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杜克列耶夫大街有一段坡路，发动机正拉着有轨电车吃力地在上面行驶，发出刺耳的声响。车子在歌剧院停了下来，一群年轻人下了车，潘克拉托夫回头催促道：“大家快点进去吧，不然就迟到了。”等大家即将入场的时候，奥库涅夫才赶上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潘克拉托夫同志，你还记得这里吗？三年之前我们也是坐电车过来的，那时候杜巴瓦在不知道从哪搞出来一个'工人反对派'。那次大会真是令人难忘。不过今天历史重演了，我们今晚又要会一会他了！”
潘克拉托夫一行人出示了通行证，随后便进入了大厅。他对奥库涅夫说：“是的，历史再次重演了。”旁边的人示意他们保持安静。晚间会议早已开始，塔莉亚正在台上讲话。他们赶紧找个座位坐下了。
“时间刚好。咱们赶紧坐下听听你老婆在讲什么。”潘克拉托夫戳了一下奥库涅夫，轻声说道。
“……的确，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讨论，但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已经被我们击败了。他们没理由抱怨自己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事实刚好相反，我们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他们非但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反而利用我们的信任做出来一系列违反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十分激动，一直不停地撩起头发，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点。
她说：“许多地区的同志们都在这里进行了发言，他们都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说辞持有不同的观点。我知道，这次会议上也来了不少托洛茨基分子。各个地区有意让他们参加本次大会，好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如果他们不想说，那也不能怪我们。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从各个地区、各个支部的失败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教训。我看他们今天很难走到台前，再把昨天的话重复一遍了。”
在大厅右边的角落里，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了塔莉亚：“我们怎么就不想说了？”塔莉亚望过去，然后回答道：“很好，杜巴瓦，那就上来给我们说说吧。”杜巴瓦咬牙切齿地盯着她喊道：“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说。”想起了前一天在自己的选区遭受的惨败，杜巴瓦感到十分难受。
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潘克拉托夫没忍住，大声喊道：“你想干什么？还想再来动摇党的根基吗？”杜巴瓦听出了这个声音，但他没有朝那边看，只是用牙齿咬住下嘴唇，低下了头。塔莉亚接着说：“杜巴瓦本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就以他为例，看看托洛茨基分子是如何违反党纪的。杜巴瓦在共青团里工作了很多年，大家都熟悉他，尤其是兵工厂的工人。他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他和舒姆斯基根本没在学校上课，而是一直在这里到处发表演讲。好在过去的几天里，舒姆斯基已经有所觉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派他们来的？除了他们两个，还有没有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搞这样的小动作？他们以前都在这里工作过，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挑起事端。他们各自的党组织知道他们的去向吗？当然不知道。”
大家都期待这些托洛茨基分子能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塔莉亚也想尽量以理服人，诚恳地向他们阐明利害关系。她仿佛不是在演讲，而是像私下里聊天一样。她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想大家还记得三年前的事。还是在这个地方，杜巴瓦带着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身边。大家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手中倒下'。现在还不到三年，党的旗帜就已经在杜巴瓦的手中倒下去了。是的，我没有说错，就是在杜巴瓦的手中倒下去了。'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而是要铁了心继续走托洛茨基的路线。”
后排座位有人说：“还是让图夫塔给我们讲讲晴雨表吧，他可是托洛茨基的气象专家呢。”有人愤怒地反驳道：“现在不是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更多的声音出现了：“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支不支持共产党了？”“让他们老实交代，到底是谁写了反党宣言！”
愤怒的情绪越发高涨，塔莉亚的声音也被喧闹声给淹没了，大会主席只能不停地摇铃让大家安静下来。等会场稍微安静了一点，塔莉亚才继续说：“各地的同志纷纷给我们来信，明确地表达了对我们的支持，这让我们深受鼓舞。请允许我拿出其中一封给大家读一段。我们从边远地区的同志那里收到的信件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是一致的，这非常鼓舞人心。请允许我读一下我们收到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这封信来自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奥尔加·尤里涅娃，在座的各位基本都认识她。”
塔莉亚从厚厚的一摞信中抽出了尤里涅娃的，扫了一眼，然后读道：
