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没有让保尔就此屈服，他再一次获得了胜利，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了。在**躺了足足一个月之后，他才能下床走路。不过此时的他面色苍白，双腿无力，只走几步就要扶着墙站立着。在母亲的帮助下，保尔走到窗边，凝视着大街上的景色。外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一个又一个小水坑倒映着初春的阳光。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度春花红。
窗户前面的樱桃树上，一只灰胸脯的麻雀正在啄着羽毛。它的头扭来扭去，仿佛偷偷地瞥了他好几眼。“看来你和我都撑过了这个冬天，对吗？”保尔轻轻地敲了敲窗户说道。
母亲惊讶地看向外面，然后对保尔说：“你在和谁说话呢？”保尔笑着说：“是一只小麻雀，它已经飞走了，这个小淘气。”
又休养了一段时间，保尔打算回到镇上，因为他现在不靠母亲也能行走了。但实际上，保尔还没有完全康复，莫名的病痛依然在折磨着他。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脊椎上传来的剧痛让保尔直接瘫倒在地，他费了好大劲才回到屋里。第二天他就去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医生在检查保尔的后背时，发现了他的脊椎上有一个深坑。医生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
“这是在罗夫诺打仗的时候弄的。一门三英寸口径的大炮击中了我们身后的公路，一块石头砸到了我的后背上。”“你被砸了之后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吗？没影响你走路吗？”“没有。被砸到之后确实无法起身，不过也就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骑马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犯病。”
医生变得非常严肃，仔细检查了保尔的旧伤，然后说：“小伙子，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人的脊椎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震动和摇晃。但愿你的病今后不再发作。”
检查完毕，保尔穿上了衣服，而医生的脸上流露出同情和担心。
阿尔焦姆和妻子一家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名叫斯捷莎，是个相貌平平的农妇，出身贫苦。一天，保尔去她家找阿尔焦姆。脏乱的小院子里有个斜眼的小男孩正在玩耍，他抠着鼻子，盯着保尔说：“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要偷东西？再不滚蛋当心我妈揍你。”
破旧的小屋里，有个人从小窗探出头，正是阿尔焦姆：“保尔，快进来！”保尔进屋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正在壁炉旁边忙活，她的面色有些蜡黄，好像牛皮纸一样。似乎是因为保尔碰到了碗碟，老太太的眼神有些不太友善。壁炉旁边还有两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脏兮兮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保尔这个外人。
阿尔焦姆局促地坐在桌旁。他知道，母亲和弟弟都不同意这门婚事。阿尔焦姆之前有一个相处三年的女友加利娅。她是石匠的女儿，长得漂亮不说，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可任谁都无法理解，作为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阿尔焦姆为什么会和加利娅分手，转而娶了蠢钝无知的斯捷莎，为此不惜辛勤供养这个穷苦的五口之家。修车厂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可他下了班还要继续耕作。他想通过努力来改变这个家的现状。
保尔说他这是退化到小资产阶级了，阿尔焦姆能懂他的意思。保尔环顾了一下哥哥的新家，两个人又聊了一些稀松平常的话题。随后，保尔起身要走，但是阿尔焦姆拦住了他。
“别急着走，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很快就会把牛奶送进来。你明天就要离开了吗？你确定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回去工作吗，保尔？”
斯捷莎进屋问候了保尔，随后就让阿尔焦姆陪她去谷仓搬东西。现在屋子里只有保尔和那个古怪的老太婆。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手里的炉钩子，开始嘟囔着做起祷告来。
“主啊，这些该死的家务活几乎让我没时间做祷告了！”她摘下围巾，瞥了一眼保尔，然后走到房间一角。这些圣像由于年代久远而显得暗淡无光，她把瘦骨嶙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在胸前比画了一个十字，随后便低声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院子里的小男孩跳到一头黑猪身上，只见他敏捷地叉开腿，抓起猪背上的鬃毛，像一个骑士一样高声呐喊道：“驾，驾！吁！”黑猪在院子里横冲直撞，想要把后背上的男孩甩下来，但这个斜眼的淘气包似乎经验丰富。老太婆听到声音结束了祈祷，把头伸出窗户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快给我下来！当心我扒了你的皮，你这个扫把星！”
小男孩最终还是被甩了下来，黑猪晃着它那低垂的大耳朵，好像一个胜利的将军。老太婆很满意，又回到圣像前面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小男孩出现在门口，脸上满是泪水。他用袖子擦着刺痛的鼻子，呜咽着说：“奶奶，给我一张烙饼。”
老太婆回过头，恶狠狠地说：“你这邪眼的灾星，没看到我在祈祷吗？小犊子，我让你尝尝烙饼的滋味！”说着便拿起凳子上的皮鞭。男孩吓得赶紧开溜，两个小丫头则乐得咯咯笑。
被打断两次之后，老太婆继续进行祈祷。保尔不想再等阿尔焦姆了，于是起身准备离开。关栅栏门的时候，保尔注意到老太婆又从小窗户那里探出头，鬼鬼祟祟地盯着他。
“阿尔焦姆是被谁勾了魂吗？摊上这样的家庭，他还怎么进步？到时候斯捷莎每年都给他生一个孩子，他这辈子也不用干别的了，说不定连修车厂的工作也保不住。”想到这些，保尔的脸上满是忧郁。走在小镇荒凉的大街上，保尔暗自感叹道：“唉，我还想发展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呢。”
一想到明天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和他亲爱的同志朋友们会合，保尔的脸上又泛起笑意。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人来人往的大街，有轨电车的轰鸣，以及川流不息的汽车，这些都让保尔向往无比。壮观的厂房、烟熏火燎的车间、那些机器……不过，最吸引他的还得是浓烈的机油味和转个不停的巨型齿轮，这些东西甚至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老家的大街上冷冷清清，这让保尔觉得有些压抑，眼前的景色让他觉得陌生。即便是白天，走在大街上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走过几个围坐在一起的妇女，他甚至听到了她们讨论的闲话：“那个丑八怪是谁家的啊？”“他可能得肺痨了，肯定是。”“看他穿的这件皮夹克，肯定是偷的。”还有更多诸如此类的闲话，保尔实在是觉得恶心。
这里已经不是保尔的故乡，他的内心早已在另一个地方生根发芽。大城市对他来说更加亲切，同志间的友谊，党交给的任务，都变成了连接保尔和大城市的纽带。
保尔回过神来，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松树林跟前。他在路口驻足，往右走就是那所旧监狱。一排削尖的木头是监狱的栅栏，再往远处可以看见医院的白楼。
保尔还记得，瓦莉亚和同志们就是被绞死在了眼前这片宽阔的土地上。他默默地在绞刑架这里站了一会儿，随后走下陡坡，来到一处公墓。这里沉睡着白色恐怖下受害的英灵。
不知道哪个好心人把松树枝铺在坟墓上，还给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陡坡上面是笔直的松树，嫩草好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整个山坡。
小镇的郊外永远都有一种忧郁的安静。春风吹过，树木低声细语，大地生机盎然。在这个地方，保尔想起了他的同志们。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为那些出身贫寒的人能拥有美好的生活，从而逃脱生而被奴役的命运。
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悲伤的情绪排山倒海一般涌进他的身体。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他的一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人应该抓紧生活、充分生活，否则病痛和意外会随时终结他的生命。
带着这样的想法，保尔离开了公墓。
保尔的母亲正在闷闷不乐地给他打包行李。保尔注意到了她悄悄抹去的泪水。“保尔，我的孩子，你就不能留下来吗？我老了，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唉，孩子再多都没用，长大后都会离开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就不能留下来吗？难道是城里的短尾巴鹌鹑把你给迷住了？你们两个小子从来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阿尔焦姆说都没说就把婚结了，你更是！要不是你生了病，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母亲一边低声抱怨着，一边把儿子的几件行李装进干净的袋子里。
保尔搂住母亲的肩膀：“我的妈妈，什么鹌鹑啊？人怎么能和鸟谈恋爱，难不成我变成一只雄鹌鹑了？”母亲听完笑了出来。保尔又说：“妈妈，我发过誓。我要等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消灭了以后再考虑个人问题。您不要觉得完成这件事还需要等很久很久。不会的，妈妈，资产阶级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共和国。那时候，所有的人，包括你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长辈，都可以去意大利度假。那里温暖如春，永远不会有我们这样寒冷的冬天。到时候，我们让您住在有钱人的宫殿里，您还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滨美景，顺便晒个日光浴，让沙滩的阳光给您的骨头补补钙。到时候，我们还要去消灭美洲的资产阶级。”
