的，你在外面干什么？”没等她再说话，杜巴瓦赶紧把门踢上，然后堵在门口。“你可真给自己开了个好头。”保尔说道，“看看你都找了些什么人？你打算就这样继续过下去吗？”杜巴瓦不想再听他说教了。

“我跟谁睡觉你也要管吗？”他喊道，“你不要总教育我。从哪来的赶紧回哪去吧。你赶紧跑回去告诉所有人，就说杜巴瓦现在既喝酒又嫖娼。”保尔往前走了一步，极力地抑制自己的情绪说：“杜巴瓦，把那个女人赶走，我想跟你最后谈一次。”

杜巴瓦脸色一沉，一句话也没说，转身打开门回到了房间里。

“混蛋！”保尔小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梯。

两年过去了。日子过得飞快，但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多姿多彩的生活给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事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片富饶的土地第一次完全属于在这里生活的一亿六千万人口，而他们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恢复被战争摧残的经济。新的血液不断注入，废弃的工厂恢复了生产，这个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对保尔来说，这两年同样过得飞快。应接不暇的活动让他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就连正常时间上下班对他来说都变成了一种奢侈。他的生活节奏很快，不仅不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别人浪费时间也会受到他的批评，就连睡眠的时间也被他压缩到极限。他的房间直到深夜也会亮着灯，里面有一群人围在桌前全神贯注地研究。在这两年当中，他们彻底地剖析了《资本论》的第三卷，对资本主义复杂的剥削机制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

拉兹瓦利金来到保尔所在的地方工作了。省委把他调来担任其中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他来的时候，保尔正好出差了。于是地方党委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金安排到了一个区。保尔回来的时候才得知这件事，不过他并没有发表意见。

一个月以后，保尔去了拉兹瓦利金工作的那个区视察。虽然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但一些证据表明拉兹瓦利金书记经常酗酒，拉帮结派，还屡屡打压一些优秀的积极分子。保尔把这些证据呈送给地方党委，大会最终投票决定对拉兹瓦利金进行严重警告的处分。不过保尔却在大会上起身发言说：“我建议开除他，并且永不录用。”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处分过于严格，但保尔坚持认为：“我们给过他机会，可他却偏要做一个流氓。布尔什维克里不允许有这样的渣滓。这样的败类必须被开除。”接着，保尔和大家说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事。

“我反对！”拉兹瓦利金喊道，“柯察金这是公报私仇、含血喷人。他有证据吗？我也可以说他背地里干着走私的勾当，你们是不是也要把他开除出去？让他拿出证据来！”

“别急，我会把证据呈送给地方党委。”保尔回答道。拉兹瓦利金离开了办公室。半小时后，党委成员被保尔的证据说服了。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刻将拉兹瓦利金从共青团开除。

夏天来了，保尔的同事们陆陆续续地都开始休假了。他们辛勤工作了一年只为这个假期。有些健康状况不太好的人想要去海边，保尔帮他们办理好了疗养的手续以及相应的补贴。他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是都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假期。他们的工作暂时交给了保尔。虽然肩上的担子增加了，但保尔却从未有过怨言。休假回来的时候，他们个个皮肤黝黑、生龙活虎。随后就是下一批人去休假。整个夏季，办公室一直都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工作量倒是保持不变，因此保尔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

夏天过去了，紧接着的是保尔最不喜欢的秋天和冬天，因为这样的天气总会勾起他的旧伤，因此他总是期待下一年的夏天赶紧到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的确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有两个选择：一是承认自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残废；二是继续工作，一直干到撑不住为止。他选择了第二个。

一天，保尔在地方常委会上碰到了卫生处长巴泰利克。这个老党员就坐在他旁边：“保尔，你看起来有点憔悴。你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做过检查？还没有，我就知道。你看起来状况不太好，我的朋友。星期四晚上去我那儿吧，我们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由于工作繁忙，保尔并没有去，不过巴泰利克倒是一直没忘。他找到保尔，硬把他拉到自己那里进行了神经病理方面的检查。巴泰利克自己也是一名神经病理专家，他同样参与了保尔的诊治过程。最后他给出建议：“保尔需要立刻停止工作，前往克里米亚进行长期疗养，并进行定期治疗，否则他的健康会受到严重影响。”