日常的工作全部停摆。在过去的四天里，托洛茨基在各个地区发起运动，团委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去维持秩序了。昨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整个组织都愤慨不已。反对派没有获得各支部的多数票，因此他们决定集结力量，在地区军事委员会的支部里进行斗争。这个支部共有四十二人，除了军委的同志以外，还包括地区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门的同志。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全都聚集到那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比那次会议上更严重的反党言论。
军委会里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当众叫嚣道：“如果党委不同意，那我们就直接动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的话竟然引来反对派的热烈支持。保尔当时直接冲到讲台上说：“你们竟然为这种法西斯言论鼓掌？你们还算共产党员吗？”但是这群人根本不为所动，他们大喊大叫，把椅子敲得咚咚响，想要打断保尔的发言。但是有几位同志勇敢地站出来，要求保尔继续说下去。保尔说：“这就是你们的民主吗？你们休想打断我。我现在要继续说。”突然，有几个人冲到保尔身边，试图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
现场一片混乱。保尔挣开了他们，继续发言。但越来越多的反对派冲了过去，保尔被拖下讲台，一度被扔到侧门外的楼梯上。
保尔的脸被那几个人打出血来。然后，所有的支部成员都离开了会议，但大家都认清了反对派的嘴脸。
说完，塔莉亚走下了讲台。
西格尔就任省党委宣传部部长已经两个月了。此刻的他正和托卡列夫坐在主席台旁，认真聆听代表们的发言。看着这些积极发言的年轻面孔，西格尔心里想：“这才过了几年，他们进步得也太快了！”他对托卡列夫说：“反对派似乎已是强弩之末了。看来大炮暂时是用不上了，凭这些年轻人就把他们给拿下了。”
就在这时，图夫塔跳上了讲台。会场上传来一阵不满的喧闹和短暂的笑声。图夫塔转身看向主席团，想要表示抗议，但这时会场已经安静下来了。“刚才有人说我是气象专家。多数派的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讽刺我的政治观点的吗？”他的愤怒又引来一阵笑声。图夫塔看向主席团，指着会场说道：“你们可以笑，但我要告诉你们，年轻人是最灵敏的晴雨表，这句话可是列宁同志反复强调的。”
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列宁说了什么？”底下有人问道。图夫塔瞬间来了精神：“准备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发表过指示。他要召集坚定的青年工人阶级，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把他们和水兵一起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要不要我给你们读一段原文？我的包里有记着原文的卡片。”图夫塔说完就去自己的包里翻找。“我们知道这个！”“列宁同志是怎么说团结的？”“他又是怎么说党的纪律的？”“列宁同志什么时候让年轻人去和老同志做斗争了？”图夫塔答不上来，于是他话锋一转：“塔莉亚刚刚读了尤里涅娃的信。的确，保尔被打了。但这是在辩论的过程中产生的过激行为，总不能这也要让我们负责吧？”
坐在舒姆斯基旁边的茨韦塔耶夫不屑地小声说道：“真是个蠢货。”舒姆斯基附和道：“没错，这个蠢货会把我们也拖下水。”图夫塔尖锐高亢的声音继续刺激着大家的耳朵：“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么我们就有权利组织一个少数派。”
大厅里出现了一阵**，愤怒的叫喊声淹没了图夫塔：“你什么意思？我们内部还要再分出来一个布什尔维克和孟什维克吗？”“我们是俄罗斯共产党，我们不是议会！”“我看他们又是在搞分裂，想想米亚斯尼科夫和马尔托夫那些人！”图夫塔好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挥动着双手，兴奋地说：“同志们，组建小团体是我们的自由。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和多数派意见相左，谁能保证我们的声音不会像今天一样被淹没？”
大厅里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静一静！让我们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说不定图夫塔能讲出来点新东西。”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图夫塔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他赶紧转移话题：“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的党籍，剥夺我们的权利。反正你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在省团委已经被架空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走着瞧。”说完，他跳下讲台，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茨韦塔耶夫递给杜巴瓦一张纸条：“杜巴瓦，你赶紧上去救场。虽然败局已定，但我们要纠正图夫塔的言辞。这个蠢货说了太多不利于我们的话。”杜巴瓦要求发言，主席团立即同意了他的申请。
大厅里没有人说话，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走向讲台。这种沉默并非刻意的针对，但杜巴瓦却觉得这种安静充满敌意。杜巴瓦之前在各个支部演讲的时候充满热情，但现在这股劲头已经逐渐消退了。经历了惨败和同事们的严厉斥责之后，杜巴瓦的**已经完全被浇灭了。他的**化作了一缕烟，这严重刺痛了他的虚荣心。而他又咬定自己没错，这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已经决定不再回头，尽管他知道这样只会使自己离大多数人越来越远。他的语气变得冷漠而清晰。
“请不要打断我，也不要用嘲笑的方式让我分心。我只是想完整地阐述我们的立场。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徒劳，毕竟你们才是多数派。”杜巴瓦结束了演讲。大厅里仿佛落下一颗炸弹，愤怒的呼喊声冲向了主席台上的杜巴瓦，这些话好像鞭子一样抽在他的身上：“不知羞耻！”“打倒分裂分子！”“够了，不要再诽谤了！”
