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拿出嘴里衔着的短柄烟斗，用手指小心地戳了戳里面的烟灰。烟斗逐渐熄灭了。
房间里面正在开会，十几只燃烧的香烟让屋里升腾起灰色的烟雾，盘旋在与会人员的头顶上方。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抬起头就能看到这朵“灰云”。角落里围坐着几个人，不过隔着烟雾很难看清他们的长相。
坐在主席旁边的托卡列夫胸口顶在桌子上，烦躁地拨弄着他那稀疏的胡须。他时不时地瞥向斜对面那个身材矮小的光头。那个人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他的音调虽高，却全都是虚谈高论，空洞得像被吸干了的鸡蛋壳一样。
阿基姆注意到了托卡列夫鄙夷的眼神，这让他想起小时候村里的斗鸡，因为斗鸡在冲锋之前的眼神和托卡列夫一模一样。省党委的这场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那个光头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主席。
光头灵巧的手指游走在面前的一摞文件中，然后这个令托卡列夫难以忍受的声音又开始了讲演：“……鉴于这些情况，我们很难执行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定。我再重复一遍，就算再等一个月，我们也只能交付四百立方米的木柴。至于你们要求的八万立方米，那简直是……”光头一时词穷，找不到合适的词，“……简直是在做白日梦！”说完，他小嘴一抿，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会场突然变得安静。
朱赫来弹了弹烟斗，敲出里面的烟灰。托卡列夫率先打破了沉默，低声说道：“快别浪费时间了。林木委员会就是拿不出来，之前拿不出来，现在拿不出来，以后也拿不出来，对吗？”光头耸了耸肩，回答道：“很抱歉，同志。木柴是有的，但现在运力不足……”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一边嘟囔着，一边掏出方格手绢擦了擦光头上的汗，擦完之后试了半天也没能把手绢塞回口袋里。最后，他索性直接把手绢塞进自己的公文包。
“你为了运输木柴都做了哪些工作？毕竟那些参与叛乱的专家已经被逮捕很久了。”德内科问道。光头回答说：“我给铁路管理局写了三封信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不能恢复运输，那我们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然后不留情面地说：“这话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托卡列夫充满敌意地盯着光头，又反问道，“你把我们当成傻子了吗？”光头听完顿时觉得脊背发凉，他低声解释道：“我可不为那些反革命分子负责。”
“难道你不知道，伐树的地点都选在距离铁路很远的地方吗？”
“我的确了解这件事，但那个地方不在我的管辖范围，这让我怎么和上级汇报？”
“你手底下有多少人？”工会主席问道。“大约两百人。”光头回复道。托卡列夫马上讽刺地说：“好家伙，这群废物每人每年只砍一立方米木柴！”
“铁路林木委员会一直分的都是特等口粮，组织上从没亏待你们底下的这些工人。瞧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分配给工人的两车面粉都去哪了？”工会主席问道。
类似的质疑从四面八方涌向光头，而他却只是支支吾吾，仿佛这些人都在向他要债一样。他虚与委蛇，敷衍了事，避免从正面回答这些质疑。他眼神飘忽，胆战心惊，本能地察觉到危险正在来临。怯懦的他恨不得赶紧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享用晚餐。或许他的娇妻正在家里读着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朱赫来一边听着光头的回答，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认为需要对他进行审查。这不只是工作能力欠缺的问题。我已经收集到关于他的一些材料了……先让他离开吧，我们也能谈点正事。”然后他把笔记本递给了主席。
主席看完之后对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起身到走廊里打了个电话。他回来的时候主席正在念最后的决议：“……大会决定以消极怠工的罪名撤销铁路林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将伐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交由调查机关进行彻查。”
光头长出了一口气。的确，消极怠工的罪名会让人质疑他对党的忠诚，但这罪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更不用担心了，毕竟那里不归他管。他在心里说道：“还好，就差一点。我还以为他们查到什么了。”
感觉自己应该没什么事了，他一边整理文件，一边说道：“我不是党员，所以你们可以质疑我。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就算是我能力不足，那也是因为这项工作比登天还难。”不过没有人搭理他。光头迅速下楼离开，开门的时候他感到一身轻松。
“你姓什么？”看门的士兵问他。光头支支吾吾地答道：“切尔……文斯基……”
光头一走，楼上就只剩“自己人”了。朱赫来展开地图，指向了其中一个点，其他十二个人都看向他手指的位置：“看这里！这是博亚尔卡车站。伐木地点距离该站约有六公里，那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伐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了八个月，结果却是一场骗局，铁路局和咱们这里还是无柴可用。如果想在一个月内把这些木柴运到六公里外的车站，大概需要五千辆马车，每辆车每天还要运送两次。最近的村子也在十五公里以外。我们还要提防奥利克的匪帮，他们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当下的处境吧？根据计划，伐木的起点本应从这里开始，然后沿着车站的方向前进。但是这群混蛋却把方向调转到森林深处。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把木材运到车站。这倒是事实，因为我们连一百辆马车都拿不出来。这场阴谋比之前的叛乱来得更恶毒。”
朱赫来攥起拳头砸在地图上。每个人都明白现在的情况有多危急。冬天马上就要来了，医院、学校、机关单位以及这里生活的数十万居民都将面临无法取暖的困境。火车站倒是能运走一部分人，可现在一周才有一趟车路过这里。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道：“同志们，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临时搭建一条窄轨铁路，解决这最后的七公里。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只有三个月可用。第一阶段的工作是从车站修到道口，我们需要在六个星期内完成。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一周了。”朱赫来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继续说道，“我们需要三百五十名工人以及两名工程师。材料的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咱们的同志们在普什查-沃迪萨的一处仓库里找到了足够的铁轨，甚至还有七个火车头。