意见前面有一长串用拉丁语写的病名。保尔看完这份意见只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他的腿，而是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巴泰利克把这份意见呈交给了地方党委，大家都支持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坚持要等到组织部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以后再说。虽然巴泰利克依然表示反对，但其他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保尔的请求。

三周后，保尔就可以去度假了，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假期。办公室已经为他订好了叶夫帕托里亚疗养院的房间，相关文件就放在他的抽屉里。这段时间，保尔比往常工作得更卖力，他甚至还召开了一次地方团委全体大会。为了能够安心去度假，他竭尽全力地在临走之前解决所有的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保尔即将出发去海边疗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反感的事情。那天，保尔下班以后去宣传部参会。他去得比较早，当时会议室里还没几个人，于是他坐在书架后面一边看书一边慢慢等待。没过一会儿就进来了几个人，不过隔着书架，保尔看不到他们，但是他认出来一个人的声音，是地区经济部的部长法洛。熟悉法洛的人都知道，这个徒有其表的高个子其实是个贪杯又好色的混球儿。

法洛以前做过游击队员。只要旁边有人，他就会借机吹嘘自己，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以一敌十，轻松斩掉马赫诺匪帮的头颅。保尔一直都很讨厌他。一天，一个女团员哭着找到保尔，她说法洛本来答应娶她为妻，但是只跟自己同居了一周就离开了，现在更是完全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女孩曾经求助过监督委员会，不过法洛吃准了对方没有证据，最后这件事果然没有被立案。不过保尔相信她。此刻，保尔正在房间里听着他们讲话。由于隔着书架，那几个人说起话来倒是无所顾忌。

“法洛，好久不见啊！最近在忙什么呢？”说话的人是赫里博夫。他是法洛的朋友，更是个自大狭隘的蠢货。这样的人竟然也在宣传部谋得一官半职，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不过他倒是自我感觉良好，逢人便要显摆一番。“你应该祝贺我，老兄。昨天，我成功拿下了科罗塔耶娃。所以我现在必须纠正你对我的误解，无论谁家的姑娘，只要我想要，就没有追不到的。”法洛吹嘘道，露出一副下流的模样。

保尔听完心里哆嗦了一下，只有在他极度愤怒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感觉。科罗塔耶娃是妇女部的部长，当年是和保尔一起调来地区委员会的。在保尔的眼里，她是一个工作认真、讨人喜欢的女同志。对于前来寻求帮助和建议的妇女，她总是特别热心，任何事情都不嫌麻烦。党委的同志们都很尊重她。保尔知道她目前还是单身。毫无疑问，法洛提到的那个科罗塔耶娃和保尔想到的是同一个人。

“得了吧，法洛。你在吹牛吧！她可不是一般人能拿下的。”“我？吹牛？难道我能是一般人吗？比这更难的我都不在话下。你就记住一条：想拿下女人，你得找对方法。不过你也不能来者不拒，有的人三两下就缴械投降了，这样的没意思。非得是那种需要花上整整一个月才能得手的，这样才来得刺激。我跟你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她们的心理，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样就能攻无不克了。懂了吗，老兄？这玩意儿是一门技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教授级别的，哈哈哈！”