在嘲讽的笑声中，杜巴瓦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如果大家大喊大叫表示愤怒，他反而会觉得好受一点，但是这些嘲笑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不入流的滑稽演员。这深深地刺痛了他。“接下来请舒姆斯基发言。”主席宣布说。舒姆斯基站起来说：“我拒绝发言。”这时，坐在后排的潘克拉托夫低声说：“我要求发言。”
杜巴瓦听出了潘克拉托夫语气中的愤怒。他知道，每当潘克拉托夫感觉自己被侮辱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话。当这个身材高大，稍有驼背的身影来到演讲台上的时候，杜巴瓦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他知道潘克拉托夫会说什么。杜巴瓦想起来昨天在索洛缅卡与老友们会面的场景，他们都要求自己和反对派决裂。当时茨韦塔耶夫和舒姆斯基也在，大家都来到托卡列夫家聚会，在场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林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和阿尔秋欣。杜巴瓦没有理会他们的好言相劝。他甚至非常没有礼貌地和茨韦塔耶夫一起走了出去，以此向大家表示自己是不会承认错误的。当时，舒姆斯基没有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现在他又拒绝了发言。“真是个软脚虾。”显然，舒姆斯基被潘克拉托夫他们说服了。想到这里，杜巴瓦越发愤恨。在这场狂热的斗争中，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大学里，他和扎尔基的友谊已经破裂，因为扎尔基在党委会上强烈谴责“四十六人”宣言。后来，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个人也就不再说话了。此后，扎尔基曾经几次来到他家里看望安娜。当时杜巴瓦和安娜已经结婚一年了，他们两人一直分房睡。杜巴瓦认为，导致安娜不认同他的观点并引发两人夫妻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扎尔基的频繁来访。他确信自己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安娜和扎尔基的友谊惹恼了他。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安娜，但他们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张了。他今天来参加大会也没有告诉安娜。
潘克拉托夫的发言打断了他的思绪。“同志们！”他站在主席台上开始了演讲，“同志们，在这九天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听反对派的发言。我必须坦率地说，他们已经不是战友，不是革命者，更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的发言充满了敌意、顽固、恶毒和诽谤。是的，同志们，他们在诽谤！他们诽谤我们布尔什维克拥护党内专政，他们诽谤我们背叛了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他们甚至诽谤我们党内最优秀的、最经得起考验的、最值得信赖的、最光荣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战士，那些俄国共产党的奠基人，那些在沙皇的监狱里受尽苦难的人，那些以列宁同志为领导，跟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不懈斗争的人。我想请问大家，除了我们的敌人，还有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党和机关不是统一的整体吗？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那些想要煽动年轻的红军战士反对他们的指挥官、政委和司令部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称呼他们？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只要我是个车间工人，那我就是个'好人'，但如果我第二天成为党委书记了，那我就变成了'官僚'和'懒汉'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同志们？像图夫塔这样反对官僚主义和拥护民主的反对派，竟然因为官僚主义而被免职，他们是在反对谁呢？还有茨韦塔耶夫，他的'民主'在索洛缅卡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还有阿法纳西耶夫，他因为在波多利斯克地区独断专行被省委免职三次。事实证明，这些受过党内处罚的人，现在都联合起来同党展开斗争。我们需要让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告诉我们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到底是什么。对年轻人来说，了解托洛茨基如何反对布尔什维克，如何频繁地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非常有必要。与反对派的斗争让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也让青年人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定。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在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变得更加强大。那些歇斯底里的反对派疯子正在预测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会走向崩溃。未来将会证明他们的预测是多么地可笑。他们要求我们把托卡列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送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杜巴瓦这样把反党斗争视作英雄壮举的'晴雨表'。不，同志们，我们绝对不会同意。老布尔什维克需要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但他们不会传给那些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就猛烈攻击党的路线的蛀虫。我们不允许有人破坏党的团结。