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是边境。两根木头柱子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们彼此相对，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国家。其中一根经过了精细的打磨，还漆上了类似警察岗亭那样的黑白色，顶上钉着一只独头老鹰雕像。老鹰张开翅膀，爪子紧紧地抓住下面的木头，它的钩嘴伸向前方，正恶狠狠地盯着对面的镰刀斧头盾牌——这正是另一根橡木柱子上面钉着的标志。两根柱子立在同一片土地，但是它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鸿沟。六步的距离把这里分隔成两个世界，任何想逾越的人都要做好丢掉性命的准备。
这里就是边境。
从黑海绵延数千公里，一直到极北的北冰洋，矗立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众多沉默的哨兵。他们佩戴着象征劳动的盾牌标志，一动不动地守护着脚下的土地。这里是苏维埃乌克兰和资产阶级波兰的边境线，独头老鹰把这片土地分成了两个世界。乌克兰腹地的别列兹多夫小镇距离这里大约十公里，而对面的科雷奇镇则是波兰距离边境最近的地方。一个边防营守卫着斯拉武塔镇和阿纳波尔镇之间的边境地区。
边防军在雪地上行进。他们穿过森林中的空地，爬上山坡，冲下山谷。有时，他们会消失在山顶后面；有时，他们会在河道上游停下来，勘察这片寒冷的平原。
寒风刺骨，积雪在毡靴的鞋底下嘎吱作响。一个戴着军帽的高个子哨兵离开了刻着镰刀和锤子的界碑，迈着沉重的步伐开始了他的行程。他穿着一件绿色内衬的灰大衣，手上戴着羊皮手套，外面披着一件长及脚跟的羊皮外套。外套的领子很厚，可以抵御最寒冷的暴风雪。当他扛着步枪沿着路线巡逻时，羊皮外套的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一道沟壑。自产的烟草让他暂时忘记了疲惫。在开阔的边境地带，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名苏维埃边防兵，这样的距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他左右的人。而在波兰一侧，每公里驻守着两个哨兵。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巡逻路线向红军哨兵蹒跚走去。他穿着军队发的粗制皮靴，身穿青灰色的制服，外面是一件黑色的外套，上面的两排纽扣倒是打磨得锃亮。他头上戴着的方顶军帽上有一个白鹰标志，肩章和领章上还有更多的白鹰，可惜这些标志并不能让他感到温暖。严寒刺骨，他揉着被冻麻的耳朵，边走边敲打着脚后跟，单薄的手套根本无法抵御这样的温度。波兰哨兵一步也不能停下，有时甚至还需要小跑两步，不然寒气会让他的关节瞬间僵硬。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波兰哨兵转过身来，与红军哨兵并肩而行。
两国的哨兵是禁止交谈的。可当周围没有人，只有一公里外才有个模糊的身影时，谁能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在默默地巡逻，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哨兵很想抽烟，但他把火柴忘在了营房里。这股风似乎是有意为之，红军那边飘来的烟草香味引得波兰人口水直流。波兰哨兵不再揉搓他的耳朵，而是向后瞥了一眼，他担心哪个上尉或者中尉会带着巡逻队来这里视察。不过除了阳光下耀眼的雪白之外，他什么都没发现，就连天上也是格外晴朗，连一片云彩都没有。
“有火吗，同志？”他先用波兰语问道。看来神圣的法律也没能限制波兰哨兵的烟瘾。他把上着刺刀的连射步枪扛在背上，然后用僵硬的手指费力地从衣袋深处夹出一包廉价香烟。
红军战士听到了他在说话。但边防部队有规定，严禁和对面交流；此外，他也听不太懂波兰语，于是他继续赶路，脚下那双温暖柔软的毡靴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有火吗？可以扔一盒火柴过来吗？”这一次，波兰哨兵用俄语问道。
红军战士仔细看了一眼他的“邻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么冷的天，看来波兰人也不好过。资产阶级的士兵竟然连根火柴都拿不出来，真可怜。他穿得这么单薄，竟然还被派到这么冷的地方执勤。难怪他像个野兔子一样，走一步蹦三下，而且也没有烟抽。” 红军战士没有回头，顺着声音的方向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波兰士兵赶忙接住，尝试了几次后，终于点燃了香烟。随后，他迅速将盒子送过边境。
“留着吧，我还有。”红军战士说道。他还是违背了规则。而那边马上回复说：“谢谢，但我不能留这个在身上。如果他们发现我身上有共产党的东西，就会把我关进监狱的。”
红军战士看了一眼火柴盒，上面画着一架飞机，但螺旋桨的位置却有一个攥紧的拳头，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这个词：“的确，这种图案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波兰哨兵继续跟上红军的步伐，他觉得一个人走在这片荒原上有些孤独。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的步伐十分稳健。它们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瞬间凝结成白色的蒸汽。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已经挂上了一层白霜，而营长骑着的那匹花斑母马迈着优雅的步伐，拱起细长的脖子，正在玩着嘴里的嚼子。两位骑兵都穿着军大衣，他们的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加夫里洛夫营长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则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所在的边防哨所负责守卫这段长达七十公里的边境，他是这段边防地带的负责人。而他的同伴是一位来自别列兹多夫的客人——民兵大队的政委保尔·柯察金。
昨晚下了一场雪。雪地非常松软，上面还没有人或者动物的足迹。两个人骑着马从树林里缓步而出，正要穿过距离哨所不远的空地。这时，加夫里洛夫突然勒住了马。保尔也掉转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检查着雪地上那条奇怪的印记，似乎是有人用齿轮滚过的痕迹。有时，一些狡猾的小动物会在雪地上留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印记。不过现在很难弄清楚这个痕迹的来源，但营长既然会停下来观察，那就说明这件事不简单。两步之外的地方，可以透过新下的雪，隐约看到另一条足迹，这道脚印一直延续到森林里面，显然是来自波兰那边。营长策马前进，沿着这道脚印来到哨兵巡逻的路线。
脚印的位置非常明显，就在波兰那一侧，隔着十几步依然清晰可见。营长低声说道：“昨晚有人越境了。今天早晨竟然没人报告！又是三排干的好事。”加夫里洛夫的灰色胡子上也挂上了一层白霜。
远处走过来两个人，一个身材瘦小，身穿黑衣，法式刺刀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另一个身材高大，身披黄色的羊皮外套。母马感觉到了肋下的力度，轻快地朝那两个人冲去。看到来人，红军哨兵赶紧把步枪搭在肩上，把烟头吐到雪地里。
“早上好，同志。这片区域没什么事吧？”营长一边说，一边伸出了手。红军哨兵赶紧脱下手套和营长握手。哨兵个头很高，营长骑在马上都不用弯腰。
远处的波兰哨兵看到两名红军军官好像朋友一样亲切地和巡逻的士兵打招呼。有那么一瞬间，他在脑海里也想象着自己与扎克热夫斯基少校握手的情景。但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吓得他赶紧环顾四周，生怕周围有人看到他在胡思乱想。“我刚刚才接班。”红军战士报告说。“你看到那边的脚印了吗？”“没有，还没看到。”“昨晚两点到六点是谁在值班？”“是苏罗坚科，营长同志。”“好的，继续巡逻吧。把眼睛睁大点。”
军官正要上马时，又厉声警告道：“你最好和对面的家伙保持距离。”两个人骑着马行进在边境线到别列兹多夫的大道上。加夫里洛夫对旁边的保尔说：“在边境巡逻必须要保持警惕，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我们的工作容不得丝毫马虎。光天化日之下，想越过边境不太容易，但是一到晚上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柯察金同志，你看，我们这段边境线经过四个村庄，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棘手。不论你怎么布置巡逻任务，总会有人跨越边境到另一边参加婚礼或者宴席。这也难怪，两户人家可能只有几十步的距离，界河又那么浅，还没有鸡爪子高。而且，还有人在这里搞走私。不过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比如老太婆偷偷装了几瓶波兰伏特加这种。但是也有些手头有钱的人会搞出大动静来。不知道你听没听说，波兰人在他们那边的边境村庄开了很多商店，那里什么都有。你觉得这些商品会是给他们那边的贫农准备的吗？”