这些材料本来就是战备物资，战前曾经规划过一条从普什查-沃迪萨到镇上的窄轨铁路。有点麻烦的是，博亚尔卡那儿几乎是一片废墟，没有地方让工人们休息。我看就让工人们分组去吧，每组工作两周，坚决不能让同志们超负荷工作。阿基姆，要不先让团员们去？”没等回话，朱赫来继续说，“这个工作要抓紧时间开始，第一批就先派索洛缅卡的团员们过去，再从镇上动员过去一些。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和这些年轻的同志讲明白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们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摇了摇头，对此表示怀疑：“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我们修建七公里的铁路。你也知道现在的天气，秋雨下个不停，而且马上就要霜冻了……”朱赫来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同志，如果你之前就关注了木柴的问题，我们也没必要开这个会了。这条铁路我们必须要建，这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坐以待毙，等着冻死，对吗？”
最后几箱工具也被搬到了火车上，所有的乘务人员都已就位。淅淅沥沥的雨水打在丽达的皮夹克上。她热情地握住托卡列夫的手，轻声和他道别：“祝你们一切顺利。”
托卡列夫看着丽达，灰白的眉毛下流露出亲切的神情。“是啊，这群小崽子总给我找麻烦。”这个老头抱怨道，同时说出了他的担心，“你在这里也不能放松警惕。要是有人消极怠工，你就催一下进度，这群人都是些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饭桶。好了，丫头，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整理了一下外套准备上车。开车之前，丽达假装随口问道：“柯察金同志没跟你一起吗？我看刚才那群人里没有他。”
“没有。他昨天和工程师坐手摇车先去了。”
这时，扎尔基、杜巴瓦也急匆匆地赶到站台。跟在他俩后面的女孩叫安娜·博哈特。丽达看到她把夹克搭在肩膀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香烟。趁他们三个人还没过来，丽达又问托卡列夫：“柯察金同志跟你学得怎么样？”这话问得托卡列夫一愣：“学什么？他不是一直在跟你学习吗？他倒是总提起你，夸你的话都不带重样儿的。”
丽达面带疑惑，又问：“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每次从我这里下课都要找你再带他复习一遍。”老头听完哈哈大笑：“找我？怎么可能，我连他人影都没见过。”
汽笛声响了，克拉维切克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喊道：“喂，丽达同志，快让我们的托卡列夫同志上车吧，我们比你更需要他！”
克拉维切克还想说些什么，但扎尔基他们已经到了。他和安娜对视了一眼，瞧见了她焦急的眼神。随后，他看到安娜微笑着和杜巴瓦道别，然后他就离开了车窗的位置。
铅灰色的云包裹着水汽逼近地面，正在缓慢地移动着。雨水从里面倾泻而出，打在人们的脸上。秋风卷走了树叶，曾经繁茂的森林如今看起来格外地荒凉。秋天总是那样无情，轻易夺走了它们美丽的外衣。老榆树也变得光秃秃的，还好有褐色的苔藓遮住了它的皱纹。
森林里蜷缩着一个孤独的小车站，一条新挖的路基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延伸到森林之中。路基旁边的人们挥舞着撬棍和铁锹，正像蚂蚁一样辛勤工作。脚下的泥浆被踩得啪啪作响，这声音让疲惫的人们变得更加烦躁。
雨水仿佛过了一遍筛子，一直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不仅淋湿了人们的衣服，还威胁着大家的劳动成果：路基上的黏土会被雨水冲走，变成湿漉漉的土块。湿透的衣服变得寒冷，但工人们还是很晚才收工。路基一天比一天长，逐渐延伸到森林深处。
在距离车站不远的地方，隐隐约约能看到一座残破不堪的砖房。土匪把房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就连房门、窗户，甚至是炉灶都没留下。没了门窗的房子逐渐变得破败不堪，甚至露出了里面的房梁。
只有里面四个房间的水泥地面还保持着原样。每天晚上，四百个修路工人穿着混合雨水和泥浆的衣服来到这里休息。他们会在门口把衣服尽量拧干。每当泥汤从衣服里成股流下时，他们就会愤怒地咒骂雨水和泥泞。水泥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上面，挤在一起取暖。体温会让一部分潮气蒸发出来，但衣服并不会完全干透。雨水透过窗框上钉着的麻袋潲进屋里，房顶上残存的铁皮也被雨滴敲打得咚咚作响，冷风更是呼啸着从门上的裂缝灌进来。
早晨，他们会在改装成厨房的工棚里喝茶，随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劳动。晚餐则是一成不变的扁豆汤。每日的配额是一块不到两磅的面包。这面包像煤一样黑，味道自然不言而喻。镇上只能提供这些。工程师是个老头，名叫瓦莱里安·尼科迪莫维奇·帕托什金。他长得又高又瘦，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皱纹。还有个膀大腰圆的技术员瓦库连科，满脸横肉，鼻子特别宽，看一眼就知道不好惹。他们两个人住在站长家里。
霍利亚瓦是肃反委员会派驻本站的工作人员，托卡列夫就住在他家。霍利亚瓦个子不高，却活泼好动。工人们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施工，路基也一天天延伸至森林深处。不过，逃兵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一开始有九个人溜走了，之后又有五个人偷偷跑了。施工开始一周之后，出现了第一件麻烦事：晚间火车没有按时把面包运过来。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告诉了他这件事。托卡列夫耷拉着他的两条毛茸茸的腿，急躁地挠着腋窝。
“这就开始跟我们开上玩笑了？”他一边抱怨着，一边急匆匆地穿上衣服。霍利亚瓦刚进屋就听到托卡列夫跟他喊道：“赶紧打电话给特勤部。”托卡列夫又对杜巴瓦说：“面包的事情先保密。”在和接线员吵了半小时之后，霍利亚瓦总算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在等待的时间里，托卡列夫急得来回踱步。
朱赫来愤怒地喊道：“什么？面包没送到？我一定要严查！”托卡列夫也气得吼道：“你让我们明天拿什么给同志们吃？”突然一阵沉默，朱赫来显然正在想办法。最后他在电话里说：“我让小利特克连夜给你们送去，他认识路。绝对不会耽误明天的餐食。”
天色微亮，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来到了车站，车上全是袋装面包。脸色苍白的小利特克扶着车门走下车，他开了整整一夜才来到这里。施工队每天都会遇到新的困难。铁路管理局通知大家说枕木已经用光了。镇上也无法运来更多的铁轨和火车头，已经运过来的火车头也需要修理。两周过去了，第二批工人却迟迟不来，而第一批工人早已筋疲力尽，没办法继续工作。
党员骨干们在工棚里碰了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一直讨论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回到镇上，他们还带了六个人来帮忙处理火车头和铁轨的事情。克拉维切克以前是个面包师，他被派到供给部去当检验员，其他人办完事后又回到了普什查-沃迪萨。
工地这边一直都阴雨连绵。