新老布尔什维克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了演讲台，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十个人来到图夫塔的住处会面。“舒姆斯基和我今天要回哈尔科夫了。”杜巴瓦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们必须尽力保持团结，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期待未来会发生转变。很显然，我们会在全俄大会上受到谴责。但是，对我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似乎还为时过早。大多数人还是决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现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刚开完大会，进行斗争活动会很危险。我们会有被开除党籍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静观其变。未来怎样还很难说。我就说这些。”杜巴瓦说完就要起身离开。
斯塔罗韦罗夫撑起瘦弱的身体，卷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杜巴瓦，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大会的决议对我们而言没什么约束力，对吗？”
“原则上来讲是这样的。”茨韦塔耶夫打断了他的话，“不然的话早就开除你的党籍了。但我们还是要低调一点，化整为零。”
图夫塔有些坐立不安。舒姆斯基脸色苍白，情绪低落。他的黑眼圈很重，正坐在窗边咬着指甲。听完茨韦塔耶夫的话，他站起身，面向大家愤怒地说：“我不同意这么做。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在大会上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现在我们需要服从人家的决定。”
斯塔罗韦罗夫看着他点了点头，小声说：“我也这么认为。”杜巴瓦盯着舒姆斯基，讽刺地说道：“你想服从就去服从好了，没有人会拦着你。我建议你快点去表忠心，这样还有机会去省级大会上做检讨。”
舒姆斯基愤怒地说：“杜巴瓦，你这话什么意思？坦率地讲，你的话让我很不舒服，我想我需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
杜巴瓦没有挽留，反而挥手说道：“不用考虑了，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听我的，赶快去检讨吧，去晚了可就没机会了。”说完，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握手并离开。舒姆斯基和斯塔罗韦罗夫随后也离开了。
一九二四年是历史上格外寒冷的一年，一月的时候就已经冰雪交加了，大风和暴雪更是整整肆虐了半个月。
西南地区的铁路完全被雪给封住了。所有人都在和雪灾做斗争。铲雪车把车头埋进积雪当中，为火车开辟道路。暴风雪弄断了电报线，十二条线路当中，只有印欧线和其他两条政府线还在运转。
在谢佩托夫卡火车站的电报室里，三台电报机正在继续不停地运转着，不过里面传来的嘀嘀声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听懂。两个女接线员都是新手，她们记录的纸带长度可能不超过二十公里，但是她们旁边的老接线员却早已突破了二百公里。他处理电报时非常得心应手，不需要反复阅读纸带确认信息，也不需要皱着眉头拼读自己不熟悉的单词或短语，只需要听着机器传来的嘀嗒声，逐字誊写下来。而现在，他听到了“转达所有人，转达所有人，转达所有人”。
他一边写一边想：“肯定又是一份清除积雪的通知。”外面风雪交加，大片的雪花重重地砸在窗户上。电报员以为有人在敲窗，于是看向窗户，上面精美的霜花真是美不胜收。任何艺术家都没法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提并论。他的思绪飘忽不定，似乎有一段时间没有监听电报了。意识到这一点，他赶紧低下头，捡起纸带，阅读自己刚刚错过的信息。
他在心里默念电报上的内容：“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五十……”他飞快地记下这一段话，然后用手托着额头继续听。
“于昨日在高尔基去世……”他慢慢记下这几个字。工作的这些年里，他听过无数条喜报和讣告，别人的幸福或悲伤他总是第一个知道。他早已不去思考报文里那些词语的含义，他只是听到声音，然后将其机械地记录下来。
看来是某个人去世了，有人正在把这条消息发送给其他人。他完全忘记了刚开始的那句“转达所有人，转达所有人，转达所有人”。电报机还在嘀嘀作响，老电报员继续誊写着他听到的内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不慌不忙地坐到椅子上，感到有点疲惫。看来是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在某个地方去世了，有人会收到这条悲惨的消息，这些人可能会发出悲痛的呼喊，但这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只是一个偶然听到这条消息的电报员。电报机又敲出一个点和一个破折号，然后是更多的点，又一个破折号。从这个熟悉的声音中，他听出了第一个字母，他在表格里写上了“L”，紧接着是第二个字母“E”，然后是字母“N”。他写得非常工整，还把中间的斜线仔细描了一下，接着他匆忙地加上下一个字母“I”，随后心不在焉地写上了最后一个字母“N”。
电报机打出一个间隔号，在那一瞬间，电报员的目光停在他刚刚写下的几个字母上：“LENIN”（列宁）。电报机继续工作，但这个熟悉的名字一直萦绕在老电报员的脑海里。他再一次瞥了一眼刚刚的名字：“列宁”。什么？列宁？刚刚这条电报的全部内容飞快地闪过他的脑海。他盯着刚刚誊写的报文，三十二年的工作中，他第一次不敢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
他又盯着报文看了三遍，但是上面的字依然没有改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去世”。他站起来，把旁边堆在一起的纸带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盯着看。这条两米长的纸带证实了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他面如死灰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同事。她们听到了他震惊的呼喊：“列宁去世了！”
噩耗溜出了电报室敞开的大门，以飓风一样的速度席卷了车站，涌入风雪之中。它刮过铁轨和道岔，和冰冷的寒风一起撕开了调车场的大铁门。