“我的孩子，你刚才说的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不过我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这倒让我想起了你的水手爷爷，他年轻时就像你现在这样，每天都在胡思乱想。这个老顽固，愿上帝宽恕他。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来的时候就只剩一只胳膊一条腿了。他们给他胸前挂上两个十字勋章，还有两块绑着丝带的五十戈比银币。你爷爷是个命硬的人，可惜死的时候穷困潦倒。有一次，他用拐棍打了一个当官的，就因为不服软遭了一年牢狱之灾，人家才不管他立的那些战功。我看啊，他那个驴脾气全传给你了。”
“妈妈，我们能不能不要在分别的时候说这些丧气话？我的手风琴在哪？我都好久没摸过它了。”
保尔低头看向琴键，音符在他的指尖流淌。母亲听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他演奏的曲子有些陌生，那些欢快悠扬的旋律不见了，那个曾经闻名小镇的小风琴手也不见了。他的力道、他的技巧都没有变，只是这旋律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厚重。
保尔没让母亲送别，他想要自己一个人离开。他担心那一刻的离别会让母亲更难过。车站人山人海，保尔好不容易才挤上车，找了没人坐的上铺爬了上去。底下的乘客吵吵嚷嚷，叫喊声此起彼伏。
很快，大包小包的行李都被塞到了座位底下。
随着列车缓缓启动，喧闹声平息下来，车厢里逐渐安静了下来，一些乘客纷纷掏出自己准备的食物大快朵颐。
保尔很快便睡着了。
列车到站时已是傍晚，保尔打算直奔基辅市中心的赫雷夏蒂克大街。他缓缓走上天桥，眼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扶着光滑的栏杆继续向前，城市的夜景让他驻足。保尔孤零零地站在天桥上，他已经完全沉迷在眼前雄伟壮观的景象里：抬起头便能看到闪烁着的点点星光，漆黑的天空好像一层天鹅绒一样笼罩着地面；低下头又能看到散落在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广袤的大地在看不清的远方与天空合二为一。
一阵争吵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也唤醒了沉思的保尔。
听到脚步声，保尔知道有人来了。于是他告别了眼前的美景，离开天桥直奔军区特勤部。特勤部值班的同志告诉保尔，朱赫来已经很久都没回来了。
他又仔细盘问了几句，以确定眼前的年轻人真的是朱赫来的朋友。最后，他告诉保尔，朱赫来已经被派到了塔什干，负责突厥斯坦前线的工作。保尔很失望，没有继续追问就转身走了。不过，突如其来的疲倦让他不得不先在台阶上休息了一会儿。
喧闹的大街上驶过一辆有轨电车，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保尔的身边经过。女人欢快的大笑，男人深沉的低语，青年嘹亮的嗓门，老人沙哑的喘息，还有亮堂堂的电车车厢，明晃晃的汽车大灯，以及旁边灯火通明的电影院：这人来人往的大街，这络绎不绝的商铺，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大城市的夜晚才会如此热闹！
城市的喧嚣让保尔暂时忘记了刚刚的失落。既然朱赫来不在，那他要去找谁呢？找他的朋友们？可是索洛缅卡离得太远了。保尔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大学街的那栋房子，那里倒是很近。当然，这可不是他临时起意，毕竟他最想见的人，一个是朱赫来，另一个就是丽达。或许他还可以留宿在阿基姆家。
保尔远远地看到角落里的那扇窗户亮着灯。他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之情，拉开了楼下的橡木门。他在楼梯口站定，听到了丽达房间里传来的声音。似乎有人在弹吉他，保尔自言自语道：“哎呀，她现在都可以弹吉他了吗？一定是规定放宽了。”他轻轻地敲了敲门，随后咬住嘴唇，竭力掩饰内心的激动。
一位卷发女青年开了门，疑惑地看着保尔，问道：“你要找谁？”趁她敞开门的工夫，保尔赶紧往房间里瞥了一眼，这才知道自己白跑了一趟，但他还是追问道：“我想找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请问她在吗？”“不在了，去年一月份她就被调去哈尔科夫了。我听说她现在在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里吗？还是说他也被调走了？”“阿基姆同志也不在这里了，他现在是敖得萨共青团委书记。”一想到自己没了去处，保尔刚才的兴奋和欢乐统统一扫而空，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找个地方过夜。
“你还可以挨家挨户问问，还有哪个老朋友已经离开这里了。”他失望地自嘲道。即便如此，他还想去潘克拉托夫家碰碰运气。虽然他家住在码头附近，稍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要比索洛缅卡要近一些。
来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的时候，保尔已经筋疲力尽了。看着门上新刷的黄油漆，保尔一边敲门，一边对自己说：“要是他也不住这里了，我就谁也不找了。我不如随便找一艘船，躺进去睡一觉算了。”一个包着头巾的老太太开了门，她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老妈妈，请问潘克拉托夫在家吗？”“正巧，他也刚进屋。”
她没有认出保尔，转头就喊道：“儿子，有人找你！”保尔跟着她进了屋，把包放在了地上。潘克拉托夫正在吃晚饭，回头扫了一眼保尔说道：“如果你想找我的话，就先坐下等一会儿，我得先来一碗罗宋汤。从早上到现在，一天没吃饭了。”说着，他拿起了一个大木勺子。
保尔坐在他家的破椅子上，摘下帽子，和以前一样用帽檐蹭了蹭额头，嘀咕道：“难道我变化这么大吗？就连潘克拉托夫都认不出我了？”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口罗宋汤，发现这位客人始终一言未发。于是，他回头看向保尔说：“说吧，你找我什么事？”
看清了来人之后，潘克拉托夫拿着面包的手悬在半空。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保尔：“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你……”看到潘克拉托夫急得满脸通红，保尔忍不住笑出声来。
潘克拉托夫喊道：“小保尔，哎呀，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叫喊声，潘克拉托夫的姐姐和母亲都跑了过来。三个人仔细端详着保尔，又问了一大堆问题。最终，三个人确定了，这是保尔·柯察金本人。
等所有人都睡下了，潘克拉托夫还在跟保尔讲述过去四个月里发生的事情。
“扎尔基和杜巴瓦去年冬天就去哈尔科夫了。你猜猜这两个家伙去哪了？他们去读共产主义大学了！还是预科班！当时给了我们十五个名额，我脑袋一热也跟着报了名。我心想咱这榆木脑袋也需要开开窍。但是我是真没想到，考试委员会的那群混蛋竟然直接判我不及格！”
潘克拉托夫越想越生气，又说道：“一开始都没问题，我的条件全都符合。我有党员证，入团时间也够，履历、成分都没问题。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出问题了。”
“我和考试委员会的人吵了一架。他当时问了我一个恶心人的问题，他说：'潘克拉托夫同志，请告诉我你对哲学有什么见解？'其实吧，我对哲学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但是我以前在码头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是重点中学的学生，说做码头工人是为了体验生活。他跟我说过很多聪明的希腊人，他说那些人能够回答出所有的问题，因此他们就被叫作哲学家。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有一个人在木桶里面住了一辈子，不过我记不清那人的名字了，好像是叫迪欧吉内兹还是什么的。
“他还说其中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可以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即是白，白即是黑。我心想，这不就是骗子吗？所以一想到这个，我就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一定是想要戏弄我。于是，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哲学就是扯淡。同志，我可不想了解这个东西。如果你要问我党史，那我倒是很愿意学习。'这时候围上来好几个人，都问我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见解是从哪得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那个学生跟我说的哲学故事，结果这些人哄堂大笑，他们都笑话我。我一气之下，说道：'你们拿我当傻子吗？'然后就走了。
“后来，我在省委又见到了那个人。他给我讲了三个小时的哲学。我这才知道，原来码头那个小子才是骗子。事实上哲学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东西。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通过了考试。杜巴瓦不必说，他一直学习很好。但是扎尔基可没比我强多少，他能通过肯定是那块奖章帮上忙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原地踏步的只剩我一个了。后来，我就被安排到码头工作，他们任命我为货运码头的代理主任。我以前总跟那些个主任闹矛盾，现在我也当上主任了。哪个人敢在我面前偷懒，我就以代主任兼团书记的身份批评他，我的眼睛里可容不下沙子。好，我的事情就先说到这里，我看看还有什么事需要跟你说的。阿基姆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对了，图夫塔还在省团委工作，咱们这帮人里就他没有调动。托卡列夫现在是索洛缅卡区党委的书记。你们公社的奥库涅夫现在在区团委上班。塔莉亚在政治教育部工作。有个叫茨韦塔耶夫的人顶替了你之前在铁路修车厂的位置，不过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是在团委里见过他一两次。他看上去挺精明的，但为人挺冷淡。你还记得安娜·博尔哈特吗？她现在可是索洛缅卡区党委妇女部的一把手。好了，这些人的事我全都告诉你了。小保尔，我们的党组织了不少人去学校学习。咱们这些老朋友基本上都去党校进修了。他们还告诉我，说明年也安排我去。”