保尔费力地从泥浆里拔出一只脚。刺骨的寒冷告诉他，这只脚的鞋底已经完全脱落了。他穿的旧靴子一直不合脚，保尔为此多吃了不少苦头。靴子本来就漏风，下过雨之后，泥浆更是直接灌进鞋里。虽然穿着鞋，但保尔的每一步都走在泥汤里。现在一只鞋底已经彻底脱落了，冰冷的泥水直接接触到他的脚底。保尔从泥浆里翻出鞋底，绝望地看着它。这下，保尔要打破自己不说脏话的誓言了。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劳动。于是他一瘸一拐地回到驻地，来到厨房坐下，脱下泥泞的裹脚布，伸出麻木的脚去炉子旁边烤火。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卡在厨房里帮工，这位年轻的妇女正在餐桌旁切着红菜头。从保尔的角度看过去，她虽然身材丰腴，倒也很匀称，宽阔的肩膀就像男人一样威猛，饱满的胸部和臀部又尽显女性的妩媚。菜刀在她的手中灵巧地上下飞舞，没过多长时间，切好的红菜头已经堆成一个小山。奥达卡瞥了一眼保尔，讽刺地说道：“小伙子，现在可不是晚餐时间，你来得似乎有点早。你倒挺会逃避劳动啊！把你的脚拿开，这里是厨房，不是浴室！”
就在这时，厨师回来了。“我这只破靴子全烂掉了。”保尔赶紧解释自己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厨房的原因。年迈的厨师看了看保尔的破靴子，朝奥达卡的方向示意道：“她的丈夫好像会补鞋，应该能给你缝上。让他给你看看吧，不然你没靴子还怎么干活？”听到了厨师的话，奥达卡又看了一眼保尔，方才意识到了刚刚的唐突。
“刚才误会你了。”她倒是个直爽的人。保尔对她笑了笑，表示自己没放在心上。奥达卡仔细检查了保尔的靴子，然后给出了专业的意见：“这靴子已经破得没法修了。但是你别担心，我家里有一双胶皮鞋套，你可以套在旧鞋上，这样就不用担心冻脚了。这天气随时都会霜冻，到时候你没有靴子，脚准给冻掉了。”
话音刚落，奥达卡就急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没过一会儿，她带着一副高帮鞋套还有一大块亚麻布回来了。
保尔用亚麻布包上了脚，又套上了鞋套，真是既温暖又干净。他看着眼前的奥达卡，充满了感激。
在镇上碰了一鼻子灰，怒气冲冲的托卡列夫一回来就召集党员骨干们在霍利亚瓦家开会。他在会上公布了一个坏消息：“我们现在困难重重，可是城里这群懒蛋呢？他们看似都在忙着工作，实际上却毫无帮助。这样的革命蛀虫实在是太多了，恐怕永远都剔除不干净。同志们，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没有人来接我们的班，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还要干多久。可天气不等人，霜冻马上就要到来，到时候地面硬得连子弹都打不进去。城里的事自然会有人解决，咱们这里还要加把劲，尽快完成任务。同志们，豁出这条命也得把路给修上。我们不是软脚虾，我们是布尔什维克！”
他的声音像钢一样坚定，他的眼神像铁一样坚决。
“我们一会儿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把这些事情跟同志们交代明白。明天，党、团员留下继续工作，其他人可以离开。这是省团委的决议。” 说完，托卡列夫把一张折成四折的纸交给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的肩膀上看到了纸条的内容，上面写着：
鉴于目前的紧急情况，所有党、团员必须继续坚守岗位，直到运出第一批木柴。
签字：丽达·乌斯季诺维奇 共青团省委代书记
狭小的厨房里挤满了一百二十位同志，有的紧贴着墙，有的爬上桌子，还有的甚至站到了灶台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大会开始。随后，托卡列夫简短地跟大家说明了镇上的情况，不过他最后说的一句话直接让屋里炸开了锅：“党员、团员全部留下，明天继续工作。”他的手势表明这项决议已经无法更改。大家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赶快回到家里，可这个决议让所有人的期待都落空了。
抱怨的声音此起彼伏，拥挤的人群挡住了油灯的火焰。昏暗的房间里，局势变得越发混乱，有人高喊着“回家”，有人愤怒地说自己已经受够了，还有的人沉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抗议的声浪中，有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了过来。
“快去他妈的吧！”一个小伙子生气地骂道，“这鬼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待了。我们又不是劳改犯，凭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傻子才会留下来。我们已经干了两周了，难道这还不够吗？谁下的令谁自己干吧。或者你们谁爱玩这脏泥巴谁就留下来，我可不想把命丢在这里！我明天就走。”
奥库涅夫感觉声音是从自己身后传来的，他划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人是谁。才转过头，他就在火光下看到一张满是愤怒的脸正在骂骂咧咧。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你想干吗？”他喊道，“我不怕你，我问心无愧。”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身来。
“胡说八道！劳动改造怎么能和党的任务相提并论？”他怒吼道。前排的同志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同志们，我们不能总想着回家，这里的工作还没结束。如果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等冬天一来，镇上的居民都得被冻死。早干完就能早回家。整天抱怨，想当逃兵的人有悖于布尔什维克的理念。”
潘克拉托夫是个码头工人，他知道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讲话更容易让同志们接受。不过即便如此，那个人依然打断了他：“普通群众能不能走？”“能！”
一个穿短衣的小伙子挤到前面，把团员证扔了出去。卡片砸到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又掉到了桌上。“这玩意儿你留着吧，我可不会为了一张纸豁出性命。”
咒骂声顿时淹没了整个屋子。“团员证你也敢扔？”“叛徒！混蛋！”“你以为当团员是为了享福吗？”“让他滚蛋！”“让我好好修理他！”
意识到自己引发了众怒，小伙子低下头，缓缓走向大门。他每向前一步，旁边的人就会赶紧让到一边，仿佛在躲瘟神一样。他一出去，大家就赶紧把门给关上了。潘克拉托夫捡起桌上的团员证，拿到油灯旁点燃，硬卡片在火焰中蜷缩成黑色的小卷筒。
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一个人骑着马离开了工棚，钻进森林深处。过了一会儿，人们纷纷从工棚和学校里跑了出来。有人在门框里发现了一块胶合板。借着火柴的光亮，他们看到了木板上写的字：“赶紧从这里滚蛋，哪来的就滚回哪里去。明晚之前还不滚蛋就等着挨枪子儿吧。大头目 切斯诺克（留）。”
切斯诺克是奥利克匪帮的鹰犬。
丽达的房间里，一本未合上的日记摆放在桌子上。
12月2日
早晨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太冷了。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尔辛斯基，于是我们一起到街上走了一会儿。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雪。”他说，“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太美妙了！”
但一想到博亚尔卡的同志们，我就告诉他我根本高兴不起来。相反，寒冷的天气让我感到压抑。然后我跟他解释了原因。