听完营长的话，保尔才意识到边境上的生活就像永无止境的侦察工作一样：“加夫里洛夫同志，或许现在有比走私更严重的问题，对吗？”营长的心情有些低落：“这正是问题所在。”
别列兹多夫是个偏僻的小镇。这里之前是个犹太人定居点，有两三百户人。镇中间有个很大的集市广场，里面开着几十家商店，不过里面特别脏，全是大粪，周围则住着农户。
从犹太人居住区到屠宰场的路上，有一座摇摇欲坠的老犹太教堂。虽然每周六还是有很多教徒过来做礼拜，但这地方早已不复当年，祭司也不再受人拥戴，想来还有些唏嘘。一九一七年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甚至是在这样一个受上帝庇佑的地方，祭司也无法得到年轻人的尊重。老一辈的教徒依然遵循着教义对饮食的禁忌，但年轻人已经沉迷于亵渎神灵的猪肉香肠了。这属实太过分了。看到一只猪在粪堆里拱食，博鲁赫祭司勃然大怒，狠狠地踢了一脚猪屁股。祭司对别列兹多夫成为地区中心十分不满，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堆共产党员，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祭司每天都为此闷闷不乐。比如昨天，他看到牧师家的大门上挂着一个新牌子，上面写着“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祭司心里想，这肯定又是什么没用的东西。他想得太过入神，以至于差点没看到教堂门上贴着的小公告，上面写着“今晚将在工人俱乐部举行青年工人群众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利西岑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将在大会上发言。大会结束后，将有九年制学校的学生们进行演出”。
祭司愤怒地扯下了这张纸。看来冲突在所难免了。
犹太教堂的旁边是一座大花园，牧师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花园中间的那所旧房子里。长久以来，这座房子一直都充斥着一种沉闷、空虚的氛围。住在里面的两个老人也和房子本身一样沉闷，甚至对彼此感到厌烦。而这里的新主人一搬进来，这种沉闷就被一扫而空。以前只有在宗教节日的时候，老两口才会来大厅招待虔诚的信徒。现在这里每天都坐满了人，因为这栋房子成了别列兹多夫共产党委员会的总部。
大厅里面靠右侧的地方有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地区委员会”。保尔每天都会在这里工作。他除了担任第二民兵队的政委，还是地区共青团委的代理书记。
从安娜家的那次聚会算起来，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但那些欢乐的时光仿佛还在昨天。保尔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不久前回家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霜在窗户上编织了一个奇妙的图案，温暖的房间里，石蜡油灯的火焰照亮了陷入沉思的保尔，他正在回忆最近发生的事。他记得八月的时候，铁路工厂共青团组织选派他为青年团员代表，带队跟随维修列车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这次的任务一直持续到深秋，他带着列车上的一百五十名同志辗转多个车站，让这些经历战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修复受损的设备设施，清理被破坏的车厢。他们的路线是从西涅尔尼科沃到波洛。这里之前盘踞着以马赫诺为首的一群匪徒，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他们肆意破坏的痕迹。在古利艾波列，保尔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修好了砖混结构的水塔，他们用铁板修补被炸毁的水箱侧面。虽然不懂钳工的技术，也不习惯干重活，但保尔和其他人一样拿着扳手，拧紧了不知道几千个生锈的螺栓。
深秋，维修列车开回来了，这一百五十个同志又回到铁路工厂继续工作。
保尔现在成了安娜家的常客。他额头上的皱纹完全被抚平了，大家又能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了。
这些满身机油的弟兄再次聚到一起，听保尔讲述过去发生的各种斗争，讲述那些被奴役的穷苦农民想要推翻沙皇的统治，还有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大家还是来安娜家里聚会，不过那天来的人格外多。保尔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他要戒烟了，这是他从小养成的陋习。“我不会再吸烟了。”保尔坚定地说道。当时这一切来得很突然。起因是一个年轻人说，意志力很难克服早已养成的习惯，他举了吸烟的例子。不过大家对这个看法莫衷一是。最开始保尔并没有参与进来，但在塔莉亚的要求下，他终于加入了这场辩论。
“人应该去支配习惯，而不是由习惯支配人。难道我们还能得出其他的结论吗？”
墙角的茨韦塔耶夫赶紧插嘴道：“这话说得在理啊，不是吗？保尔就喜欢说这样的漂亮话，但是这么有哲理的话怎么放在他自己身上就行不通了呢？他就抽烟啊，难道不是吗？他明知道抽烟不好，但还是戒不掉。”然后，茨韦塔耶夫改变了语气，继续讽刺地说，“哎呀，几天前他还在学习小组里'传播文化'呢，但是这能让他自己从此不讲脏话吗？虽然大家都知道保尔不经常骂人，但是他一旦没控制住，怕是骂得比谁都难听。漂亮话谁不会说啊，关键是你自己能做到吗？”
大家都沉默了。茨韦塔耶夫的几句话好像给大家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保尔没有马上反驳，而是缓缓把烟从嘴里拿开，轻声说道：“我不会再吸烟了。”随后，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不是因为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他就没有任何价值。其次，我再对骂人的问题进行表态，我知道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习惯。但即便是茨韦塔耶夫也要承认，他也不是经常听到我骂人。可能不讲脏话比戒烟还要难，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向大家做出任何保证，但我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
顺流而下的木排堵塞了河道，一场洪水把它们冲得七零八落的。霜冻眼看就要来了，这些木材可是大家过冬必需的燃料。为了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索洛缅卡再次派人前去救援。干活的时候，保尔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所以没告诉大家自己已经染上了重感冒。直到一周之后，捞起来的木材高高地堆在岸边时，大家才知道保尔病得有多严重。冰冷的河水和深秋的寒气唤醒了潜伏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发了高烧。急性风湿病折磨了他快两个星期。从医院回来以后，他只能跨坐在长凳上才能勉强工作。工长看了看虚弱的保尔，无奈地摇了摇头。几天后，医疗委员会宣布保尔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工作。于是，组织上给他发了抚恤金和相关的证明文件。但保尔断然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工厂。他拄着拐杖慢慢走着，每走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母亲给他来信要他回家看看。保尔每次想起母亲，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分别时她说的那句话：“除非你成了瘸子，否则我永远都看不到你！”