一个小队正忙着维修一号修理坑上面的火车头。老波伦托夫斯基已经爬到了一号坑里，告诉维修工故障点的位置。扎哈尔·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在处理弯曲的炉条。扎哈尔把炉条固定在铁砧上，阿尔焦姆则用锤子把它敲直。
扎哈尔已经上了年纪，岁月在他的额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两鬓斑白的他有些驼背，深陷的眼窝里总是十分阴郁。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不过阿尔焦姆挥舞铁锤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呼喊。这个人来到发动机旁边，阿尔焦姆的锤子于是停在了空中。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肩上的锤子慢慢滑落，阿尔焦姆把它轻轻放在水泥地上。“什么？你说什么？”阿尔焦姆用手攥住了这个人的羊皮外套。
报信的人浑身都是雪，他喘着粗气，用低沉而难过的声音重复道：“这是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从他的语气中，阿尔焦姆意识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应该是真的。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人，才发现他是党支部书记。
其他人也都从修理坑里爬了出来，他们安静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响彻世界的人的死讯。大门外，一台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屋里的人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很快，第二台火车头也拉响了汽笛，然后是第三台。发电厂高亢刺耳的警笛声也加入了这场宏大的乐章。一列即将开往基辅的旅客列车拉响了汽笛，音量盖过了刚才所有的声音。
谢佩托夫卡-华沙专列上的司机得知大家拉响警报的原因之后，惊讶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抬起手，拉住了汽笛开关的绳子。这把一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吓了一跳，因为这是属于波兰的列车。司机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可能他以后都无法在这个驾驶室工作了，但他依然没有松手。汽笛声惊醒了软卧包厢里熟睡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
调车场里挤满了人，大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此刻，大楼里虽被挤得水泄不通，却无比安静，葬礼就在这个沉默肃穆的气氛下开始了。谢佩托夫卡的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开始讲话。
“同志们!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志去世了，这对于我们的党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教导我们对待敌人要毫不留情，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袖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他的离世将会召唤更多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后辈加入我们的行列。”
哀乐的曲调在整栋建筑里回**，所有的人都难掩悲伤。阿尔焦姆已经十五年没有流过眼泪了，但他现在也感到一阵哽咽，内心的痛苦让他宽大的肩膀微微颤抖。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墙壁似乎经受不住屋里人群的拥挤。外面是冰天雪地，门口的两棵杉树上挂满了白雪和冰凌。而在大厅里，炉子里的热气和党组织派来参加追悼会的六百个人的呼吸让人觉得窒息。
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交头接耳。沉痛的悲伤让大家不愿讲话，只有偶尔低声交谈几句。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难过和焦虑，他们好像是在风暴中失去了舵手的船员。
党委成员默默地来到主席台上就座。身材魁梧的西罗坚科小心翼翼地拿起铃铛，轻轻地敲了一下，就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因为大厅里本来就已经安静得令人压抑。
念完悼词之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站起来要宣布一件事。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大家并未对此感到意外。
他说：“有一批工人要求在这次大会上考虑一下他们的入党申请。这份申请书上写着三十七个人的签名。”然后他开始宣读申请书：
尊敬的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伟大领袖的去世召唤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我们请求在本次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接受我们加入以列宁同志为核心的俄国共产党。
这份简短的申请书底下写着两列签名，西罗坚科大声地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他都会停顿几秒，好让大家记住他们。“斯坦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波伦托夫斯基，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大厅里充斥着附和的声音。“阿尔焦姆·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工龄十七年。”“扎哈尔·菲利波维奇·布鲁扎克，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大家听着这些响亮的名字，纷纷开始讨论他们的故事。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波伦托夫斯基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里一下子安静了。