“你太主观了。”他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战争期间所有人都不可以笑，不可以有任何的娱乐？丽达，生活并非如此。前线的战事吃紧，那里的人们徘徊在生死边缘，每天都有悲剧上演。但远离前线的地方呢？生活还是一如往常。人们欢笑、哭泣、难过、高兴、热爱，在生活中寻找开心与快乐。”
奥尔辛斯基的话像是在讽刺，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反驳。他是人民外交委员会的代表，1917年就入党了。他总是穿着正装，胡子也刮得很勤，而且他还会在身上喷香水。
他就住在西格尔的房子里，和我一栋楼。吃过晚饭之后，他偶尔会来找我聊天。他很了解欧洲，给我讲了一些他在巴黎旅居的故事。他是个有趣的人，但我觉得我不会和他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不只把我当作同志，总想更进一步。当然，他从未掩饰他的态度，也不怕实话实说。他的殷勤不会让人觉得唐突，他总是表现得十分得体。但我还是不喜欢他。
比起奥尔辛斯基那种“欧洲贵族”，朱赫来这种朴实的性格更让我心生好感。
我们收到了博亚尔卡的简报，铁路每天都能向前推进两百米。他们直接在冻土上铺设枕木，再在下面凿出浅浅的道床。第二批派去的工人跑了一半，现在只剩下二百四十个人了。那边的条件非常严酷，很难想象他们要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一周前，杜巴瓦带人去了普什查沃迪萨，他们只能修好五辆火车头，其他三辆缺少零件。
电车管理局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指控，因为他带人拦住了从普什查-沃迪萨开往镇上的所有电车。他们把乘客赶下车，再装满铁轨运到火车站。他们一共装了19车，电车上的工作人员倒是非常乐意帮忙。
索洛缅卡的团员们连夜把所有的铁轨装上火车，杜巴瓦一行人也乘坐这趟车一起返回了博亚尔卡。
团委会上，阿基姆拒绝对杜巴瓦的所作所为表态。杜巴瓦跟我们说，电车管理局充斥着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面对我们的请求，电车管理局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们最多只愿意借给我们两辆电车。
图夫塔私底下批评了杜巴瓦。“我们不能总是老一套，”图夫塔说，“不要什么问题都用武力解决，你就不能跟他们好好协商吗？再这么下去，当心把你抓进监狱。”
我从没见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么能言善辩，你怎么不去跟他们谈？”杜巴瓦怒吼道，“如果我带不回铁轨，你觉得博亚尔卡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你就会在背地里指指点点，是不是这里的日子太清闲了？我看就应该把你也送去修路，让托卡列夫好好敲打敲打你！”杜巴瓦的声音让整栋楼都为之震了一下。
图夫塔写了一份检举信，细数杜巴瓦的诸多罪状。阿基姆让我先出去一会儿，他要和图夫塔单独谈谈。大概过了十分钟，图夫塔便怒气冲冲地从屋里出来了。
12月3日
省委又接到了一封铁路肃反委员会的检举信。他们举报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等几名同志到达莫托维洛夫卡车站后，进入了一栋没人住的房子，然后拆掉了所有的门和窗框。
就在他们把这些物资装上车的时候，一名肃反委员会成员发现了这一切，准备逮捕他们。可惜寡不敌众，潘克拉托夫他们缴了他的枪，把弹夹也清空了。等火车开动之后，他们才把枪还给他。不过这些门窗就被他们给拿走了。
托卡列夫也被举报了。铁路委员会供应处在举报信中说，托卡列夫从博亚尔卡火车站仓库里私自拿走了300多公斤的钉子。他把钉子送给当地的农民，让他们去伐木场帮忙运输枕木。
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朱赫来。他一点儿没生气，反而笑着说：“我们来善后吧。”
工地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大家的神经都紧绷着，每一天都在争分夺秒。总会有偷懒的人出现，我们会把他们移送给省委。这群小伙子也越来越不按常理行事。
奥尔辛斯基送给我一个小电炉。奥尔加·尤里涅娃和我用它来暖手。可惜它太小了，无法使整个房间都暖和起来。很难想象修路的同志们每天都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奥尔加告诉我说医院现在特别冷，病人就算缩进毯子里还是会打冷颤。木柴有限，医院每隔两天才会生一次火。
奥尔辛斯基同志，你错了！前线的悲剧对后方来说也一样是悲剧！
12月4日
昨晚的雪下了一整夜。博亚尔卡被大雪封住了。同志们都在加紧清理铁轨上的积雪。今天，省委通过了一项决议：第一期铁路工程，即博亚尔卡站至伐木场段，要在1922年元旦前完工。消息很快传到了博亚尔卡。据说，托卡列夫表示：“只要还能喘气，我们就绝不停工。”
我依然没有保尔的消息。他一直跟着潘克拉托夫，可检举信的事却没牵涉到他。我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躲着我。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柔软的雪地上，几匹马正在小心翼翼地行进。它们偶尔会踩断雪下的树枝，然后被惊得打出响鼻。可如果使劲敲它的耳朵后面，它就会跟着其他马一起狂奔。
十几个人骑着马翻过了山坡。山下有块地方没被积雪覆盖，看上去有点发黑。这些人勒住了马。马镫之间互相碰撞，发出轻微的声音。领头的马跑了一身汗，抖了抖身子。
“人还真不少！”领头的土匪用乌克兰语说道，“要让他们感受到恐惧。大头目下令了，这群杂种今天必须滚蛋。不然他们就会把木柴弄到手。”
紧贴着窄轨铁路的两侧，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车站的方向前进。来到学校附近的空地时，他们放慢脚步，躲在树后不敢露头。
一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枪声把白桦树枝上的积雪震到了地上。树林里又响起一阵枪声，子弹打掉了墙皮，把潘克拉托夫刚安上的窗玻璃打了个粉碎。
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们都被吓得瞬间爬起来。但子弹在屋子里乱飞，为了避免被流弹击中，他们又都趴到地上。“你要去哪？”杜巴瓦抓住保尔的衣服问道。“出去。”“快趴下，你这傻瓜！”杜巴瓦低声说，“你不要命了？想出去挨枪子儿？”
他们两个人都躲在门边。杜巴瓦紧贴着地面，枪口对准门口。保尔蹲下身子，紧张地指着自己的弹夹，里面只有五发子弹——缺一发。他拨动了一下转轮。
枪声停止了。突如其来的安静令人不安。
杜巴瓦低声命令道：“有枪的都过来。”保尔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外面看不到人影，只有雪花徐徐飘落。
这些土匪正骑着马逃向森林深处。
第二天，镇上的火车来了。朱赫来和阿基姆刚下车就看到来接站的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他们带来不少战略物资，有马克沁机枪、成箱的机枪弹带，还有二十多把步枪。
没有寒暄，一行人直奔铁路工地。朱赫来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依然像那个在甲板上踱步的水兵。他的军大衣好像披风一样，下摆随着步伐在雪地里画出一道规律的痕迹。阿基姆的腿比较长，勉强能跟上朱赫来。托卡列夫就不太行了，他时不时就要小跑两步。
“土匪袭击还不是最麻烦的。前面有个山坡，我们实在是绕不开。本来时间就很紧，这下又得延期了。”