保尔去省委拿回了自己的团员证和党员证，他没有请很长的假期，而是尽可能地减少离岗天数。为了避免伤感，他没有和大家道别，而是直接去了母亲家里。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母亲每天都会给他肿胀的双腿热敷和按摩；一个月后，他不用拐杖就能走路了，这让他非常高兴。阳光再一次穿破了阴暗。没过多久，他回到了省委销假。三天之后，组织部就把他派往地区军事委员会，让他去那里开展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后，保尔就被派往雪域小镇别列兹多夫担任第二民兵队的政委。地区团委也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召集当地分散的共青团员，在该地区建立一个青年团组织。自此，保尔的生活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烈日炎炎，樱桃树的树枝伸进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里。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教堂，哥特式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窗前的院子里，有执行委员会看门人养的一群鹅雏。这些淡绿色的小生命仿佛和周围的草地融为了一体，它们正在四处觅食。
执行委员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派遣信，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伸出手挠了挠头。别列兹多夫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只有二十四岁，但他的同事和当地的同志都不知道。他这个人高大魁梧，神情严肃，甚至有些吓人，看上去至少得有三十五岁了。他身材健硕，脖子粗壮，脑袋很大。他的眼神十分凌厉，下颌也棱角分明。他穿着褪色的蓝马裤和灰外套，左胸前的口袋上别着红旗勋章。
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利西岑从小就是一位车工。十月革命前，他曾在图拉的一家兵工厂“管理”过一台机床。
那个秋夜，这个图拉兵工厂的造枪工扛起了步枪，开始为工人的权利而战。从此以后，他就和大家一样涌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党和革命把利西岑从一个战场召唤到另一个战场。这条光荣的革命道路见证了他是如何从普通的红军士兵成长为团长和政委的。
枪声和战火已经消散，利西岑被派到边疆地区开展工作。他的生活平静而有规律，常常在办公室里一直坐到深夜，研究农作物的收成报告。然而，他现在正在看的这封信让他马上联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这封信的内容十分简洁：
机密 别列兹多夫执行委员会主席利西岑亲启
边境存在异动。波兰方面派出大量匪徒，可能危及我方边境地区。须采取预防措施，建议将财务留存的款项、贵重物品及税款等转移至地区中心。
利西岑办公室的窗户临近街道，他可以看到进出大楼的每一个人。他刚刚抬头看到了保尔正站在门廊上。没过一会儿，有人敲门了。
“请坐，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利西岑说着，握住了保尔伸出的手。两个人整整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个小时。等保尔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这时候，利西岑的妹妹正好从花园跑过来。这个小姑娘有着完全不符合年龄的害羞。保尔每次遇到她，都会称呼她为可爱的小阿纽卡，而她则是羞怯一笑。这一次，她依然很害羞地跟保尔打了招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侧面捋了捋自己的刘海。她问道：“哥哥在忙吗？家里准备的晚饭都快凉了。”“你直接进去吧，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凌晨，三驾马车停在了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的门口。车上的人低声和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然后有人从财务抬出几个密封的麻袋，并把它们装上马车。几分钟后，马车已经行驶在了公路之上。保尔带了几个人护送车队前往四十公里（包含二十五公里的森林路段）以外的地区中心，并顺利地完成了交接。这些贵重物品现在已经安全地存放在区财务部的金库中。
几天后，一名骑兵从边境方向来到了别列兹多夫。他的马满嘴白沫，看上去似乎赶了很远的路，引得路人好奇地盯着他看。
来到执行委员会的门口，骑兵赶忙跳下马，一只手扶着腰间的军刀，穿着厚重的马靴踩着楼梯上楼。利西岑忧心忡忡地接过信函，在信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几分钟后，信使下楼上马原路返回。
除了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人知道信函里的内容。但当地居民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却有着敏锐的嗅觉，这里三分之二的生意人会在私下里干些走私的勾当，在这一行干久了，他们总能感知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正赶往民兵大队，其中一个是保尔·柯察金。他带着武器，但这并没有引起围观群众的惊讶，因为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习惯。但他旁边的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也配枪了，看来这次真的是出大事了。
几分钟后，十几个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民兵大队跑出来，在十字路口的磨坊旁边紧急集合。其余的党员和团员也在党委办公室里领到了武器。执行委员会主席戴着哥萨克军帽，腰间别着毛瑟枪，骑马从大街上疾驰而过。显然，小镇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广场和街道都变得空****的，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各家商铺也都用中世纪的锁头锁上了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有那些不知道害怕的母鸡和燥热难抑的猪继续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吃。
纠察队埋伏在镇边的花园里。那里的视野很好，他们可以监视附近的田地还有公路上的情况。
利西岑收到的电报非常简洁：
昨晚，在波杜布齐地区发生交火，一伙一百人左右的骑匪携两挺轻机枪闯入了苏维埃领土。请做好预防措施。这伙匪徒在斯拉武塔森林中失去了踪影。我军已派出一支哥萨克骑兵连前去剿匪。该部队将于今日经过别列兹多夫，注意不要误伤友军。
加夫里洛夫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还不到一个小时，放哨的同志就在通往小镇的路上看到一名骑兵，在他后面一公里的地方还有一队人马跟在后面。保尔敏锐地关注着他们的动向。前面带头的年轻骑兵来自红军哥萨克第七团，他在侦察方面还略显生疏。因此，尽管他在前进的过程中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但他还是没有发现埋伏在路边花园里的纠察队。等他意识到有人埋伏的时候，他已经被冲过来的武装人员给包围住了。当他看到这些人的外套上都有共青团员的标志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简短交流之后，他掉转马头，向身后小跑过来的骑兵队疾驰而去。纠察队放行了这些哥萨克士兵，继续在花园里放哨。
焦急地等待了好几天后，利西岑终于收到了危险解除的消息。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这伙匪徒狼狈地撤退到国境线那边。
别列兹多夫一共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建设苏维埃。在这个新规划的行政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且这里还靠近边境，因此大家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
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其他的积极分子，每天都从清晨忙到深夜。除了日常的党团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安排苏维埃政权的改选运动，剿灭土匪、打击走私以及其他文化工作。
清晨，保尔下了马就赶紧坐到办公桌前；下午，他处理完公务又要继续到俱乐部和学校视察，然后还要参加两三场会；晚上，他骑上马，腰间别着毛瑟枪，监督过往的车辆。听到走私马车的车轮声，就会听到他一声大喊：“站住！什么人？”是的，这就是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每天需要完成的工作。