法洛越说越起劲，旁边的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追问起细节。保尔握紧了拳头站起身来，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正在疯狂跳动。“想搞定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显然困难重重，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征服欲，尤其是我还和赫里博夫赌了一打葡萄酒。我跟你们说，这次我完全颠覆了原有的策略。一开始，我去她办公室转了两圈，不过我发现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我猜，可能是因为她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谣言。我还是长话短说吧，正面进攻失败了之后，我开始选择侧翼偷袭。这个办法特别管用。我找到她，给她讲了我的悲惨故事。我讲了在前线作战的种种辛苦，怎么样在战场上游走，遇到了多少次艰难的打击。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到头来却依然形单影只，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合适的女人。我说我是一个没人爱的混蛋。我还说了很多这样卖惨的话。总之就是直击她的弱点，你们明白吗？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很多时间，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是我可是专家！我必须坚持下去，这可是原则问题。最后她终于放弃了抵抗，被我征服了。你们绝对猜不到，她还是个处女！哈哈哈，这次真的赚到了！”

法洛还在用下流的语言羞辱科罗塔耶娃。保尔实在听不下去了，冲到法洛旁边大声喊道：“你这个畜生！”“噢？我要是畜生，那你偷听我讲话又算什么？”保尔又咒骂了几句，醉醺醺的法洛抓住保尔的衣领说：“你还骂？”说完就给了保尔一拳。保尔抓起一个橡木凳就抡到法洛身上，直接把他砸倒在地。法洛很幸运，因为保尔今天没带枪。不然的话，他很难再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计划启程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保尔出现在党的法庭。党组织成员全部聚集在剧院。这件事在党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听证会上争论的焦点也从案件本身变成了对党的伦理道德和个人关系的严肃讨论。法洛本人在法庭上也表现得非常无礼，从头到尾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恬不知耻地笑着说：“我要去人民法院起诉保尔·柯察金！到时候判他去劳动改造，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打我！

“你们还想拿我当典型？省省吧。你们要是想随便给我安个罪名也没关系。我只是不愿意理睬那些女人而已，难道这也变成一种罪了吗？那我真是无话可说。如果现在是一九一八年，那我早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掉柯察金这个疯子了。我看，我不在这里你们也一样能继续进行，那我就不奉陪了。”说完他就离开了这里。主席接着问保尔发生了什么。保尔开始平静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便他现在非常愤怒。

“发生这样的事全是因为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再动用蛮力了，我得学会用大脑进行思考，但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一场意外。我出手之后就知道自己错了。这种出格的行为也是第一次发生，我已经对自己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该打，因为这样的行径实在令人不齿。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同时还是一个畜生，一个流氓。整件事里唯一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开始关注党员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多数票赞成开除法洛的党籍。赫里博夫也因为做伪证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且如有再犯就一并开除。其他人也在大会上承认了错误，并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随后，巴泰利克向法庭通报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在检察员建议对保尔进行处分时，所有参会成员都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最后，检察院撤回了这条建议，保尔被无罪释放。

几天后，保尔返回了哈尔科夫。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地方党委最终同意把他调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工作，并交给他一封鉴定书。阿基姆正好是团中央的书记之一，保尔一到哈尔科夫就马不停蹄地找到他，告诉了他这一切。

阿基姆仔细阅读了保尔的鉴定书，上面写着“对党无私奉献”，后面还有一句话写着“该同志头脑冷静，但在个别情况下容易失去自制力。这是由于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真是画蛇添足。”阿基姆说道，“保尔，你别往心里去，咱们都是最健康的。快去南方把身体养好，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聊工作。”

说完，阿基姆热情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疗养院。花园里，盛开的玫瑰娇艳欲滴，喷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绿色植物爬满了疗养院的白色楼房。休假的人们身着夏装和泳衣在此享受惬意的时光。

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在登记簿上写上了保尔的名字。在大楼一角，保尔找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很宽敞，洁白的床单有些晃眼，一切都是如此地整洁，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后，保尔赶紧来到沙滩上。

保尔看着眼前的大海，它是那样地平静而雄伟，仿佛是一块深蓝色的抛光大理石，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海浪和云朵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红色的朝霞盖住了半边天，远处的山脉也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呼吸着清新的海风，保尔凝望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海。

海浪拍打在他的脚上，一遍又一遍地浸湿着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