两个人一直聊到深夜。保尔早晨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去上班了。他的姐姐杜夏给保尔备好了早餐，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杜夏和她弟弟一样，身形也很壮硕。他们还聊了潘克拉托夫的轮机员父亲，不过他出海去了。
保尔准备出门的时候，杜夏提醒他：“别忘了回来吃晚饭。”
省党委还像之前那样热闹，人来人往，大门关了又开。走廊和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打字机的声音不绝于耳。
保尔在走廊里徘徊，想在这些人当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可惜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于是他直接来到了书记办公室。保尔一进屋就看到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穿蓝色高领衬衫的人。看到保尔进屋，他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了一眼。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端详着这位阿基姆的继任。书记放下笔说道：“请问有何贵干？”保尔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问道：“同志，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我的团籍，然后再把我安排回我原来的岗位。请下令执行吧。”
新书记靠到了身后的椅背上。“恢复团籍当然没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突然有些犹豫，“至于你原来的岗位，现在已经由茨韦塔耶夫接替了，他也是省委的成员。不如我们再给你安排其他的工作吧。”
保尔眯起眼睛说：“我不是想要抢走茨韦塔耶夫的位置，也不是让你选我去做党委书记，我只是想回去干我的老本行。况且我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请不要给我安排其他工作。”
新书记点点头，然后飞快地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保尔说：“请把纸条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
来到人事办公室，保尔发现图夫塔正在大声训斥他的助手。他站在旁边等了两分钟，可是图夫塔似乎越骂越起劲。保尔耐心全无，于是打断了图夫塔说：“图夫塔，你先来解决我的问题。这张纸条给你，上面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图夫塔疑惑地盯着纸条，又仔细端详了一下保尔。他突然反应过来。
“我的天啊，等一下！所以你还活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们已经把你从名单里删除了，你的团员证我也上交给中央了。而且你错过了全国团员普查，根据团中央的规定，未在普查中登记的团员都被除名了。所以你现在只能重新申请入团了。”图夫塔的语气不容置疑。
保尔皱了皱眉：“图夫塔，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是个年轻的同志，不是档案管理发霉的老油条。怎么过去了这么久，你还是毫无长进呢？”
图夫塔猛地站起身来：“请注意你的言辞。我可是这里的负责人！规定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违反的。至于你骂我是老油条的事，我会保留控告你的权利。”
图夫塔的最后一句话完全就是在威胁保尔。说完，他打了个手势表示不想再做任何交流，又搬起一摞信件放到桌子上，自顾自地看起来。
保尔正要缓步离开，可转念一想，又回到图夫塔那里拿回了书记写的纸条。图夫塔紧紧地盯着保尔，就好像一个吹毛求疵、脾气暴躁的老头。他那双大耳朵似乎永远保持着警戒状态，让人哭笑不得。
保尔讽刺地说：“既然如此，那您就治我一个破坏统计数据的罪过吧！不过我倒想请问您，对于那些没跟您请示去死就牺牲了的人，您又要给他们安个什么罪名呢？毕竟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了。我猜，您说的那个指示里没有这一条吧？”
听了这么久，图夫塔的助手实在是忍不住，终于笑出声来。图夫塔更是气得把铅笔折断，又摔到地上。不过，他还没来及说话，屋子里就嘻嘻哈哈地走进来一大群人，奥库涅夫也在其中。这些人一见到保尔就兴奋地问这问那。没过一会儿，屋子里又进来一帮年轻人，奥尔加·尤里涅娃也来了。她见到保尔是又惊又喜，赶紧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保尔把自己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同志们真挚的情感，彼此间坦**的友谊，温暖的手掌，还有轻拍的肩膀，都让保尔暂时忘记了旁边的图夫塔。
不过一番寒暄过后，保尔告诉了大家图夫塔刚刚是如何刁难自己的。这下图夫塔可算犯了众怒。尤里涅娃瞪了图夫塔一眼，就大步流星地冲向书记办公室。
“同志们，咱们都去找书记去。” 奥库涅夫搂着保尔的肩膀说道，“让他来收拾这个老顽固。”
这些年轻人全都跟着尤里涅娃来到了书记办公室。
尤里涅娃说：“应该让图夫塔去潘克拉托夫手底下干一年，让码头的潮气把他身上这股官僚味清洗干净。”看着奥库涅夫、尤里涅娃这些人都要求罢免图夫塔，团委书记倒是不慌不忙，微笑着听完他们的诉求。
随后，他安慰尤里涅娃说：“肯定要给保尔恢复团籍，我们马上就把新的团员证交给他。我同意你的看法，图夫塔同志的确有些教条，这件事的确算他失职，但是他的工作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团员的档案数据一团糟，报上来的数字也没法让人相信，但是咱们这里的人事部门真的把统计数据处理得井井有条。你们也都知道，图夫塔同志经常加班到深夜。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图夫塔同志可以调去别的地方，但如果继任的同志不能胜任人事工作，或许我们的数据也会是一团糟。那么，要不要为了杜绝官僚主义就放任秩序的混乱呢？我觉得还是让图夫塔同志留在适合他的位置吧。至于他的问题，我会对他进行批评，大家也可以监督他的工作。”
“那好，就这样吧。”奥库涅夫说，“保尔，跟我去索洛缅卡吧，你可以去参加今晚的积极分子大会。大家都不知道你回来了，到时候我们一宣布保尔回来了，他们准会大吃一惊。还好你挺过来了，要不然可真是无产阶级的损失。”奥库涅夫搂着保尔一起来到走廊。
“尤里涅娃同志，你不来吗？”
“怎么能少了我呢？”
那天，保尔没回到潘克拉托夫家吃晚饭，也没有回去过夜。奥库涅夫领着保尔来到自己在苏维埃楼的新家。他先是拿出来一大堆好吃的招待保尔，随后又搬来一摞报纸和两大叠文件，对保尔说：“你感染了伤寒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先看看这些东西，我得去上班了。晚上我们再一起去参加活动。如果觉得累，你可以躺一会儿，不必拘束。”
奥库涅夫把各种文件都塞进衣服口袋里（公文包都被他扔到床底下了，他不太喜欢用公文包），然后和保尔道别离开。
回来的时候，奥库涅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地的报纸，桌子上也乱七八糟的，这位客人甚至把床底下的书也全给搬出来了，而他正在阅读自己放在枕头下的中央文件。
“小蛮子，你快把我的家给拆了！” 奥库涅夫嗔笑道，“等等。保尔，快放下！保密文件不能随便看！我真是后悔带你来这儿了。”保尔把文件放在一边，笑着说：“我看的这个可不是保密文件，倒是你拿来当灯罩的那份才是保密的。你看，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被烤焦了！”
奥库涅夫取下文件，看了一眼标题之后懊恼地说：“我都找了三天了，就是不知道放哪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沃林采夫前几天把它做成了灯罩，然后他自己到处找也没找着。”奥库涅夫把文件叠好，压在床垫下面，随后长出一口气说：“这个事之后再说，现在先吃点东西，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参加活动。保尔，来吃饭！”
奥库涅夫从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裹着的鲱鱼干，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两片面包。他把报纸展开，然后抓起鲱鱼脑袋，使劲往桌子棱上磕。
奥库涅夫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愉快地跟保尔讲着这里的新鲜事。
奥库涅夫领着保尔从后门进到工人俱乐部里面。大厅一角，一架钢琴摆在舞台右边。塔莉亚和安娜以及铁路工厂的团员们就坐在钢琴旁边。坐在安娜对面的是铁路工厂的团委书记沃林采夫，他满脸通红，焦黄色的须发下面，披着一件褪色的黑夹克。他旁边那个手肘漫不经心地支在钢琴盖上的人就是茨韦塔耶夫。这个帅气的金发小伙子嘴唇饱满，领子上的纽扣也没系上。
奥库涅夫过来的时候正听到安娜说：“有些人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阻止新同志加入进来。茨韦塔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共青团可不是游乐场。”茨韦塔耶夫不满地反驳道。塔莉亚一看到奥库涅夫就喊道：“奥库涅夫来了。他今天笑呵呵的，好像锃亮的铜茶炊一样。”
大家纷纷围住了奥库涅夫问这问那。“你去哪了？”“咱们开始吧。”奥库涅夫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同志们，别着急。我们等托卡列夫来了再开始。”“他来了！”安娜喊道。没错，来人正是区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奥库涅夫赶紧迎上去。
“老伙计，快过来，我领你去后台见一位老朋友，保准吓你一跳！”“你要搞什么？”托卡列夫抽着雪茄问道。奥库涅夫没有回答，而是直接拽起他的袖子。
奥库涅夫用力摇响铃铛，工人俱乐部里顿时变得肃静。托卡列夫身后有一本镶嵌在松树枝里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马克思正凝视着这场大会。奥库涅夫宣布大会开始，但托卡列夫还是忍不住看向等在过道里的保尔。“同志们，在议程开始之前，有一位同志想讲两句。托卡列夫和我都决定先让他来说。”
大厅里赞同的声音不绝于耳，奥库涅夫赶紧喊道：“有请保尔·柯察金同志进行演讲！”现场至少有八成的人都认识保尔。当他们看到这个苍白消瘦的身影出现在台上的时候，还不等他开口，下面就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呼喊声。
“亲爱的同志们！”保尔竭力抑制自己的兴奋，“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当中来了！我感觉非常开心。我看到了好多我的老朋友。我知道索洛缅卡现在的团员人数比之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我们再也不用把时间浪费在做打火机上面了。老旧的车厢也被拖出来，进行彻底的检修工作。这些都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正在重获新生，正在积蓄力量。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生活吗？我怎么能在这样美好的时候死去呢？”保尔目光如炬，笑着说道。