别列兹多夫区共青团委员会由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振卡·拉兹瓦利金组成。波列维赫来自伏尔加河地区，负责妇女部的工作；拉兹瓦利金才刚刚从体校毕业，高大英俊，而且热衷于那些惊心动魄的冒险活动，尤其喜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路易斯·布斯纳德的故事。他曾担任地区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平日里，他总是摆出一副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但其实他才刚刚加入共青团四个月。别列兹多夫需要有人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由于没有更好的人选，因此地区委员斟酌之后还是决定把拉兹瓦利金派过来。
烈日当空，热浪蔓延到每个角落。所有的生物都在寻找阴凉的地方，就连狗也趴到棚子下面，慵懒迟钝，昏昏欲睡。村子里的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水井旁的泥坑里，还有一头猪在里面打滚。保尔解开马的缰绳，忍受着膝盖上的疼痛，咬着嘴唇爬到马背上。老师站在校舍的台阶上，用手掌遮挡着阳光。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政委同志。”女老师笑着说道。马不耐烦地跺了跺脚，伸了伸脖子，绷住了缰绳。保尔说：“再见，拉基蒂娜同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你来上第一课。”
保尔松开缰绳，马儿立刻跑了起来。突然，凄惨的叫喊声传到了保尔的耳朵里。这个妇女为什么叫喊得这么凄惨，难道是村子里着火了吗？保尔猛地转身，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农妇气喘吁吁地跑进村里。拉基蒂娜冲上去拦住了她。附近的房子里也有好多双眼睛在向外张望，不过这些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因为劳动力们此刻都在田里干活。
“行行好吧，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杀人啦！”保尔赶过来的时候，一群人正围着这个女人。大家拉着她的白色上衣向她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个女人语无伦次，根本听不出逻辑来。她一直在翻来覆去地念叨一句“杀人啦！他们动刀子啦”。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提着裤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
他对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大声说道：“别喊了。谁杀人了？怎么回事？该死的，你别嚷嚷了。”“是波杜布齐那边的人跟我们村的人又打起来了。为了争夺地界，他们都动刀子了！”大家这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村里留守的妇女和老人一边哭一边咒骂起来。两个村子打架的消息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波杜布齐的人竟然拿镰刀砍我们村的人！又是跟我们抢地方！”村民们都怒火中烧，大量村民纷纷冲出来，手里拿着干草叉、斧头或者是从篱笆上拔下来的木棍，向田地跑去。两个村子为了争夺田地，类似的械斗每年都会发生。
保尔用鞋跟轻磕了一下马腹，黑马顿时飞快地跑了起来。马儿带着保尔超过了那些奔跑的村民。它的耳朵向后甩着，马蹄不停地撞击着地面，速度也越来越快。山岗上的风车正在旋转，仿佛要挡住保尔的去路。风车右边是一片河岸旁的低矮草地，左边是无边无际的黑麦田。熟透的谷穗上有风吹过，路边的罂粟花鲜艳夺目。这里很安静，却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在远处蜿蜒的河流旁，传来了村民的叫喊声。
马儿继续朝着草地狂奔。“如果马儿跌倒了，那我们俩就都完了。”保尔的脑海中闪过这句话。但他现在不能让马停下来，他只能坐在马鞍上弯腰低头，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
马儿飞奔到打斗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保尔用马撞倒了一个拿着镰刀的大胡子农民，他正在追赶一个脸上流血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黝黑的大高个正准备踢向倒在地上的村民。他穿着一双厚重的大靴子，如果真让他踢中了太阳穴，那这人恐怕小命就不保了。
保尔直接骑着马全速冲向这边，驱散了这群人。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保尔又掉转马头，继续进行冲锋。保尔知道，这些人已经杀红了眼，必须要靠武力才能让他们赶紧冷静下来。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混账，都给我靠边！你们这群土匪，想挨枪子儿吗？”
保尔掏出手枪，指着一张扭曲的脸，然后抬手在他头上开了一枪。那人吓呆了之后，保尔继续掉转马头，又开了一枪。有些人吓得丢掉镰刀逃走了。保尔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手里的毛瑟枪连续开火，终于控制住了局势。这些人纷纷四散而逃，他们担心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也害怕这个骑在马背上怒气冲冲、不停射击的陌生男人。
幸运的是，这场械斗中并没有人死亡，受伤的村民也很快痊愈了。没过多久，地方法院来到波杜布齐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是法官却没有找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表现出一名布尔什维克应有的毅力和耐心，试图让这些面带怒色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仅非常野蛮，而且还触犯了法律。
村民辩解说：“法官同志，这都是地界的错。我们两个村的地界规划有问题，我们每年都免不了要干一仗。”最后，还是有一些人因此受到了惩罚。
一周后，委员会派人来到这片有争议的田地，开始进行测量和标记。“我干了三十多年测量了，基本上村里子干仗都是因为这点事。”老测量员一边卷着皮尺，一边对保尔说。
夏日炎炎，由于长途跋涉，测量员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看这草场让他们给画的，醉鬼都没这么七扭八歪。地里更是，三步宽的耕地，好像编辫子一样，根本拢不出来个数。这地方本来就乱了套，等父亲和儿子分了家，这地他们还得继续分。我跟你说，再过二十年，这里没地方给你种庄稼，全都得是分界线。现在就这样，百分之十的耕地已经变成分界线了。”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我们就不用画这些分界线了，测量员同志。”
老测量员亲切地笑着说：“你是说共产主义吗？是呀，不过那可是遥远的未来了，不是吗？”
“你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场吗？”
“哦，你是说那里啊。”
“你知道？”
“是的，我去过那里。那里算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测量员继续记录着数据，两个年轻人在钉木桩。村民们站在木桩的两边，密切关注着两个年轻人的工作，确保他们把木桩准确地钉在了原来的地方。之前的木桩早已变成草地里的烂木头了。
马车夫一路上说个不停，他甩了甩鞭子，又回头跟车上的乘客说：“真是奇了怪了，这些共青团员都是从哪冒出来的？我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东西。不过啊，肯定跟那个女老师有关系，就是那个叫拉基蒂娜的，这事就是她带的头。这个小姑娘可真能折腾，我看村子里这些女的全被她灌了迷魂汤了。现在可倒好，老爷们再也不能打老婆了。这要放在以前，你打她几下，她顶多是窝到一边儿生闷气。现在不行喽，稍微使点劲就跟你大吵大闹，烦死了。人家还学会拿人民法院的名头吓唬你。那些年轻的小媳妇更是，动不动就喊离婚，法律条文给你背得头头是道。我家那口子，从来都是慢声细语，有时候干脆一声不吭，现在人家成了妇女代表了，大概是能管村里的妇女吧。这些女的天天来找她，搞得家里没个家样。我一开始还想抽她几鞭子，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不过在操持家务这方面，我还真没见过谁能胜过她。”
车夫说完把手伸进领子里挠了挠胸脯，然后又挥着鞭子给马肚子来了一下。车上坐着的两人是拉兹瓦利金和波列维赫，他们都要去波杜布齐出差。波列维赫是去开妇女代表大会，而拉兹瓦利金则要去当地的团支部指导工作。“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这些共青团员吗？”波列维赫开玩笑似的问车夫。