托卡列夫停下脚步，背着风点了根烟。猛抽了几口之后，他又赶忙去追前面的两个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则是大步流星，一路向前。阿基姆看着气喘吁吁的托卡列夫问道：“同志，你觉得你们能按时完成任务吗？”
托卡列夫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小伙子，我跟你讲，准时完工基本没可能。但是，我们又必须准时完成。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严峻。”他们赶上了朱赫来，几个人并排走着。
托卡列夫认真地说：“只有我和帕托什金认为，在缺乏装备和劳动力的条件下，这个任务绝无可能完成。但是除了我们两个，剩下的每一个人都会不计一切代价地把路修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们自己看吧，我们在这里已经挖了一个多月了。第四次轮班都要结束了，但是大多数同志还从未休息过。多亏他们都还年轻，否则哪能经得起这样折腾。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半的同志严重冻伤。他们真的不容易，再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他们都会于心不忍。他们都是好样的，都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可再这么下去，一定会有同志累死在这里的。”
从车站开始，工人们已经铺好了一公里长的窄轨铁路，再往前是一段不到两公里的路基。路基上的枕木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像盖着一层被风刮倒的栅栏一样。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坡，则是一条笔直的路。
潘克拉托夫和他的第一组就负责这一段。放眼望去，四十个人正在铺设枕木，一个黄胡子老头正在不紧不慢地往路基上卸枕木。再往前看，还有几个人也和黄胡子老头一样，正在从雪橇上慢悠悠地卸枕木。地上插着两根铁杆子——它们的作用是让铺设好的枕木横平竖直。为了夯实地面，斧子、撬棍还有铁锹更是齐上阵。铺设枕木需要慢工出细活，必须让它们紧紧嵌入地面，这样在火车经过的时候才可以保证受力均匀。
塔莉亚的父亲拉古京是第一组的工长，也是这些工人里唯一一个懂得如何铺设枕木的人。年过五旬的拉古京有着漆黑浓密的八字胡，发须未见一丝灰白。为了不耽误进度，每次换班的时候，他都会选择留下来，和这些年轻的同志一起早出晚归。因此，大家都非常尊敬他。虽然他还不是党员，但每次党会，他都会坐在荣誉席位上。这份殊荣让他感到非常自豪，他发誓要和大家奋斗到底。
“这里没了我怎么能行？如果没有一个有经验的人盯着，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会抡锤子敲枕木，全国各地我敲了个遍！”每次催他换班的时候，他都会这么幽默地回答，然后留下来继续工作。
帕托什金非常信任这个“固执”的老头，所以很少检查他的工作。托卡列夫带着朱赫来和阿基姆来到了工地，他们正好看见潘克拉托夫在凿着坚硬的地面。他大汗淋漓，满脸通红，阿基姆都快认不出他了。潘克拉托夫瘦了很多，他的颧骨变得更明显了。“瞧瞧是谁来了！”看到阿基姆来了，他赶紧伸出汗涔涔的手欢迎这位老朋友，“大领导们来检查工作了！”听到潘克拉托夫说领导来了，大家纷纷放下铁锹。阿基姆看着周围一个个苍白的面孔，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疲倦。雪地上随意堆放着他们脱下来的外套和夹克。
又和拉古京聊了几句之后，托卡列夫叫上潘克拉托夫，四个人一起到了挖土的地方。潘克拉托夫走在朱赫来旁边，朱赫来严肃地问道：“潘克拉托夫同志，能跟我说说莫托维洛夫卡的事情吗？你和那个肃反委员会成员有什么矛盾？你为什么要解除他的武装？你不觉得这么做有些过头了吗？”
潘克拉托夫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解释说：“是他主动要求让我们解除他的武装，这是我们协商的结果。他是个好人。当时，我把这一切实情都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难处，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带走这些门窗，因为我的职责就是保护铁路的财产不被侵犯，这也是捷尔任斯基同志给我们下达的命令。这里的站长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因为我总是阻止他偷东西。如果我同意你们带走这些门窗，这个狗东西一定会举报我的，到时候我就要被法庭审判了。但是你们可以解除我的武装，然后再带走这些门窗，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会被人举报了。'所以我们就按照他说的那么做了，毕竟我们是为了同志们才拿走这些门窗的，对吧？”
看到朱赫来的眼中闪过的笑意，潘克拉托夫趁热打铁：“朱赫来同志，我认罚！但是请从轻发落那位同志。”
“这次就不追究了，但是以后可别再这么鲁莽了。我们还是要遵守纪律的，通过有序组织的方式一样可以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我们来谈点更重要的吧。”朱赫来开始询问土匪袭击的细节。
离博亚尔卡车站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一群工人正在奋力地刨着地面。这里地势略高，算是整个筑路工程中比较“难啃”的路段。工人们一边挖着，一边咒骂脚下的冻土。有七名配枪的同志在旁边保护着他们，这七把枪也是这里的全部武装——唯一的一支步枪是霍利亚瓦的，剩下的六把左轮枪属于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和霍穆托夫。帕托什金坐在坡上，飞快地在笔记本上演算着什么。工地上原来有帕托什金和瓦库连科两个技术员，可惜上次土匪来过之后，瓦库连科就当了逃兵，他说宁愿蹲监狱也不想丢了小命。“这一段路估计还要两周。天太冷，地面太硬了。”帕托什金对着旁边阴着脸的霍穆托夫小声说道。
“整个工期还剩二十五天，这一小段就得半个月？”霍穆托夫吹着胡子抱怨道。
“恐怕不太乐观。不过，天气虽然恶劣，但同志们个个都热火朝天。这种情况下，具体时间我也确定不了。说不定用不了这么久，毕竟我之前也算错过两次。”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还有潘克拉托夫都来到斜坡这里了。“快看，是谁来了！” 彼得·特罗菲莫夫最先看到了他们。这个年轻的铁路维修工穿着破旧的毛衣，用破洞里露出来的胳膊肘碰了碰旁边的保尔喊道。看到熟悉的老朋友，保尔赶紧拎起铁锹跑下山坡。他握住朱赫来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头盔都盖不住他眼中温暖的笑意。
“你好，保尔！穿上这身衣服，我都快认不出了。”潘克拉托夫打趣道，“我看啊，这也算不得一件衣服。你们看，到处都是洞，这得钻进去多少风啊！有几个逃兵顺走了他的外套，现在穿的这件夹克还是一个公社的奥库涅夫送他的。但是保尔不怕冷，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水泥地上睡个几周都没问题。我看也不用给他铺稻草了，直接给我们的保尔准备好一口松木棺材就行。”