伴随着掌声和欢呼声，保尔走到台下，来到安娜和塔莉亚旁边。他和几个人握手致意，然后朋友们给他腾出一个座位。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的手上，用力地握住他。安娜的睫毛轻轻颤动，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神里饱含着惊喜与欢迎。
日子虽然过得飞快，但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保尔会在早上制订一天的计划，但他总是特别苦恼，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却总是太少。他搬到了奥库涅夫家，现在在做见习电工。
奥库涅夫想让保尔加入团委的领导班子，但保尔觉得此举不太妥当，因此拒绝了这个提议。两个人因为这件事争论了很久，最后奥库涅夫只能暂时同意。“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却躲在车间里。”奥库涅夫反驳道，“别拿你的病说事，我也得过伤寒病，但我照样拄着拐杖上了一个月班。别糊弄我，小保尔，我还不知道你？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快告诉我。”保尔回答道：“奥库涅夫同志，你还真说对了。我想学习。”
“我就说嘛！”奥库涅夫得意地喊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别的原因！难道就你一个人想学习吗？我看你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忙得团团转，你倒想趁机学习。这可不行啊，小伙子，明天就去组织部报到吧。”
不过，经过一番争论，奥库涅夫还是妥协了：“那好吧，再给你两个月时间，我已经很宽限了，希望你能心存感激。不过我可要提醒你，茨韦塔耶夫这个人可不大好相处。”
保尔的回归的确让茨韦塔耶夫担心。他觉得这标志着一场权力的斗争即将开始。大家对保尔的热情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他早已准备好进行顽强的抵抗。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想多了。保尔在得知自己即将被选拔为干部的时候，马上来到铁路团委找到书记茨韦塔耶夫，告诉他自己和奥库涅夫的约定。在车间团支部里，保尔只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从来没想过要加入支部委员会。不过，虽然他不是领导干部，但他的影响力却比领导还要大。保尔还悄悄帮助了茨韦塔耶夫好几次。
一天，茨韦塔耶夫刚走进车间就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团支部的所有成员，甚至还有三十多个非党团的小伙子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扫卫生。窗户让他们擦得锃亮，车间里的垃圾全被运到了屋外，甚至是机器里积留多年的油污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再看保尔，双手攥着一块大墩布，正在使劲擦着地面上的机油污渍。
“你们在干吗，大扫除吗？”茨韦塔耶夫问保尔。“这里太脏了，可能二十年里都没人打扫。我们想在一周之内让这里焕然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道。茨韦塔耶夫不知道说什么，耸耸肩就离开了。
这些小伙子打扫完车间内部，又开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一直都被当作垃圾场，各种各样的废弃装备都堆在这里，上百个车轮和轮轴，堆成山的锈铁、铁轨、减震器和轴箱——几千吨的铁件就这么被扔在外面生锈。不过工厂的领导却叫停了他们的行动，领导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院子里的活可以等等再说。”
电工们在车间的门口用砖石铺出来一小块区域，又用废铁丝编出来一个地垫铺在上面，然后就停止了清理工作。但是下班之后，清洁工作还在继续。一周之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兹回来的时候，车间里已经焕然一新。窗户上的油污和灰土全都不见了。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把柴油发动机上的铜件照得闪闪发亮。机器上的重型部件全被刷上了绿漆，甚至有人给轮辐刷上了黄箭头。斯特里兹看完赞不绝口。
车间的角落里，还有几个人正在进行收尾工作。斯特里兹准备过去看看，正好遇到提着油漆桶的保尔。“等一等，我的朋友，”总工程师说，“我很赞赏你们的工作，但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油漆呢？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随便使用油漆。这些油漆非常宝贵，只能用来粉刷火车头，怎么能随便浪费呢？”
“这些油漆是从废弃的油漆罐底刮下来的。我们只用两天就刮出了大约二十五升油漆。工程师同志，我们没有违反任何规章制度。”工程师轻轻地嗯了一声，似乎有些难为情：“那就继续吧，同志们。不过这很有意思，你们为什么要自愿对车间进行大扫除呢？难道这些工作都是在下班时间完成的吗？”
保尔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他说：“当然，不然您以为呢？”“我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没什么好惊讶的，斯特里兹同志。谁告诉你布尔什维克不会打扫卫生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到时候你就瞧好吧。”
保尔说完，小心地绕开斯特里兹。他怕把油漆溅到这位工程师身上。
每天晚上，保尔都会去公共图书馆学到深夜。他已经和三个图书管理员成了朋友。通过他过人的口才，他现在可以自由借阅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保尔会支起梯子，在藏书里仔细翻阅。这里的藏书都比较古老，当代文学只占一小部分——有内战时期的宣传册、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一些其他的书。
在旧书堆里，保尔翻出来一本《斯巴达克斯》。他花了两个晚上看完了这本书，然后把它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了一起。保尔在那段时间里特别喜欢这种带有革命情怀的书。
不过图书管理员不太在乎保尔的行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
一件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事情突然打乱了工厂团支部平静的生活：一名懒散的麻脸翘鼻子维修工，也是团支部成员，科斯蒂亚·菲丁，在钻铁板的时候钻坏了一支昂贵的进口钻头。而这场事故却不仅仅归咎于他的粗心大意，甚至完全是他故意为之。
事情发生在早晨。工长霍多罗夫让科斯蒂亚在铁板上钻几个洞。科斯蒂亚一开始不想做，但是工长坚持让他钻，于是他就拿起一块钢板开始操作。霍多罗夫平时就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作为一个前孟什维克，他不仅不愿意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活动，而且还对这些小伙子不屑一顾。不过他的业务能力十分突出，并且一直兢兢业业。霍多罗夫发现科斯蒂亚正在“干”钻，没有给钻头上油。于是他赶紧冲到旁边，关停了机器。
“你是没长眼睛吗？你是不会用钻头吗？”霍多罗夫大声地斥责科斯蒂亚。显然，科斯蒂亚知道这么做会损坏钻头。科斯蒂亚骂了他几句，又重新启动了机器。霍多罗夫扭头就要去找车间主任投诉，而科斯蒂亚一边让机器运转着，一边赶紧去找注油器，这样等主任来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任何异常。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科斯蒂亚拿回注油器的时候，钻头直接断掉了。车间主任通报了这件事，要求开除科斯蒂亚。但团支部却站在科斯蒂亚这边，认为这是霍多罗夫对年轻同志的打击报复。车站领导坚持开除的决定，并将此事交由团支部开会决定。一场大战就此开始。
团支部共有五个委员，其中三个都支持处分科斯蒂亚，并把他调到别的岗位。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人之一。其他两人则认为完全不需要处分科斯蒂亚。
这场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办公室举行的。他的屋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桌子周围的长凳和方凳都是木匠车间的年轻同志们制作的。其他三面墙上都挂着伟人的肖像，而桌子后面的那堵墙则完全被铁路修理厂的旗帜覆盖。
茨韦塔耶夫原来是一名铸工，依靠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一路扶摇直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名“全职”的团支部领导。如今的他既是区团委的领导之一，也是省委委员。没来火车修理厂之前，他在机械厂当铸工。自从来到这里，他就一直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粗心大意的人，从一开始就打压了其他共青团员的积极性。他坚持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但是在发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之后，他又会愤怒地指责副手们的作为。
办公室的装修也是在他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屋子里面唯一一把软皮椅子是从工人俱乐部搬过来的，茨韦塔耶夫正坐在这把椅子上主持这场内部会议。就在霍穆托夫准备发言的时候，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茨韦塔耶夫皱了皱眉。外面的人又敲了一遍，卡佳·泽耶诺娃起身去开门。发现门外的人是保尔，于是她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刚准备找个空座位坐下，茨韦塔耶夫就叫住了他：“柯察金同志，我要提醒你，这是一场内部会议。”保尔气得脸通红，他缓缓转向桌子：“不用你说。我只是想听听你们对于科斯蒂亚的处理意见。而且，我对此也有问题要说。怎么，你要反对我出席吗?”