车夫捋了捋自己的小胡子，然后回答说：“那倒不是。年轻人嘛，总得有点爱好，自己找点乐子，比如说演个滑稽戏之类的。滑稽戏排好了可有意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总喜欢看。我一开始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瞎胡闹，不过现在好像还真搞出了点名堂来。我听别人说，他们对于喝酒打架这样的事情管得很严，而且他们都挺喜欢看书的，不过对上帝不太尊敬，因为他们要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么做可不行，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不乐意。总的来说，这些年轻人都不是坏人。但是在我看来啊，想进他们那个共青团，非得是村子里那些穷人，打工的，或者是家里一贫如洗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想进人家还不让呢。”
马车驶下山坡，停在了学校门口。看门人安顿好他们两个人之后就去干草垛那边睡觉去了。夜深了，拉兹瓦利金和波列维赫才散会归来。屋子里很黑，波列维赫赶紧脱了外衣爬上了床，一天的疲惫让她很快进入了梦乡。但是拉兹瓦利金却生出邪念，伸出手在波列维赫的身上游走。波列维赫瞬间惊醒。
“你要做什么？”“嘘，波列维赫。你说话别那么大声。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实在寂寞。难道你不知道这世上有比睡觉更刺激的事情吗？”“拿开你的爪子，赶紧从**滚开！”波列维赫生气地把他推开。拉兹瓦利金**邪的笑容让她觉得恶心，她很想大声地骂他两句，但她太困了，恍惚之间又闭上了眼睛。
“这是什么话，难道你是老修女养大的小修女吗？别装了，你骗不了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女性，你就应该从了我，然后再去睡觉。”
看到波列维赫没说话，他又坐到床边，伸手去摸她的肩膀。“滚蛋！”波列维赫已经完全清醒了，“明天我就把这些事告诉保尔。”
拉兹瓦利金攥住她的手，暴躁地说：“我可不怕那个保尔·柯察金，你最好现在就从了我，不然你今天休想躲过去。”
两个人扭打起来，然后寂静的夜色里传来两声响亮的耳光。拉兹瓦利金闪到一边，波列维赫摸索着走到门前，推开门冲到院子里。她气喘吁吁地站在月光下，愤怒地瞪着双眼。
“进屋吧，真扫兴。”拉兹瓦利金没好气地叫道。他把自己的行李搬到了外面的棚子里，然后躺下睡着了。波列维赫闩上门，蜷缩在**，又睡了过去。早上，他们出发回家了。拉兹瓦利金阴沉着脸坐在车夫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他心里想：“这个小丫头说不定真会告诉保尔。谁知道她力气那么大？看上去温文尔雅，可惜却不解风情。我得跟她说点好话，赶紧和解。保尔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他要知道这件事，我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他挪到波列维赫旁边，故意摆出一副羞愧不已、垂头丧气的样子，然后小声地向她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没想到波列维赫真的原谅他了。在他们即将回到村子的时候，波列维赫答应他不会把那晚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在这些边境的村落里，陆续成立了一个又一个团支部。区委的同志们精心呵护着这些共产主义的新鲜血液。保尔和波列维赫走遍了这些村落，和当地的团支部成员们一起工作。
拉兹瓦利金不太喜欢到农村工作，他不擅长和那些农村的年轻人打交道，因此总是把事情搞砸。倒是保尔和波列维赫，他们很容易就取得了农村年轻人的信任。村里的姑娘们都喜欢波列维赫，她们一见如故，迅速熟络了起来。波列维赫也耐心引导她们关注共青团的工作。保尔就不用说了，这里的年轻人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千六百名年轻人走进民兵第二大队，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手风琴成了保尔宣传工作的法宝，他的琴声吸引来更多的年轻人，大家都折服于保尔的演奏。每到傍晚，他们都会聚集在村里的小路上，伴着歌声又唱又跳。对于这些乌克兰青年来说，通往共青团的道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保尔的琴声时而**澎湃，时而温柔热切，忧伤怀旧的乌克兰音乐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聆听着手风琴声，也看着眼前这位手风琴手。他曾是一名铁路工人，现在是民兵大队的政委兼地区团委的书记，他想说的话仿佛已经融入他的琴声之中。没过多久，这些共产主义的种子全都在各个村子里生根发芽，各家除了《圣经》和祈祷的书之外，也开始出现一些新书。
走私贩子现在不仅要躲避边防哨兵的巡查，还要时刻担心这些布尔什维克的新鲜血液，这些新团员都是苏维埃政府坚定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他们总想抓住更多的敌人，但这种热情有时候也会过了头，但万幸的是，保尔·柯察金总会替他们解围。波杜布齐的团支部书记名叫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德科，他就是这样的急性子。他特别爱跟别人辩论，而且坚决反对宗教，一双蓝色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秘密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一批走私货物会在当天晚上运到村里的磨坊。于是他召集了身边所有共青团员，带上一支训练用的步枪和两把刺刀，趁着夜色悄悄在磨坊设下埋伏，等待敌人的出现。但边防哨所也获知了这条情报，他们同样派出了一队人马。在黑暗中，双方相遇并发生了冲突。如果不是哨兵们察觉出异样，这些年轻人很有可能会在冲突中伤亡。哨兵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在四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里。
保尔当时正好在加夫里洛夫那里。第二天一早，营长接到这个消息并转告给保尔，保尔听完赶紧骑马去营救这些年轻的同志。看守他们的哨兵笑着告诉保尔事情的经过，然后对保尔说：“柯察金同志，我看还是这样吧。他们都是好孩子，别太为难他们。但是你最好跟他们说一说，以后不要再这样逞能了，毕竟这里还有我们在呢。”
哨兵打开了门，十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他们都有些胆怯，重心在两条腿之间移来移去。哨兵严厉地批评道：“你们这些人，事情都让你们搞砸了。我看现在就得把你们送到地方接受后续的惩罚。”
格里舒特卡赶忙解释：“萨哈罗夫同志，我们是犯罪了吗？我们这是为了帮助苏维埃政府呀！况且我们已经盯那个地主很久了，到头来我们却像匪徒一样被关了起来。”他说完便一脸委屈地转过头去。
随后，保尔和萨哈罗夫就开始进行“交涉”。由于刚才的约定，两个人表现得极为严肃。当他们都觉得刚才的“表演”已经足够震慑到这群孩子时，萨哈罗夫就对保尔说：“如果你能为他们担保，保证以后不要再来边境这边，而是在其他方面为我们出力，那我就可以放他们走。”保尔说：“好的，我愿意为他们做担保。他们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
这群年轻人一路上边走边唱，开开心心地回到了波杜布齐。没有人再提过这件事。那个农场主也被抓到了，而且是被依法逮捕。
迈丹别墅所在的那片森林里住着一群富裕的德裔农民，他们的庄园彼此相距不到五百米，每家都修得像堡垒一样坚固。安东尼尤克和他的匪帮就窝藏在迈丹别墅里。他在沙俄时期做过军士长，现在和七个亲戚组成了一伙匪帮，在乡间道路上持枪抢劫。他们杀人不眨眼，除了过往的商旅，途经的苏维埃同志也未能幸免。这伙匪徒的作案速度极快，前一天抢劫了几个农村合作社的店员，第二天又出现在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把一个邮递员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偷了个精光。匪帮里有个人叫戈勒迪，安东尼尤克总是和他比赛谁抢得更多。因为这两个人，当地的民兵和哨兵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这伙人就在别列兹多夫附近活动，因此，途经这里的每条道路都变得异常危险。他们很擅长躲藏，每当他们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撤退到国境之外；等风头过了，他们又来到某个地方继续作案，弄得人们措手不及。这伙人让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每当听到又有人遭遇他们的毒手时，利西岑就气得牙痒痒。