奥库涅夫眯起眼睛反驳道：“怎么会呢，我们会照顾好保尔的！我们可以投票，让保尔去厨房给奥达卡打下手。但凡不是个傻瓜，他在厨房里就肯定饿不着。如果冷了，还可以靠在炉子旁边取暖；还不够热乎的话，也可以靠着奥达尔，那样更热乎。”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这还是开工以来大家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检查完山坡之后，朱赫来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一起坐雪橇去了伐木场。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依然在工作。看着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弯着腰，不知疲倦地挥洒着汗水，朱赫来不由得在心里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对阿基姆说：“我看啊，什么会都不用开！同志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托卡列夫，你说得很对，他们都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的眼神里，有钦佩、有坚定，甚至还有一点自豪。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在镇压叛变的前一夜，背着刺刀扛着枪和朱赫来并肩作战。现在，又是一声令下，他们再次站了出来，不辞劳苦地在冰天雪地里，把铁轨延续到伐木场，让温暖和生机化成血液，流过每一寸铁轨。
帕托什金委婉地告诉朱赫来，想在两周之内挖平这个山坡绝无可能。朱赫来若有所思，似乎已经想好了计策。最后他说：“山坡这边的工作先跳过，咱们继续往前推进。至于这里，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回到火车站之后，朱赫来花了好长时间才接通电话。守在门外的霍利亚瓦听到了朱赫来的声音。
“马上给军区总参谋长打电话，以我的名义通知他马上调派普兹列夫斯基那一团人马来修路工地！剿匪行动刻不容缓。再派来一辆装甲列车和几名爆破员。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安排。我可能晚点回去，让小利特克半夜的时候把车开到车站。”
工棚里，阿基姆简单讲了几句。随后，朱赫来和同志们交谈了一个小时。他告诉大家，元旦之前必须完成任务，无论如何都不能拖延。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战时状态。所有党员同志要成立特别任务小组，由杜巴瓦负责。我们一共有六个施工队，那就把剩下的工作平均分成六段，每个施工队各自负责其中一段。这个工程到元旦之前必须完成，提前完成的小队可以直接回家休息。并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将提请政府，评选出该队最优秀的工人，奖励一枚红旗勋章。
“各队队长如下：一队队长，潘克拉托夫同志；二队队长，杜巴瓦同志；三队队长，霍穆托夫同志；四队队长，拉古京同志；五队队长，柯察金同志；六队队长，奥库涅夫同志。咱们这个工程的总负责人，同样是思政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总负责人，看来要继续麻烦安东·尼基弗洛维奇·托卡列夫同志了。”朱赫来用这句半开玩笑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好像一万只鸟一起扇动了翅膀，掌声、欢笑声传遍了整个工棚。朱赫来幽默的结尾让刚刚聚精会神的同志们全都笑出声来，紧张的情绪也都一扫而空。
二十几个人一起送阿基姆和朱赫来离开。朱赫来握住保尔的双手，眼神向下一扫，看到了他穿的橡胶套鞋。朱赫来低声说：“我送你一双靴子吧，但愿你的脚还没被冻坏。”
“没冻坏，只是有点肿。”保尔回答道。他忽然想起来一个很久之前的请求，于是他把手放在朱赫来的胳膊上问道：“可以给我几发左轮子弹吗？我只剩三发了。”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不过一看到保尔失望的表情，他马上解开枪袋，把自己的毛瑟枪递给保尔。
“送你的礼物。”保尔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期待已久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朱赫来把枪套也扔给他：“拿着吧，保尔。你惦记这把枪很久了吧？不过你开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误伤到自己人。这里面还有三个满的弹夹。”
保尔感受到周围嫉妒的眼神。有人喊道：“保尔，我拿一双靴子外加一件大衣跟你换。”
潘克拉托夫也故意推了一下保尔的后背：“我拿一双毛毡靴子跟你换，怎么样？反正你这双套鞋也挺不到圣诞节。”
朱赫来一只脚踩在车厢的台阶上，在膝盖上给保尔写了一份毛瑟枪使用许可证。
第二天一早，一辆装甲列车穿过道岔，来到了博亚尔卡车站。列车的引擎排出白色的水蒸气，就好像天鹅的羽毛那么白。水汽盘旋上升，消失在清澈又寒冷的空气中。车上下来几个穿着皮衣的人。几个小时之后，三个爆破员已经在山坡上安装好了炸药，这两个南瓜大小的黑色炸药包上也接好了引线。随后，爆破员开枪示意人群远离山坡，大家纷纷躲到很远的地方。爆破员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引线的一端，微弱的磷火沿着引线快速地向前移动。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十几秒之后，随着一声巨响，大地开始颤抖，巨大的石块被甩到天上，整个山坡似乎都被炸飞了。第二次爆炸的声音更大，仿佛是大地惊雷一样，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回**在森林里。
尘埃落定之后，山坡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坑。周围的雪地上全是星星点点的泥土。
众人大喜，纷纷拿起撬棍和铁锹冲向了弹坑。
朱赫来离开后，六个小队默契地开始了一场比赛。大家都想争得第一，赢得荣誉。
天刚蒙蒙亮，保尔就悄悄起床了。为了不打扰熟睡的同志们，他的动作十分轻柔，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烧了一大壶水方便大家沏茶，然后就回去叫醒了他的队员。等其他人睡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早餐时间，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旁边说：“杜巴瓦，你听说了吗？保尔天没亮就把他的队员叫醒了。我估计他们已经领先咱们十多米了。我听说，那些铁路修车厂的小伙子打算在圣诞节之前就完成他们那一段。看这架势，他们是想拔得头筹啊。这小子真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杜巴瓦尴尬地笑了笑。他能理解潘克拉托夫的心情。虽然大家彼此之间都是革命战友，但保尔这么做，无疑给其他小队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他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对其他队伍发起挑战呢？潘克拉托夫说：“不管是不是朋友，让我们用实力说话。走着瞧吧！”
中午时分，保尔正带着队员们争分夺秒地干活。远处的森林里，守卫看到一群人正骑着马冲向工地，于是他赶紧鸣枪示警。这一声枪响让所有人都进入警戒状态。保尔喊道：“土匪来了！同志们拿枪！”他放下手里的铁锹，赶紧跑到大树下，取回上面挂着的毛瑟枪。
其他的同志也赶紧拿上步枪，趴在铁路沿线的雪地里准备迎敌。这群人离工地越来越近，突然，领头的一个人挥舞着自己的帽子喊道：“同志们，自己人，别开枪！”五十几个戴着红军帽子的骑兵来到了工地。
原来这些人就是普兹列夫斯基派来的骑兵队。保尔看到队长的马十分特别——灰色的身体，额头上有块白斑，一只耳朵也不见了。这匹马似乎很兴奋，一直不停仰脖。保尔跑到旁边，抓住了缰绳，马儿吓得连连后退。