“我不反对，但是你应该知道内部会议只有领导班子的成员才能参加吧？来的人越多，就越难处理好这个问题。不过既然你来了，那就坐下吧。”保尔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他的额头上又多出来一道新的皱纹。“搞这么多形式主义做什么？”霍穆托夫想要替保尔解围。保尔摆摆手没让他继续说下去，然后就坐下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 霍穆托夫继续发言，“霍多罗夫的确跟我们立场不合，但是我们也要按纪律说话。如果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意地破坏钻头，那我们也不用开展工作了。此外，我们也给那些非党团的工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我看我们必须对科斯蒂亚处以严重警告。”
茨韦塔耶夫打断了霍穆托夫，开始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十分钟之后，保尔终于弄明白这群人的态度了。在投票表决之前，保尔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极不情愿地批准了。“同志们，我想谈谈我的观点。”保尔的声音特别严厉，“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科斯蒂亚的行为还不是最恶劣的。这是我昨天收集到的一些数据。”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这些都是我从考勤本上看到的，请大家认真听我讲。团员当中，每天都会有百分之二十三的人迟到十到十五分钟，这都快变成潜规则了。每个月都会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无故旷工一到两天。在这些旷工的人当中，有百分之十四都是年轻的非党团工人。同志们，这些数字要比皮鞭子打在身上还要痛。我还记下几个数字：党员之中，百分之四的人每月旷工一天，还有百分之四的人存在迟到现象。而在非党团的工人之中，百分之十一的人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的人经常会迟到。我们再看损坏工具的数字，年轻人竟然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还有百分之七的人都是新手。根据上述数据，我现在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共青团员做得比党员和其他老同志差得多得多。不过并非每个车间都是如此。铸工车间就表现得非常好，电工车间也还不错，但是其他车间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在我看来，霍穆托夫同志关于纪律的发言还不够全面。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消除这股不正之风。我不是想在这里鼓动大家去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赶紧遏制住这股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的歪风邪气。老工人们都诚恳地说，从前给老板和资本家打工的时候，大家比现在要认真多了。为什么我们当家做主了以后反而都学会偷懒了呢？这个问题不应该简单地归因于科斯蒂亚或者其他个别人。我们所有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过错。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与邪恶斗争，反而拿各种借口和托词为科斯蒂亚这样的人辩护。
“萨莫欣和巴提利亚克刚刚说了，科斯蒂亚是个好人，是积极分子，是最可靠的同志。弄坏了钻头算得了什么？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弄坏东西？他可是团员，是布尔什维克。霍多罗夫虽然是工长，可跟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人问过霍多罗夫的意见吗？他虽然爱发牢骚，但是人家有三十年的工龄。先不谈他的政治立场，就事论事，他的做法没有问题。虽然不是党团成员，可人家知道保护国家的财产。可我们呢？我们非但没有保护，反而故意毁坏昂贵的进口设备。你们觉得谁对谁错？我认为，我们现在就要打响第一枪，是时候肃清风气了。
“科斯蒂亚消极怠工，无组织无纪律，严重干扰正常的生产。我提议把他开除团组织，再把他的行为公布在黑板报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以文章的形式，把刚才提到的数字也公布出来。不要担心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的队伍足够强大，他们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共青团里的大多数成员是好同志，有六十个人经受过博亚尔卡的考验，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难题。但我们也要彻底改变对于这类事情的态度，绝对不能姑息。”
茨韦塔耶夫感到非常意外，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为何突然变得这么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虽然他也觉得保尔说得没错，但内心的芥蒂让他选择站在保尔的对立面。他开始觉得保尔的言论是在严厉地批评整个组织，甚至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茨韦塔耶夫开始驳斥保尔，首先便是斥责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做辩护。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辩论，这场会议最终迎来了尾声。会场上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大多数人选择支持保尔。面对这样的局面，茨韦塔耶夫做出了一个违反民主的决定：在最后的投票表决之前，他命令柯察金离开会议室。
“很好，茨韦塔耶夫。我可以走，但你这么做并不光彩。我想警告你，如果你继续固执己见，那么明天的全体大会上，我不介意把刚才的发言再说一遍，到时候大家会支持谁你心里应该清楚。你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茨韦塔耶夫。霍穆托夫同志，在召开全体大会之前，我认为你有义务在党组织内部解决这个问题。”茨韦塔耶夫反驳道：“别以为我会怕你。我会亲自向党组织汇报这件事情。此外，我还会汇报你的所作所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工作，那就不要来打扰其他人。”
保尔没再说话，关上门便离开了。他摸了摸滚烫的额头，随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径直走向门外。来到大街上，保尔赶紧深吸一口气。他点燃一支烟，直奔巴蒂耶瓦山丘，托卡列夫家的小房子就在这里。进屋之后，保尔发现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
托卡列夫赶紧招呼保尔：“快来，咱们听听有什么新闻。达里亚，给保尔盛一碗粥。” 达里亚·福米尼奇娜是托卡列夫的妻子。她身形高大，体态丰腴，和身旁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给保尔端上来一碗小米粥，随后捏起白围裙的一角擦了擦嘴唇，亲切地说：“快吃吧，亲爱的。”
托卡列夫还在修车厂工作的时候，保尔就经常来他家里。夫妻俩都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今天是保尔回到基辅之后第一次登门拜访。
托卡列夫饶有兴致地听着保尔的讲述。他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偶尔轻哼一声，剩下的时间都在忙着用勺子舀碗里的粥。喝完一整碗之后，托卡列夫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的大胡子，然后清了清喉咙。
他说：“你做得没错，保尔。我们早该提出这个问题。铁路工厂是咱们这个地区党团成员人数最多的地方。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你和茨韦塔耶夫吵起来了吗？这可不太好。他的确有点狂妄，但是你以前不是很擅长和年轻人打交道吗？对了，你在工厂里到底做的什么工作？”“我在其中一个车间工作，各方面的内容都有涉及。我还在团支部里负责政治学习的工作。”
“那团委的工作呢？”
保尔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我觉得我的腿还没有完全康复，因此我只是在做一些学习工作。团委那边我还没有正式开始。”
“这就是问题所在。”托卡列夫赶紧说道，“要不是你还没恢复好，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
“好多了。”
“好，那就从现在开始认真工作吧，别再拿自己当外人了。总是靠边站能把事情办好吗？你这样就是在逃避责任，你心里清楚得很。这样，从明天开始，你就去团委工作吧。我明天会和奥库涅夫交代这些事情的。”托卡列夫的语气根本不是在责备。保尔赶紧拒绝：“大叔，你别和奥库涅夫说。其实是我告诉他先别给我安排工作的。”
托卡列夫吹了吹胡子，说道：“是你要求的？那他就这么答应了？真拿你们这群年轻人没办法。孩子，你还是像之前那样给我念念报纸吧。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行了。”