“这条毒蛇还要祸害我们多久？他们最好不要露头，否则我非要给他们扒皮抽筋！”他咬牙切齿地说。利西岑带着保尔和其他三名党员实施过两次抓捕行动，但每次都被狡猾的安东尼尤克逃脱了。
地方中心派来一支别动队来到别列兹多夫剿匪，队长名叫菲拉托夫。这个人看似风度翩翩，实际上内心却极为自负。来到别列兹多夫之后，他根本没有跟当地执委打招呼，而是直接带队去了最近的村庄谢马基。他们在深夜时分抵达，驻扎在村子外围的一处房子里。看到了村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住在隔壁的共青团员立即赶到苏维埃村书记处汇报。由于不知道这群人的来历，村书记以为是土匪来了，于是赶紧派人去区委求援。菲拉托夫的愚蠢和傲慢差点让这些人丢了性命。利西岑连夜召集了民兵队员，一行十几个人赶紧骑马前往谢马基“剿匪”。他们来到房前，下了马，翻过栅栏向门口逼近，用枪托砸晕了门口值班的哨兵。然后利西岑直接用肩膀撞开了门，这十几个人瞬间冲进房间里。在昏暗的油灯照耀下，利西岑一只手攥着手榴弹，另一只手拿着毛瑟枪，大声喊道：“投降吧！否则就把你们炸成碎片！”他的声音震得窗玻璃也跟着颤抖起来。利西岑生气地咒骂道：“混账！”
汉堡街头的枪声给边境地区带来了德国革命的消息，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里蔓延开来。人们每天都期待报纸上的新消息。革命的风从西方吹来。共青团区委收到了大量自愿参加红军的申请。
保尔一直忙着和这些团支部的年轻人解释，苏联奉行和平政策，无意与邻国开战，但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每个星期天，整个地区的共青团员都会在牧师家的花园里开会。一天中午，波杜布齐的团支部成员整齐划一地出现在区委的院子里，以支部书记格里舒特卡为首，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筒靴，背着大号帆布背包，好像哨兵一样站在门口。保尔从窗户里看到了他们，赶紧出去问是什么情况。
“你们在干什么，格里舒特卡？”保尔惊讶地问道。格里舒特卡没有回答，而是给保尔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便一起进屋了。波列维赫、拉兹瓦利金和另外两名团员也围到他们旁边。格里舒特卡关上了门，皱着眉严肃地宣布：“同志们，这是一次动员演习！我跟这些小伙子说，今早区委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加密等级是绝密，上面说我国将与德国资产阶级开战，而且马上也要和波兰资产阶级开战。我告诉他们，这是莫斯科的最新命令，现在所有的团员都已经集结完毕。如果有人害怕，可以跟我提出申请，我可以批准他们留在家里，但所有人都要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去的人需要带上一个面包和一块萨拉肉，如果没有也可以带大蒜和洋葱。我们要在村外秘密会面，然后再从那里去地区中心，在那里发放武器。你们是不知道，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十分积极，全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跟他们说不要多问，赶紧收拾东西，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志愿者，如果有人想留下来就赶紧跟我申请。我当时特别担心，害怕没有人过来，那样的话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要另起炉灶了。我在村外等着，没过一会儿，他们十个人陆陆续续地全都来了。虽然有些人一直在哭，但我们一个逃兵都没有。波杜布齐支部全员集结完毕，请领导们指示！”他骄傲地总结道。
波列维赫听完便开始责骂他。格里舒特卡惊讶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批评我？这是测试他们最好的方法。你看，咱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了他们每一个人。不瞒你们说，我还想把他们带到地方中心呢，不过大家都累了。保尔，你得给他们讲两句，不然我不就前功尽弃了？再说大家都那么敬佩你，你不来讲两句也说不过去啊。你就告诉他们出于一些原因动员暂时取消了，但是依然为大家的英勇感到骄傲。”
保尔很少去地方中心出差，一个原因是路途太远，去一次会耽误好几天时间；另一个原因是边境地区的工作压力很大，他实在抽不开身。不过拉兹瓦利金倒是很喜欢进城出差，经常找个理由骑上马就走了。每次出门他都会全副武装，把自己当成美国作家库珀笔下的冒险英雄。当他穿过森林的时候，他会把乌鸦或者松鼠当成移动靶子来锻炼枪法；当他遇到独行的路人，他会装作审查人员盘问他们的名字和行程。快进城的时候，他会卸下武器，先把步枪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再把手枪放进内侧口袋里，然后再像往常一样走进共青团地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
区团委书记名叫费多托夫，他的办公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弄得现场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并不容易，既要同时听清四个不同的人讲话，还要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动笔进行记录。费多托夫看上去很年轻，但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就正式入党了。也只有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才能够被吸纳进党组织。
“来吧，说说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道。拉兹瓦利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哦，这可太多了，三言两语根本说不完。作为一个新设立的行政区，什么事都得从头开始。我们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事情总是一个接一个。况且，我自己就要负责两个团支部的新建工作。书记，现在可以告诉我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说完，他十分娴熟地找到一张扶手椅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里姆斯基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来，看着拉兹瓦利金说：“我们好像是让保尔过来汇报，没有让你来吧？”拉兹瓦利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烟雾说道：“保尔不太愿意过来，所以我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过来替他汇报。其实呢，有些书记过得非常潇洒，凡事不用亲力亲为，倒是像我这样的驴子，不得不承受工作的重担。保尔每次去边境视察都要去两三个星期，这期间把团委的所有工作全都丢给我。”
很明显，拉兹瓦利金是在向大家暗示，他才是区委书记的最佳人选。等他走后，费多托夫对其他人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家伙。”当然，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有一次，利西岑按照惯例来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取邮件。在两个人谈话的过程中，一个完整的拉兹瓦利金被拼凑了出来。
临别之际，费多托夫说：“无论如何也要让保尔·柯察金过来一趟。大家都想见见他！”
“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是想把他调走，我们别列兹多夫可是一万个不同意。”今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边境地区的庆祝活动比往年更加热闹。保尔被选为边境地区庆祝活动委员会的主席。在波杜布齐，大会过后，来自附近三个村庄的五千名农民组成了半公里长的游行队伍。他们举着鲜红的旗帜，跟在军乐队和民兵队伍的后面，向着边境前进。整齐有序的队伍沿着苏联一侧的边境继续前进，旁边就是一个个哨所。他们会按照路线经过那些横跨苏联和波兰边境的村庄。对面的波兰哨兵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们身后，军乐队鼓乐齐鸣，红旗迎风招展，人们的歌声响彻云霄。他们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男孩们斗志昂扬，姑娘们花枝招展，大人们严肃庄重，老人们神采奕奕。这条人流一眼望不到头，但大家都整齐划一地贴在边境线的一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踩过界。保尔看着这股洪流从眼前经过，大家高唱《共青团之歌》：“从西伯利亚的森林/到不列颠的海滨/最强大的战力/就是我们的红军！”紧接着是女声合唱：“在那边的山坡/女孩们忙着收割……”