“别躲啊，利斯卡。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看来你的美貌征服了所有的子弹，我的一只耳美人。”保尔抱住它的脖子，温柔地抚摸着它的鼻孔。骑兵队长盯着保尔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急忙喊道：“这不是保尔吗？你怎么只认出来这匹马，反而没看到你的老朋友塞雷达呢？你好，同志！”
这段时间，镇上的各个部门也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极大地提升了工程的进度。扎尔基把区团委所有的男同志都派到博亚尔卡去帮忙了，整个索洛缅卡只剩下一群“娘子军”。铁路学校的学生也被他送到博亚尔卡“实习”去了。
向阿基姆汇报工作的时候，扎尔基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可是统领着一支娘子军！我应该把塔莉亚·拉古京也调过来，然后在外面挂上妇联的牌子。你说说，整个办公楼只有我一个男的，我真的特别尴尬。你是不知道他们都怎么看我的。他们心里肯定在说：'看啊，这个为老不尊的扎尔基，把其他男同志都调走了，就留下他自己。'或者还有更难听的，我就不跟你学了。我还是适合待在博亚尔卡，你就让我留在这吧。”
不过阿基姆只是笑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博亚尔卡又迎来了一批工人，这当中有来自铁路学校的六十名同学。朱赫来要求铁路管理局增派四节车厢到博亚尔卡，用以安顿这些新来的同志。
杜巴瓦的小队被派到普什查-沃迪萨，他们的任务是把修好的火车头和六十五节窄轨车厢都运回来。新来的同志们会再组建一支队伍完成他们的修路任务。
在离开之前，杜巴瓦建议托卡列夫把克拉维切克从镇上调过来，让他去管理新成立的二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他不知道杜巴瓦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选。其实，新同志从索洛缅卡过来的时候，给杜巴瓦捎来一封信，信是安娜写给他的。
安娜在信中写道：
杜巴瓦同志：
我和克拉维切克同志给你们捎去了很多本书。在此，我们向你以及其他在博亚尔卡辛苦工作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你们都是最棒的！祝愿你们一切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昨天，最后一批木头也已经装车。克拉维切克让我代为转达他的问候。他真是个优秀的同志，这次拿过去的面包全是他烤的。从筛面到和面，全都是他一手包办，别人的手艺他可信不过。这次用的面粉也是他精心挑选的，因此最后做出来的面包也是个顶个地美味，我平时吃的都没这个味道好。每到晚上，我们的老朋友塔莉亚、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都会来我家一起学习，有时扎尔基也会过来。
有时我们会在一起阅读，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天说地。博亚尔卡是我们不变的主题，因为你们是我们最大的牵挂。姑娘们都很生气，因为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帮忙。她们都说自己和男同志的力气一样大。塔莉亚更是扬言要穿上她父亲的衣服，赶去博亚尔卡帮忙。她说：“我偏要去，我就不信这老头子会赶我走。”
她如果真去了，我也不奇怪，毕竟她一直都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哦对了，别忘记替我问候那个黑眼睛的朋友（保尔）。
安娜
低飞的灰云盖住了整片天空，鹅毛般的雪花转瞬即至，忙碌的工地突然迎来了一场暴雪。傍晚时分，狂风大作，烟囱里，森林中，到处都是寒风的呼啸声。
暴风雪持续了一整夜。虽然有壁炉取暖，但大家还是冻得直打冷战，因为博亚尔卡的破站房根本抵不住寒风的侵袭。
早晨，所有人一出门就要蹚着膝盖深的雪前行。不过乌云早已散尽，放晴的天空中只剩太阳高悬在树梢上。
保尔带着五队的同志们先开始清除地面的积雪。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寒冷对于一个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奥库涅夫送他的夹克早就不保暖了，脚上的套鞋也一直有雪灌进来。保尔感觉到鞋套正在脱落，这下他的靴子完全散架了。脖子上的两个疖子也阵阵作痛——一定是睡在水泥地上的时候着凉了。托卡列夫送了他一块毛巾让他围住脖子。
憔悴的保尔两眼通红，奋力地铲着雪。这时，一列客车缓缓驶入车站，陈旧的引擎只能把它拉到这里。机车的燃料已经用尽，锅炉里的火也即将熄灭。
“车快熄火了！有木柴的话请给我们补充一些，不然就搬开道岔，让我们靠边，快点！”火车司机对车站的人喊道。随着搬开道岔的声音，火车用尽最后一口气拐到旁边的轨道上，停在了一边。知道了停车的原因之后，车上的乘客纷纷开始咒骂起来，他们愤怒的声音甚至在车外面都能听到。
站长指着站台上的托卡列夫和乘务员说道：“你们去和这个老伙计说吧。他是筑路工程的总指挥。他们铺的枕木都是从树林里拉来的木头，或许他能帮到你。”
面对乘务员的求助，托卡列夫说：“我可以给你们木头，但是不能白给，毕竟这些木头都是我们的原材料。你也看到了，下了这么大的雪。这样吧，你们车厢里怎么也要有六七百人吧，女人小孩可以留在车上，男的都出来搭把手帮我们铲雪，怎么样？如果能一直干到晚上，我保准给你们运来木头。要是他们不愿意的话，就只能一直留在这里过年了。”
“来了一群人！还有女人！”保尔听到后面有人喊道。他回过头来，正好看到托卡列夫在自己身后。托卡列夫说：“这一百个人任你指挥，你来给他们分配任务，别让他们偷懒。”保尔开始给这些人分配工具。这其中有个高个子男人，穿着带毛领子的铁路制服，头上还戴着一顶羊皮帽子。他旁边的年轻姑娘戴着一顶海豹皮帽子，顶上还有个小毛球。这个男人怒气冲冲地转着手里的铁锹，对旁边的姑娘说：“我绝对不会铲雪，没人能命令我。我是铁路工程师，如果他们请求我帮忙，我倒是可以指导他们的工作。可是怎么能让我们干这种活呢？”他又对旁边的工人说道，“这是在违反规章制度。这个老头触犯了法律，我要起诉他！工长在哪？”
保尔走过来问道：“这位公民，你为什么不干活？”这个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保尔，问道：“你又是谁？”“我是工人。”“那我跟你说不着，叫你们的工长来，或者你们的头头——随便你们怎么称呼……”保尔有些不高兴，盯着这个男人说道：“如果你不想干活也没关系，你也别求我们给你检票。反正我们不给你盖章你就上不了车，这是我们总指挥的命令。”
“这位女公民？”保尔转向了旁边那个女人。突然，保尔愣住了，她竟然是冬妮娅·杜曼诺娃。
冬妮娅差点没认出来眼前这个人就是保尔。也难怪，现在的保尔穿着破衣烂衫，两只鞋也坏得不成样子，一条脏毛巾围在脖子上，脸似乎也好几天没洗了。这还是自己熟悉的保尔吗？她看向保尔的双眼，这双目光如炬的眼睛，不是保尔还能是谁？冬妮娅不敢相信，这可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啊，他都经历了什么？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一切犹如沧海桑田，现在的冬妮娅已经嫁为人妇。他们本来要搭乘这趟火车去往另一个城市，她的丈夫在那个城市的铁路局里担当要职。她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年少时的恋人，她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和他握手。她担心瓦西里知道他们的关系。冬妮娅不知道保尔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很显然，她认定保尔是个一事无成的人。