团委会的多数意见得到了铁路党委的支持。所有的党团组织都需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制定生产纪律，树立劳动模范。茨韦塔耶夫在党委会上被严厉地训斥了一番。他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党委书记洛帕欣的质问让他无话可说。洛帕欣患有多年的结核病，蜡黄色的脸让茨韦塔耶夫不敢强词夺理，只能承认了自己在部分工作中的错误。
第二天，墙报上刊登出一系列文章，这在工厂内部引发了热议。好多人大声地念了出来，大家纷纷对这些文章展开讨论。平时，参加的团员大会人并不多，但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关注这些文章里提到的问题。科斯蒂亚被开除了，团委迎来了一位负责政治教育的新干部，就是保尔·柯察金。大厅里格外肃静，大家都在认真聆听涅日达诺夫同志的讲话。他提到了铁路工厂在新阶段的新任务。
大会结束后，茨韦塔耶夫发现保尔正在外面等他。保尔说：“咱们一起吧，我有话对你说。”“你想说什么？” 茨韦塔耶夫没好气地问道。
保尔抓起茨韦塔耶夫的胳膊，把他拉到了不远处的长凳旁。“不如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保尔说完就坐了下去。茨韦塔耶夫抽了几口烟，也坐了下来。保尔直接开口问道：“茨韦塔耶夫，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茨韦塔耶夫假装惊讶地说：“你是要聊这个？我还以为有什么正事呢。”
保尔把手按在对方的膝盖上说：“别装了，茨韦塔耶夫，不用跟我打官腔。你就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茨韦塔耶夫往旁边扭了一下，没好气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哪里针对你了？当初是我主动要求你来团委工作，你自己拒绝了，你忘了吗？现在反倒来指责我的不对了。”
保尔没有理会他的狡辩，手依然放在对方的膝盖上，说道：“如果你不想说，那我来替你说。你觉得我挡了你的路，你觉得我一直想要跟你争这个书记，不是吗？不然你为什么在科斯蒂亚的事情上跟我吵架？你这样做会妨碍到我们的工作。如果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那我不会来找你说这些，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需要一起共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开展工作？你给我听好，我们之间不能存在误解。我们都是工人出身。如果你也觉得我们的事业大于一切，那就把你的手伸给我，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但如果你仍然放不下那些荒谬的念头，还是把我当成敌人，那么在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阻碍都会导致我们之间的对立。所以，我已经伸出了代表同志友谊的手，希望你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当茨韦塔耶夫粗大的指节放在了自己的手掌上时，保尔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满足感。
一周过去了。区党委的工作人员都下了班，办公室也变得冷清。不过托卡列夫还在加班。他正坐在椅子上学习最新的报告，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进来！”
保尔进来了，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桌子上。托卡列夫问道：“这是什么？”“大叔，我不能再逃避责任了。是时候开始工作了。如果你也同意的话，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标题，又看了看眼前的保尔，拿起了钢笔。在标题“介绍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同志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的下面，他认真地写下了日期“一九〇三年”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了，我的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个老头子蒙羞。”
房间里热得让人喘不上气来，所有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紧冲到外面，去索洛缅卡的栗子树荫底下乘凉。“保尔，快结束吧。我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下去了。”茨韦塔耶夫恳求道，他热得满头大汗。喀秋莎和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
保尔合上了书，宣布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正当大家准备出去的时候，墙上那个老式的爱立信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接听了电话，不过屋子里太过嘈杂，他要喊得很大声才能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随后，他放下听筒看向保尔说道：“有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专列停在车站，车厢里的灯泡坏了，估计是线路的问题。火车还有一小时发车。保尔，你赶紧带上工具去看看吧。”
两节卧铺车厢停在一号站台，车厢上的铜件打磨得闪闪发亮，加宽的玻璃窗也十分引人注目。一个车厢里灯火辉煌，另一个则是一片漆黑。保尔走到奢华的卧铺车厢旁边，正要抓住把手进入车厢。突然，一个身影从墙角冲过来，抓住保尔的肩膀问道：“你要去哪里，公民？”保尔觉得这个声音并不陌生，回头一看，这个人身穿皮夹克，戴着宽檐帽，鹰钩鼻子上面是一双满是防备与怀疑的眼睛。
原来是阿尔秋欣，他刚才没认出来保尔。意识到是自己人后，他放开了抓在保尔肩膀上的手，眼神也没有那么严肃了，但他还是疑惑地看着保尔手里的工具箱问道：“你要去哪啊？”保尔简单地说明了情况。这时，又一个人从车厢后面走过来：“稍等一下，我去叫他们的列车员过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的时候，几个打扮精致的旅人正坐在里面。一个妇女坐在桌旁，桌上铺着大马士革玫瑰图案的桌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对面的高个子军官有说有笑的。看到保尔过来了，他们都下意识地停止了交谈。
保尔迅速检查了走廊里的线路，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保尔走出车厢继续查找故障点，粗脖子列车员身穿印着波兰鹰的铜扣制服，一直跟在保尔身后。“我们去另一节车厢看看吧，问题应该出在那里。这里没什么问题，电池也是正常的。”
列车员打开门，他们两个人来到了漆黑一片的走廊。保尔打着手电筒检查线路，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之后，走廊的第一盏灯重新亮起，不过灯光却有些昏暗。保尔对列车员说：“车厢里的灯泡全都烧坏了，必须要换新的。”“那我需要去找那位太太，车厢钥匙在她那里。”列车员不想让保尔一个人留在车厢里，于是让他跟自己一起去拿钥匙。
那个妇女先走进了包厢，保尔跟在她的后面。列车员站在外面，堵住了车厢的入口。保尔朝包厢里打量，两个精致的皮箱映入眼帘，一件丝织的披风随意地扔在沙发上，窗户下面的桌上摆着一瓶香水和一个孔雀石的化妆盒。女人坐在沙发的一角，捋了一下自己的秀发，看着保尔干活。“太太，请允许我出去一下好吗？”列车员艰难地弯下自己的粗脖子，谄媚地说道，“少校让我去拿一些冰啤酒。”
“你去吧。”妇人矜持地回答道。他们在讲波兰语。走廊的一束灯光打在女人的肩膀上，显得她的礼服格外雍容华贵。这件礼服是请巴黎最贵的设计师，用最高级的里昂丝绸量身定做的，恰到好处地展示出她的香肩和纤臂。她那双娇嫩的耳垂上挂着两颗闪亮的水滴形钻石。保尔很快便用螺丝刀修好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包厢里又变得光亮起来。他现在要检查沙发上面的另一盏灯，不过女人正好坐在这盏灯下面。
“我需要检查那盏灯。”保尔站在她前面说道。“好的，我挡到你了。”女人用标准的俄语回答道。她轻轻地站起身，站到保尔身旁。保尔现在看得更清楚了。这弯弯的眉毛，这抿起的嘴唇，还有这股傲慢的神情，保尔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律师的女儿妮莉·列辛斯基。女人注意到了保尔脸上的惊讶，但这四年来保尔的变化非常大，因此虽然保尔认出了她，但她完全没想到眼前的电工就是之前那个淘气的邻居。
面对保尔的惊讶，女人不悦地皱了皱眉。她走到包厢的门边，不耐烦地用漆皮的鞋跟敲着地面。保尔开始专心地检查灯泡。他拧下来灯泡，举到亮处察看，然后不经意间用波兰语问道：“维克多也在这里吗？”这完全出乎保尔的意料，妮莉·列辛斯基更是没有想到。
保尔讲话的时候没有回头，他没有看到妮莉的表情。一段长久的沉默后，妮莉疑惑地问道：“什么意思？你认识他吗？”
“是的，我可忘不了他，我们以前是邻居，你想起来了吗？”保尔回头看向她。妮莉突然反应过来：“你是保尔！是那个……”“厨娘的儿子。”保尔提醒道。“你变化真大！我记得那时候你还是个野孩子。”
妮莉用戒备的目光仔细打量着保尔，然后娇滴滴地说道：“你为什么要问维克多呢？据我所知，你们并不是朋友。”这次不期而遇让妮莉想多聊几句解解闷。
保尔飞快地把螺丝拧到墙上：“确切地说，是维克多有一笔债还没还清。麻烦你转告他，我还没有忘记找他算账。”“他欠了你多少钱？你告诉我，我可以替他还给你。”妮莉其实知道保尔在说什么，保尔欺骗彼得留拉士兵的事情她一清二楚，但是烦闷的旅途让她想和这个“穷小子”开开玩笑。保尔没有理她。她又用忧愁的语气说道：“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了？我估计那个凉亭和那些花草全都被毁掉了吧？”