苏联的哨兵们笑容满面地迎接着游行队伍，波兰的士兵们却只是困惑地看着。虽然波兰指挥部在事前得到了通知，但这场游行还是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宪兵巡逻队骑在马上来回走动，边防军的数量也增加到了平时的五倍，甚至还有埋伏在山坡后面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的预备队。但是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游行队伍一直没有触碰到边境线，他们只是在愉快地唱着歌，兴致高昂地走在苏联的土地上。
山丘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的队伍正朝他走来。当他听到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时，他就把步枪放在一旁，然后伸出手敬礼。保尔清楚地听到他在说“公社万岁”。他的眼神不会撒谎，于是保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是我们的同志！看来在波兰制服下面，还有一颗心脏和游行的队伍一起跳动。保尔用波兰语轻声回答道：“你好，同志！”波兰哨兵站在原地目送游行队伍继续向前，保尔回头看了几次，哨兵的身影逐渐缩小成了一个黑点。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波兰哨兵，他的胡子灰白，军帽下面是一双呆滞的双眼。保尔依然在为刚才那个波兰哨兵而感动，因此看到他的时候再一次低声问候道：“你好，同志！”不过这次没人回应。
加夫里洛夫笑了，看来保尔刚才说的话没能逃过他的耳朵。他说：“你不能期待过高，他们不全是普通的步兵。有些人可是宪兵。你没看到他的袖章吗？这家伙就是个宪兵。”
队伍前面的人已经开始下山，朝着另一个被边境线一分为二的村庄走去。苏联这边的居民已经准备好盛大的欢迎仪式，所有人都在小河岸边的边境桥上焦急地等待着。年轻人排列在道路的两侧。波兰这边的平房和棚屋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也在注视着对岸的情况，还有很多农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和花园的栅栏旁。当游行队伍经过这群年轻人时，乐队奏响了《国际歌》。乡亲们提前搭好一个简易的讲台，上面装饰着一些绿色植物。一些年轻人和白发老兵走到台前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保尔也用乌克兰语进行了一段演讲。他的声音飘过了边境线，传到了河对岸。担心苏维埃的种子会在这边生根发芽，宪兵队赶紧用鞭子和步枪驱散了围观的波兰农民。
大街上的人全都走了，屋顶上的年轻人也被吓得回到了屋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联这边的村民们感到愤怒。几个小伙子把一位年迈的羊倌搀扶到讲台旁边，羊倌激动地说道：“孩子们，你们都看到了！我们以前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但现在农民当家做主了，没人再敢鞭打我们了。地主们掌权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必再忍受这些痛苦了。孩子们，你们要牢牢把握住现在的权力。我老了，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想告诉大家，在沙皇统治的时期，我们就和对面的波兰人一样，给有权有势的人当牛做马。所以我现在才会感到如此痛苦。”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着河对岸，然后失声痛哭起来。老人和小孩都动情落泪。
随后，格里舒特卡也忍不住走上讲台。加夫里洛夫听着他愤怒的讲话，掉转马头，扫视河对岸，观察波兰那边是否有人在进行记录。但河对岸空无一人，甚至连执勤的哨兵都被撤走了。
“好吧，至少这次外交人民委员会应该不会收到抗议声明了。”他笑着说。
深秋的一个雨夜，安东尼尤克和他的七个手下终于露出了马脚。在迈丹别墅的德裔聚居区，赫罗林斯基公社的同志们在某个农场主的婚礼上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妇女们聊天的时候不小心提到了匪帮会来参加婚礼。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当地的团员们当机立断，十二个人立刻全副武装赶往迈丹别墅。离开之前，他们派了一个人去别列兹多夫送信。在谢马基，信使碰到了菲拉托夫的别动队，于是别动队也急忙赶去剿匪。赫罗林斯基的同志们包围了农场，与安东尼尤克匪帮交火。匪帮躲藏在一旁的农舍里，任何想要靠近的人都会引来一阵射击。他们尝试过突围出去，但外面的火力太猛，他们不得已又退了回去，甚至还有一个人中弹倒地。安东尼尤克经历过多次这样的绝境，但每次都借着夜色和手榴弹侥幸逃脱。击倒两个赫罗林斯基的团员之后，他以为这次也能逃出去，但就在这个时候，菲拉托夫的别动队加入了战局。包围圈逐渐缩小，安东尼尤克意识到这次恐怕是无路可逃了。这场困兽之斗持续了一整晚，每个窗户旁边都有子弹留下的痕迹。清晨时分，安东尼尤克被逮捕，其余的人依然拒不认罪。有四位同志在这次行动中牺牲，其中三个都是来自赫罗林斯基公社的同志。
保尔所在的民兵大队被征召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在清晨出发，冒着瓢泼大雨，终于在深夜来到了四十公里外的师部营地。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一直骑着马，其他八百名学员则是一路步行。到达营地后，精疲力竭的学员们立刻就躺下休息了。演习本来是在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但是师部很晚才通知保尔所在的大队进场。没过一会儿，民兵第二大队就已经武装完毕等待入场。古谢夫和保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他们进行训练，所以大家对这次演习信心满满。检阅完毕后，这群年轻人又在训练场上进行了汇报表演。这时，一个外表俊朗但有点面瘫的指挥官走过来，看着保尔质问道：“你是什么人？在我们这里，指挥官和政委没有资格骑马。把马送到马厩去，再跑步进行演习汇报。”
保尔知道，如果不骑马他将无法参加演习。他的两条腿早就肿了，不骑马他甚至连一公里都走不了。但是他该怎么向这个咄咄逼人的花花公子解释呢？“我不骑马没法参加演习。” “为什么参加不了？”
保尔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解释，于是他低声回答道：“我的腿肿了，实在没办法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跑步或者走路。但是您能否告诉我您的名字？”
“首先，我的身份是你们团的参谋长；其次，我再一次命令你下马。我们的部队不需要残疾人。”
保尔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他抖了抖缰绳，但古谢夫赶紧制止了他。面对这样的侮辱，保尔很想做出反击，但理智告诉他要克制住这样的想法。他的内心挣扎了好一阵。保尔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了，他的身后还有一整个团的同志。如果他不服从命令，那么他会给身后的同志们树立一个多么错误的榜样啊。考虑到这些，保尔决定不再和这个纨绔子弟理论。他忍着关节的剧痛，下马朝右翼走去。
后面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演习也逐渐接近尾声。第五天，部队来到了谢佩托夫卡附近，这里是演习的最后一站。别列兹多夫大队的任务是从克里门托维奇村方向进攻，并夺取车站。
作为当地人，保尔告诉了古谢夫几条捷径。根据保尔提供的信息，古谢夫命令队伍一分为二，通过大范围的迂回，对“敌军”进行包夹。最后，别列兹多夫大队欢呼着冲进了车站。经过评判，这次行动是所有演习中最成功的。
别列兹多夫大队完全占领了车站，而保卫车站的一方被判定“损失”一半的兵力，不得不撤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第二大队的另一半兵力。他已经下令让士兵们进行部署。他正与第三大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一起站在大街中央，这时一名红军战士向他跑了过来。
“政委同志。”他气喘吁吁地说，“队长让我来问一下，机枪手是不是已经守在铁路道口了，演习委员会的委员马上就要过来视察。”保尔和第三大队的领导同志一起来到了路口。团司令部的领导们早就到了。他们祝贺古谢夫取得演习的圆满胜利。而战败一方的代表则局促地站在旁边，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几句。