这位年迈的火车司机开始讲述自己的过往。他难掩内心的激动：“同志们，我要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工人以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像奴隶一样劳碌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身无分文，像个臭要饭的。我承认，革命爆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养家糊口的老头子，和我们的党没什么交集。虽然我没做过帮助敌人的事情，但我自己也没参加过什么斗争。一九零五年，我是华沙铁路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我曾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斗争。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也充满斗志。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列宁的去世让我难过。这位平易近人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从此离我们远去了。我这个老头子总爱说一些老掉牙的话。我不怎么会讲话，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最后表个态：我会永远追随布尔什维克，红心向党永不变！”
满头白发的火车司机点了点头，坚定地注视着会场中的每一个人，等待最后的投票结果。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弃权，在这场非党员也可以参加的投票中，波伦托夫斯基的入党申请获得了全票通过。
当他离开主席台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台下的每个人都在期待下一位申请人的演讲。在波伦托夫斯基刚才等待上台的地方，大块头阿尔焦姆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有些局促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样安置自己的一双手。为了缓解尴尬，他只能时不时地挠一下头上的皮帽子。阿尔焦姆外面穿着一件羊皮夹克，从敞开的地方能看到这件夹克的边缘磨损得很严重，但是里面灰色军装的领子上扣着两颗铜纽扣，这倒让他看上去十分得体。他看向人群，在缝纫工厂的工人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石匠的女儿加利娅。她也在看着阿尔焦姆。两人对视的时候，加利娅对他笑了一下，笑容里包含着宽恕，也带有一丝赞同。除此之外，阿尔焦姆还看出来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东西。
“说说你的情况吧，阿尔焦姆！”西罗坚科说道。阿尔焦姆知道自己需要开始演讲，但是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一点儿也不习惯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他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他艰难地拼凑着词句，紧张的情绪让他更加难以表达。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即将迈出这一步，走出阴霾，走向阳光。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阿尔焦姆开始发言。会场里一片寂静，六百个听众热切地聆听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鹰钩鼻子、浓眉大眼的工人发言。“我的母亲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佣人。我对于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他和母亲相处得并不融洽。他总是酗酒，所以照顾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养活这么多孩子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她总是从早忙到晚。每个月她只能赚四个卢布和一点吃的。我很幸运，上了两年学，他们教会了我读书写字。但是当我九岁的时候，母亲不得不把我送到一家修理厂当学徒。我在那里干了三年，但除了能填饱肚子，我没有得到一分工钱。
“修理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名叫福斯特。他一开始并不想收留我，因为我年纪太小。但我个子比较高，因此母亲往上虚报了几岁。可惜那三年我没学到什么手艺，只是做一些零工，有时还要替那个德国人买酒，他总是喝得烂醉。
“他也会让我干些劈柴烧水的工作，而他老婆干脆把我当成了小奴隶，让我给她削土豆、刷锅。她也会把对丈夫的怨气撒到我头上，因此我经常挨揍，有时候仅仅因为我没有讨好她。有时我会逃到大街上，但是我又能去哪里呢？谁又能帮助我呢？我的母亲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她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在修理厂的时候，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德国人的弟弟负责那里的工作，这个混蛋总是喜欢捉弄我。他会指着锻造炉旁边的角落对我说：'过来，小子，把那边的洗衣机搬过来。'等我跑过去，把手放在洗衣机上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叫。这东西才刚刚从锻造炉里拿出来，虽然看上去是黑色的，但是用手一碰就直接能烫掉一块皮。我疼得大喊大叫，他却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就跑到了母亲那里。母亲也没有办法，所以她又哭着把我带回到德国人那里。第三年，他们教了我一点贸易的知识，可惜对我的殴打仍在继续。于是我又逃走了，这次我逃到了新康斯坦丁诺夫。我在那里的一家香肠工厂找到了工作。可惜那一年半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洗肠子。后来，那家厂子的老板因为赌博输掉了家当，一分钱没付给我们就人间蒸发了。之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坐火车来到了日梅林卡继续找工作。