“那个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家的。我们才不会毁坏自己的财产。”妮莉嘲笑说，“你还真是没少读书！可惜，这是波兰的外交专列，我是这里的女主人，而你永远都只是个奴仆。你看，你现在还要为我修理电灯，好让我舒服地躺在沙发上读书。以前你妈妈就给我们家洗衣做饭，你也经常给我们挑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地位依然没变。”
这些恶毒的话似乎让她占了上风。保尔用小刀削着电线外面的橡胶皮，用蔑视的目光，毫不掩饰地看着眼前的波兰女人。
“如果是你本人的请求，我甚至连一个生锈的钉子都不想敲一下。但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这样的角色，我们还是要表示尊重。请放心，我们不会随便砍掉外交官的头，甚至还会以礼相待。倒是你，张口闭口全都是些令人不齿的肮脏话。”妮莉的脸变得通红：“如果你们占领了华沙的话，会不会把我切成肉片，或者把我抢走当老婆？”她站在门口，摆出看似优雅的姿势。不过她那敏感的鼻孔正在颤抖，这是可卡因成瘾的标志。沙发上的灯泡修好了，保尔站直了身体。
“我们对你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兴趣，而且杀你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可卡因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还想给我当老婆？我还不如找个妓女！”
保尔拿起工具箱，昂首挺胸地走到门口。妮莉侧身让他过去。保尔来到走廊的时候，听到她在后面骂了一句“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了喀秋莎·泽耶诺娃。她拉住保尔的袖子，笑着拦住他的路。
“这位政治家和教育家，请问您急着要去哪？”“这位大娘，我要去图书馆，请让开。”保尔同样开着玩笑回答她。他绅士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轻轻用力，让她往一旁退了一步。喀秋莎推开保尔的手，紧紧跟在他的旁边。
“听好了，保尔！你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图书馆。我现在要邀请你一起参加今晚的派对。大家会在吉娜·格拉迪什家集合。女孩们都让我把你叫来。但是你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难道你就不能放松一下吗？少看一会书对你有好处。”喀秋莎很想说服保尔。
“这是什么派对？我们要去那里做什么？”“我们要去那里做什么？”喀秋莎学着保尔语气说道，“我们不是在祈祷，而是聚在一起聊聊天、找找乐子。你会拉手风琴吧？我还从没听你拉过。今晚给我们露一手吧，好吗？吉娜的叔叔就有一架手风琴，可惜这个乐器对他来说就是个摆设。女孩们都想认识你这个老书虫。谁说共青团员就不能娱乐了？快来吧，不然我刚才这番话都白说了。难道你想让我生你的气，然后一个月不跟你说话吗？”
漆工喀秋莎是一个好同志，更是一流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想伤了她的心。尽管他觉得很尴尬、极不自在，并不想参加这样的派对，但犹豫了几秒还是答应了。
一群年轻人又吵又闹地挤在火车司机格拉迪什的家里。大人们都去别的屋子待着了，十五个青年男女挤在客厅、走廊还有花园里。喀秋莎领着保尔从花园来到走廊的时候，他们正在玩一个叫“喂鸽子”的游戏。走廊中间背对背摆着两把椅子，上面各坐着一男一女。游戏主持人大声喊道“现在去喂鸽子”，坐着的两个人就把头扭过去，当着大家的面亲嘴，周围的人连连叫好。然后，他们又开始玩“戒指”和“邮差敲门”，又是两个接吻的游戏。“邮差敲门”的游戏稍微收敛一点，玩家只需要在熄灯的房间里接吻，不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对这两个游戏不感兴趣，角落的桌子上还摆着一副用来调情的“花卡”。保尔旁边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她眨着两只蓝色的眼睛向保尔介绍自己名叫穆拉。她红着脸，扭捏地递给保尔一张卡片，然后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前，保尔也参加过这类派对。如果放在以前，他觉得这些都很正常，但他现在早已告别了这种生活，这些派对让他反感，甚至让他觉得荒唐。
但他手里已经拿起了这种“紫罗兰”花卡。翻到背面，卡上写着“我非常喜欢你”。保尔看了看那个姑娘。她倒是一点也不害羞，迎上了保尔的目光。“为什么？”穆拉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不过她早有准备。“玫瑰”，她又递给保尔一张牌。
“玫瑰”的反面写着“你是我的意中人”。保尔看向这个姑娘，尽量温柔地问道：“为什么你喜欢这种无聊的东西？”
穆拉感到很意外，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冒犯到你了吗？”她噘着嘴，不管不顾地问道。保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很想知道这是谁家的女儿。他问了好几个问题，女孩高兴地逐一作答。没过几分钟，保尔就知道了她正在读中学，她的父亲在修车厂工作；而且她已经认识保尔很久了，一直都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问道。“沃林采娃。”“你哥哥是团支部书记，对不对？”“是的。”保尔现在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的哥哥沃林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却放任自己的妹妹在如此轻浮的环境里长大。她和她的朋友在过去的一年里参加了很多场接吻派对。她告诉保尔说，她在哥哥的办公室见过保尔很多次。
大家叫她去玩“喂鸽子”的时候，穆拉看到保尔的微笑里充满讥讽。她意识到保尔并不喜欢自己太过轻浮，于是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穆拉对着保尔说个不停。又过了一会儿，喀秋莎走了过来。
“要不要把手风琴拿来？”她一边问，一边耐人寻味地瞥了一眼穆拉。“你似乎认识了新朋友？”保尔让喀秋莎坐在旁边。趁着大家都在说笑，他对喀秋莎说：“我不想拉琴了，我要和穆拉一起离开这里。”喀秋莎马上讽刺地说：“哎哟，这么着急吗？”“是的，就是这么急。喀秋莎，你告诉我，除了我们之外，这些人里还有其他共青团员吗？还是只有我们喜欢'养鸽子'？”意识到保尔有点不高兴，喀秋莎马上解释说：“我们也正要结束，马上要开始跳舞了。”
保尔站起身来：“行，那你跳吧。不过我要和穆拉先离开了。”
一天晚上，安娜·博尔哈特来奥库涅夫家里找他，不过屋子里只有保尔一人。“你忙不忙，保尔？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市里参加苏维埃全体大会？不然我就得一个人去。估计很晚才能散会，如果你跟我一起去的话，我们还能做个伴。”
保尔马上就准备好了。他想带上自己的毛瑟枪，但是这把枪太重了，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把枪挂回床头。奥库涅夫的左轮枪倒是很趁手。他在奥库涅夫的桌子上留了张字条，告诉他该去哪里找钥匙，然后就把抽屉里的枪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来到会场后，保尔遇到了潘克拉托夫和奥尔加，于是他们坐在了一起。中间休息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来到广场上散步。正如安娜估计的那样，大会直到很晚才结束。奥尔加问道：“太晚了，不如去我家过夜？”但安娜拒绝了她的建议，然后告诉她说：“保尔已经答应送我回家了。”潘克拉托夫和奥尔加沿着主路往前走，保尔和安娜则刚好相反，沿着上坡回到索洛缅卡。
闷热的夜晚，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沉睡。参会的同志们各自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逐渐消失不见。保尔和安娜快步离开市中心的街道。路过市场的时候，巡查人员检查了他们的证件，然后让他们通过了。他们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一条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往左一转，有一排铁路仓库正好和道路平行。那排仓库在晚上看上去有些毛骨悚然，安娜感到有些害怕。她紧张地盯着眼前的一片漆黑，生硬地回答着保尔的问题。当她意识到那个可怕的阴影只是一个电线杆的时候，她放声大笑了起来，并把刚才的紧张告诉了保尔。她挽着保尔的胳膊，两个人的肩膀紧紧地靠到一起。她安心地说：“我才二十三岁，但今天却像个老太太一样胆小。请不要把我看作一个懦夫，我只是今晚有些莫名的紧张。还好有你在我身边。唉，真惭愧。”
漆黑的夜晚、荒凉的空地，安娜突然想起大会上谈论的那桩凶杀案。就是昨晚，也是在城郊，有人被残忍地杀害了。安娜看向保尔，在烟卷燃烧的火光中，她看到了一个坚毅的脸庞。似乎一切又没有那么可怕了。
那些仓库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翻过小桥继续沿着主路前进。前面是个铁路桥洞，火车会从他们的头顶通过。这里就是主城区和铁路区的交界处。
车站被他们远远甩在后面。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修车厂，走到这里基本就算到家了。上面的铁路上闪着各种颜色的信号灯。调车场的火车头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为白天的工作疲惫地喘息着。