古谢夫说：“头功应该给保尔。他就在这里长大，是他给我们安排的这个路线。”团参谋长骑马来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看来腿肿了也没影响跑步啊。原来骑马只为了出风头，对吗，同志？”他还想再说几句，但是看到保尔的脸色不好，就赶紧悻悻地离开了。
保尔问古谢夫：“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古谢夫拍了拍保尔的肩膀说：“听我的，不要理他。他叫楚扎宁，好像之前是个少尉。”
保尔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是他绞尽脑汁也没能想起来。很快，一周的演习结束了，别列兹多夫大队凯旋。疲惫的保尔没有随队返回，而是回到母亲家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他每天都睡足了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去调车场看望哥哥阿尔焦姆。在这个烟熏火燎的房子里，保尔感到很自在。他猛吸了一口夹杂煤烟的空气，还是熟悉的味道。这才是保尔最想来的地方。这里的一切是如此亲切，自己在之前却仿佛完全忘记了这里。就好像上岸的水手怀念大海一样，几个月没听到发动机轰鸣声的保尔十分怀念作为司炉工和电工的时光。思考良久，保尔才缓过神来。保尔跟他哥哥的交流不多。此刻的阿尔焦姆正在一个便携式锻造炉旁边工作。他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他从未抱怨，但从他额头上新添的皱纹，保尔能看出来，他的日子不好过。
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分别了。在铁道口，保尔勒住马，一直回头看向车站。随后，他骑上马，消失在了树林中。
森林里的道路现在已经非常安全了。所有的匪帮都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歼灭。周围的村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这天中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波列维赫跑到区委员会的门廊里迎接他。“欢迎回家！”她笑着说，“我们都很想念你！”说完便搂着他的胳膊进了门。
“拉兹瓦利金去哪了？” 保尔边脱外套边问她。 “我不知道，”波列维赫有些不情愿地说，“哦，我想起来了。他今天早上说要去学校上社会学的课，他还说这是他的工作，跟你没有关系。”
保尔听完有些不悦。他一直都不太喜欢拉兹瓦利金。他在心里琢磨：“那家伙还不知道会在学校里搞出什么乱子。”保尔对波列维赫说：“算了，别理他了。你跟我说说，咱们这里有什么好消息吗？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吗？那边的年轻人怎么样？”
保尔说完便靠在沙发上，放松着疼痛的四肢。波列维赫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保尔：“前天，拉基蒂娜被批准成为候补党员。这样一来，我们的波杜布齐支部就又壮大了。拉基蒂娜人特别好，我很喜欢她。其他的老师也逐渐向我们靠拢，有的已经加入我们支部了。
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经常一到晚上就去利西岑家里碰面。三人坐在那张大书桌前学习，一直到凌晨。
卧室的门关上了，利西岑的妻子和妹妹都在屋里陷入了熟睡。屋外的三个人围在一起，研究眼前这本薄薄的书。怕惊扰到卧室里的两位女士，他们尽量压低声音交流。利西岑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学习。可即便如此，保尔每次下乡回来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又落后了一大截。
一天，波杜布齐传来噩耗，团支部书记格里舒特卡在前一天晚上被人暗杀了。保尔忘记了腿上的酸痛，立刻冲向执行委员会的马厩。他跨上一匹马，就向边境疾驰而去。
格里舒特卡的遗体躺在苏维埃村部的桌子上。遗体旁边摆着杉树枝，苏联的红旗盖在他身上。一名哨兵和一名团员在门口站岗，在上级领导过来之前，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进来。保尔走进屋里，来到桌子旁边，慢慢掀开了那面红旗。
格里舒特卡脸色蜡黄，头歪向一边。也许是死前太过痛苦，他的眼睛瞪得老大。他的后脑勺被利器敲碎的地方现在盖着一根树枝。究竟是谁下此毒手，夺走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他是家里的独子，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父亲曾在磨坊打工，之后加入贫农委员会，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儿子的意外离世让这位母亲目光呆滞地躺在**，周围的邻居都在设法安慰她，生怕她一时想不开。格里舒特卡静静地躺着，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害死了他。
格里舒特卡的死激起了全村人的愤慨。作为一位年轻的团支部领导，他一直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他没有什么仇家，村子里的人几乎全都是他的朋友。拉基蒂娜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也十分难过。她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伤心地掉眼泪，低头哭泣的她甚至完全没意识到保尔回来了。
“拉基蒂娜，你觉得这是谁干的？”保尔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声音嘶哑地问道。
“肯定是磨坊那伙人。他们一直把格里舒特卡当作眼中钉。”
两个村庄的人都来参加了格里舒特卡的葬礼。保尔带着民兵大队和别列兹多夫的全体共青团员来送他最后一程。加夫里洛夫也召集了二百五十名哨兵在苏维埃村部前面的广场上列队送葬。在悲伤的旋律下，大家把裹着红旗的棺材抬到了广场上。广场旁边安葬了内战中阵亡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现在，格里舒特卡也将在此长眠。
格里舒特卡生前守护的这些人现在全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到场的农民们全都发誓支持共青团，每个人都在格里舒特卡的墓前愤怒地表示要将凶手绳之以法，把凶手抓到广场上进行审判，让所有人看到凶手的丑恶嘴脸。
哨兵们朝天鸣放了三排枪，人们在他的坟墓上铺上了一层树枝。当晚，拉基蒂娜被选为支部的新书记。哨所给保尔送来了消息，哨兵们正在搜寻凶手的踪迹。
一周之后，第二次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拉开帷幕。利西岑在大会上庄重地宣布：“同志们，我很高兴向大会进行报告。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地区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匪帮势力也已经连根拔起，走私活动也基本绝迹。我们在农村形成了强大的贫农组织，团组织扩张为原来的十倍，党组织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富农在波杜布齐谋杀了我们的同志——格里舒特卡，现在我们已经抓获了凶手——磨坊主和他的女婿。本案将交由省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几个村的代表团已向大会提请决议，要求对这些匪徒和罪犯处以极刑。”
大会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赞成！赞成！苏维埃的敌人必须死刑！”波列维赫来到侧门，向保尔招了招手。
她在走廊交给保尔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紧急”的字样。保尔打开信件读道：
致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抄送区党委
根据省委的决定，将保尔·柯察金同志从区里调回省委，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保尔不得不和工作一年的别列兹多夫道别。在他离开前，区党委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二是在他卸任团委书记之际，对其工作成果进行鉴定。
临别之际，利西岑和波列维赫紧紧握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保尔骑着马准备上路的时候，十几支手枪朝天鸣响，对他的离别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