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铁路工人。他觉得我很可怜，知道我懂一点修理技术之后，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板。他说我是他的侄子，想让老板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他们看着我的个头，觉得我大概十七岁了，于是安排我给钳工打下手。至于我现在的工作，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年。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汗，深吸了一口气。他还没有说到最关键的部分，这也是最难开口的地方。但他必须要说，不然等别人主动问起，他就会变得十分被动。阿尔焦姆皱了皱眉，继续讲他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想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之前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呢？我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直到今天才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我之前错过了这样的机会。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当时在和德国人做斗争，朱赫来多次要求我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可我直到两年之后才真正拿起步枪参与到斗争当中来。后来斗争胜利了，我们把白卫军赶回了黑海。再后来我就回到家里，娶妻生子。之后我就被家庭生活给束缚住了。但是现在我们敬爱的列宁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发出了号召。回顾我自己的生活，我看到了自己欠缺的地方。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以列宁同志为核心，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苏维埃的力量就会像山峰一样高不可攀，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我们必须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我们的党属于我们每个人，对吗？”
就这样，阿尔焦姆简单而又真诚地结束了他的演讲。他并不擅长这样讲话，因此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羞愧。不过，现在已经讲完了，阿尔焦姆感到肩膀上的重担完全消失了。他重新挺起胸膛，等待大家的发问。“有人要提问吗?”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听众们开始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人回应主席的问题。随后，一个满脸煤灰的锅炉工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在座的有谁不认识他吗？赶紧投他就完事了！”
铁匠吉利亚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用沙哑的声音喊道：“这位同志错不了！他绝对不会偏离布尔什维克的轨道！西罗坚科，让我们投票吧！”
后排有个看不清是谁的人站起来说道：“让阿尔焦姆同志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做一名农民？以及他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到他走无产阶级的道路？”
大厅里传来几个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声音最大：“不要说漂亮话，说点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但是阿尔焦姆已经开始回答了：“没关系，同志！刚才那个小伙子说得对，我的确是农民的身份，但是我从来没有违背过工人阶级的良心。总之，从今天起，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不然，种地的事情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看到眼前举手投票的听众，阿尔焦姆感到一阵紧张。调整了一下心态后，他昂首挺胸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身后西罗坚科的声音宣布道：“全票通过。”
扎哈尔·布鲁扎克是第三个演讲人，他曾是第一位演讲人——波伦托夫斯基的副手。扎哈尔总是沉默寡言，他也是一位老火车司机。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艰辛的过去，在说到现在的生活时，他压低声音，但依然铿锵有力地说道：“我要完成我的孩子谢廖沙的遗愿，继续为了这项事业而奋斗。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父亲沉湎于悲伤之中。我会记住他是为了什么才牺牲的。我之前一直没能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但现在我们伟大领袖的去世让我真正睁开了双眼。请不要问我过去的事情，从今天起，我们的生活将会重新开始。”
痛苦的往事让扎哈尔十分难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举手对他表示支持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灰白的脑袋也不再低垂。
对于新党员的审查一直持续到晚上。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大家都熟悉的，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劣迹的人才获得了党员的身份。
列宁的去世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走了，但是党的队伍却没有动摇。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不会因为被砍断了树梢而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