在立交桥的桥洞上面，有一盏挂在铁钩上的路灯。铁钩早已锈迹斑斑，晚风吹过，下面吊着的灯轻轻摇晃起来。昏黄的灯光就好像在眨眼一样，一会儿照亮桥洞的前面，一会儿又照亮桥洞的后面。
距离桥洞十几米的地方曾经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前，这个房子被炮弹炸毁了。现在，这座废墟好像一个张着大嘴的乞丐，正在路边摆出一副可怜相。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桥洞上面经过。“我们快到家了。”安娜长叹了一句。保尔想要抽出自己的胳膊，但是安娜并没有松手。两人走过这座废墟。
突然，他们背后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与呼吸声。有人冲过来了！来人很快追上了他们。保尔正欲防御，却发现安娜因为害怕正死死抓着自己的胳膊。等保尔抽出手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脖子被人用手给钳住了。那人掐着保尔，让他转过身来，随后一只手攥住保尔的衣领，抵住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掏出手枪，指了指保尔，然后用枪口比画了一道弧线。
保尔紧张地盯着枪口移动的弧线，感受到死亡正在凝视着他。保尔没有力气，也不敢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半分。本以为死亡马上就要来临，可这人却迟迟没有开枪。保尔稍稍移开目光，看清了来人的长相：大脑袋，双下巴，满脸的大胡子。可惜他的眼睛藏在帽檐下面，完全看不到。
保尔用余光瞥见安娜惨白的脸，另一个歹徒已经把她拉到墙边的弹坑附近。歹徒把她的两个胳膊拧在一起，然后直接推倒在地上。又一个歹徒朝安娜冲过去，不过保尔只看到了洞口墙壁上反射的影子。那边传来了打斗声，保尔知道安娜正在进行殊死的抵抗。抓着保尔的歹徒也被那边的“活动”吸引。很显然，他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而且他对于现在的分工并不满意。对来他说，保尔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可能只是一个在修车厂上班的软蛋，完全不值得忌惮。
歹徒心里琢磨道：“只需要在他脑袋上敲两下，恐怕他就得被吓出个好歹来。我要是放他一条生路，估计他得连滚带爬、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想到这些，他松开手对保尔说：“给老子滚吧，从哪来的滚到哪去。但是别给老子搞出什么声音，当心后脑勺挨枪子儿。”他把枪管顶在保尔的额头上，然后低声说：“现在，快滚！”说完便把枪口移开，似乎是在告诉保尔，自己并不想浪费子弹。
保尔向后踉跄了一下，然后赶紧跑到路边。他一边跑还在一边回头看。歹徒发现保尔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开枪，于是满意地回头，打算加入那边的“战斗”。
保尔赶紧把手伸进口袋，只恨自己的动作不够快。他转过身来，左手向前一抬，迅速瞄准，然后便开了枪。
歹徒后悔放跑了保尔，可惜已经太迟了。他还没来得及举枪还击，子弹就已经射进了他的身体里。
中了一枪之后，歹徒大叫了一声。他想要扶着桥洞的墙站起来，可最后还是慢慢地倒在了地上。一个人影从废墟中跑了出来，保尔赶紧举枪射击。又一个人影也冲向桥洞，保尔再次开枪。子弹打到墙皮上，掀起好几块水泥，可惜没打中人，这两个歹徒都趁着夜色逃之夭夭了。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中枪的歹徒靠着墙，正在做垂死的挣扎。
保尔把安娜扶起来。惊魂未定的安娜看着眼前抽搐的劫匪，仿佛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扶着安娜来到一处路灯照不到的地方，然后两个人一起跑向火车站。这时候，桥洞附近已经有了灯光，铁路上也有人鸣枪示警。等他们返回安娜家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安娜躺在**休息，保尔坐在桌子旁边抽烟。看着灰色的烟圈逐渐升起，保尔意识到自己刚刚杀死了人生中的第四个人。
保尔心里想，难道勇敢总要以最完美的方式才能呈现出来吗？回想起昨晚的种种，保尔承认，在枪口对准自己的前几秒，他的内心瞬间感到一股冰凉。那两名匪徒之所以能够逃跑，难道全都是因为自己差劲的视力和不擅射击的左手吗？不，那样近的距离，保尔本不该失手。是他的紧张、匆忙以及慌乱，让他连连失手。
台灯的光亮缓解了保尔的压力。安娜一直看着保尔，关注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眼神坚定，皱起的眉头表示他已经陷入了沉思。“你在想什么呢，保尔？”
突如其来的问题打断了保尔的思绪，好像升腾起来的烟雾一样消散于房顶。他脱口而出：“我必须马上去司令部汇报这件事。”说完便强撑着站了起来。
安娜抓住保尔的手，并不想让他离开，不过最后还是在门口目送着保尔远去。直到保尔消失在视线里，她才把门关上。
保尔的汇报解开了铁路警察的困惑。被保尔击中的那个歹徒已经被验明了身份，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骷髅头菲姆卡，这个臭名昭著的歹人还是个有前科的惯犯。
第二天，所有人都在谈论桥洞那件事，但谁都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在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引发了争执。当时，保尔正在车间里工作，茨韦塔耶夫过来叫他出去。保尔跟在他后面走了很久，直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才停下。茨韦塔耶夫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开口，等了半天才终于问道：“告诉我昨天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茨韦塔耶夫紧紧按着保尔的肩膀。保尔不明白茨韦塔耶夫为什么这么关心桥洞的事情。他全然不知道茨韦塔耶夫这个外表冷漠的人早已深深爱上了安娜。不过，喜欢安娜的人有很多，茨韦塔耶夫却表现得格外紧张。自从塔莉亚告诉了他桥洞的事情，他就开始为一个问题所困扰。他想从保尔那里获得答案，却问不出口。他知道这个问题既自私又卑劣，但经过一番挣扎，头脑中的野蛮和鲁莽还是占了上风。
“听着，保尔。”茨韦塔耶夫沙哑地问道，“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知道你会为安娜保密，但请你相信我。你告诉我，昨晚暴徒挟持你的时候，另外两个人有没有强奸安娜？”茨韦塔耶夫有些难为情，话还没说完就先低下了头。
柯察金隐约开始觉察到对方在烦恼什么。如果他一点也不关心安娜，他就不会这么心烦意乱了。但如果安娜对他很重要，那么保尔就会对他言语中暗示的安娜受辱感到愤怒。“你为什么这么问？”茨韦塔耶夫吞吞吐吐说了些不成句的字词，他觉得保尔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便怒斥道：“不要试图通过提问来逃避问题。我只想要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你到底爱安娜吗？”良久的沉默后，茨韦塔耶夫终于勉强答道：“爱吧。”
柯察金强忍着怒气，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在保尔的房间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坐到床沿，把手放在保尔正在看的那本书上。
“亲爱的保尔，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似乎不太重要。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却十分要紧。大家一直误会我和塔莉亚的关系。一开始，我确实挺喜欢她的。”奥库涅夫难为情地挠挠头说道。看到保尔脸上并未有调笑的意味，他鼓起勇气说道：“但是后来，塔莉亚……你知道的，我应该不用说得太详细。反正之前的过程也不必说了。简言之，就是昨天她答应我，打算跟我更进一步。我今年二十二岁了，我们两个人都是思想进步的人。我们都想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共同开始新的生活。你觉得呢？”
保尔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能有什么意见呢？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也同为布尔什维克党派效力，而且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塔莉亚是个不错的姑娘。这是一件喜事！”
第二天，保尔从奥库涅夫家里搬到了工人宿舍。几天之后，安娜召集大家齐聚一堂。这是一场朴素的共产主义聚会，没有宴席和酒水。大家一起祝贺奥库涅夫和塔莉亚正式成为一对无产阶级伴侣。那个夜晚充满回忆，大家读着自己最喜欢的诗，唱着自己最喜欢的歌，精妙的诗句波澜壮阔，动听的旋律余音绕梁。喀秋莎和穆拉还搬来了一架手风琴，歌曲在琴声的加持下，把整个聚会的气氛推到最高点。那天晚上，保尔比平时弹得更出色。看到大胡子潘克拉托夫也加入了跳舞的人群中，保尔也变了风格，开始演奏欢快的歌曲。
邓尼金 大坏蛋
以为自己能征善战
高尔察克 一完蛋
看他还能怎么办
手风琴的旋律唱出了过去的艰难与困苦，也唱出了如今的奋斗和欢乐。沃林采夫从保尔手中接过了手风琴，演奏了一首**澎湃的《小苹果》舞曲。伴随这首充满热情的乐曲，保尔在众人面前肆意地跳起踢踏舞。这是保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尽情地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