冬妮娅满脸通红，不知所措。铁路工程师瓦西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感觉眼前这个乡巴佬像个流氓一样盯着自己的妻子。他扔下铁锹，抓起冬妮娅的手说：“冬妮娅，我们走。我不想看见这个拉扎罗尼。”保尔读过《朱塞佩·加里波第》，他知道拉扎罗尼在意大利语里代表着什么。
保尔用沙哑的声音说：“我要是拉扎罗尼，你就是一个腐烂发臭的资本主义。”然后，他没好气地对冬妮娅说：“杜曼诺娃同志，拿上铁锹去铲雪吧。希望你还没有染上资本主义的富贵病。抱歉，我不知道他是你什么人。”保尔注意到冬妮娅穿着的皮靴子，又冷冷地加了一句：“另外，这里也不太适合你这样的有钱人来，毕竟这里常有土匪出没。”说完，保尔就离开了，他的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啪直响。
保尔最后这句话让瓦西里有些担心，冬妮娅也顺势劝他留下来铲雪。傍晚的时候，这些乘客都完成了工作，陆陆续续返回了车厢。瓦西里为了能占一个好座位，也早早在前面排上了队。冬妮娅在一边站着，有工人过来她就给人家让开。保尔走在最后面，他拄着铁锹，双腿好像灌了铅一样。
“你好，保尔。”冬妮娅一边打招呼，一边和保尔并排走着，“我真没想到你会混成这个样子。政府就不能给你安排点别的工作吗，为什么要让你在这里做苦力？我还以为你已经当上政委之类的官了。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保尔停下脚步，惊讶地看着冬妮娅说：“我也没想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肤浅了。”保尔想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一个礼貌一点的词。冬妮娅听完有些愠怒：“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粗鲁！”保尔把铁锹扛在肩膀上，然后就迈着大步走开了。
走了几步之后，他停下来说：“杜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和你所谓的'礼貌'相比，还差得远呢。我的生活不需要你来担心。我过得非常好，倒是你，非但没有进步，反而还不如两年前了。是不是现在都没胆量和一个工人握手了？说实在的，你身上的樟脑球味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信。信上说，他要结婚了，让保尔务必赶回来参加婚礼。
一阵风刮过，带走了保尔手中的信。他没法去参加婚礼。工程紧急，他怎么能随便离开？昨天，潘克拉托夫的进度已经超过了保尔的队伍。他们一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前冲刺，眼看就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潘克拉托夫一改往常的淡定，不停地指挥着手下的队员们，以一种疯狂的节奏奋力冲刺着。
帕托什金看着这些一声不吭、埋头苦干的工人，不禁感叹道：“他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他们的力气到底从哪儿来的？不出意外的话，再有八天就能铺到伐木场了。我算是开眼了，这奇迹啊，还真就是人造出来的。”
克拉维切克又从镇上带回了他烤的面包。他和托卡列夫聊了一会儿就去找保尔了。两个人热情地握了手。然后，克拉维切克笑着从包里掏出一件瑞典造的短款皮衣。
“给你的！”他把皮衣递给保尔，“猜猜是谁送的？猜不出来？你这蠢蛋，这是丽达同志送给你的。这本来是奥尔辛斯基送给她的，她担心你感冒，就托我把这皮衣捎给你。阿基姆跟丽达提过，说你穿着一件单衣在大雪天干活。奥尔辛斯基一听要转送给你，他赶紧跟丽达说：'我可以给这位同志准备一件军大衣。'不过丽达笑着告诉他：'没事，保尔穿这件正好。'”
保尔惊讶地接过这件精美的皮衣。他犹豫了一会儿，随后将皮衣套到了自己冰凉的身上，皮毛的温度瞬间传到了他的肩膀和前胸。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最近，暴风雪一直都没有停过。博亚尔卡的同志眼看就要成功了，结果这天气又要让他们延期了。听说那边的雪已经到脖子那么深了，冻土也不好挖。虽然只剩下最后七百多米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那边爆发了伤寒疫情。
三个同志已经病倒了。
12月22日
省团委召开了全体大会，但是博亚尔卡那边一个代表都没来。在距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土匪们又对铁轨进行了破坏，一辆运粮的列车因此而出轨。粮食委员会的代表命令所有的筑路工人前往事发地点。
12月23日
又有七个同志因感染伤寒要返回镇上医治，奥库涅夫也是其中之一。我在车站看到哈尔科夫过来的列车上运来了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也特别冷。这该死的大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12月24日
刚刚和朱赫来见了面。他已经确认了消息，就在昨晚，奥利克匪帮袭击了博亚尔卡，双方交火持续两个小时。所有的通信都被切断了，朱赫来直到早晨才知道详细的情况。匪徒们被击退了，但是托卡列夫却负了伤，子弹贯穿了他的胸膛。他今天会被接回来进行治疗。克拉维切克牺牲了。昨天晚上他负责守夜，一看到匪徒他就赶紧发出警报，并开枪射击。但可惜，他还没退回到学校就被匪徒给砍倒了。一共有十一名同志受伤。现在那里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个骑兵中队守着。
潘克拉托夫接替托卡列夫担任工程总指挥这一职务。普兹列夫斯基的部队在格鲁博基村发现了部分土匪的踪迹，并将他们尽数歼灭。一些非党团的工人没有等火车来接，而是沿着铁轨徒步回到镇上。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被送进了医院。其他人都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托卡列夫依然昏迷不醒，医生承诺会尽全力救活他。
博亚尔卡给省党委和我们都发了电报。他们说：“为了抵抗土匪的袭击，所有的筑路工人会坚守阵地。我们所有人，包括苏维埃力量号装甲列车上的同志们，以及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们在大会上郑重承诺：即使是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一定保证在元旦之前把木柴给运回去！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保尔·柯察金，大会书记贝尔金。”
我们按军事葬礼的规制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胜利就在眼前，可伤寒病却拖慢了施工队的进度，因为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因为染病而无法工作。
一天，保尔在返回驻地的路上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的两条腿完全不听使唤，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这几天保尔一直都在发烧，只不过今天的症状突然变严重了。
伤寒病成了施工队的头号敌人，不断有人因为染病而无法劳动。今天，就连保尔也抗不住了。其实早在五天前他就开始发烧了，只不过他依靠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意志力，一次次从水泥地上的草堆里站起来，加入施工的行列。但今天不一样，疫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身体，即便穿着丽达和朱赫来送的皮衣和皮靴也无济于事。
每走一步，保尔都感觉胸口传来阵阵疼痛。他的牙齿冻得直打颤，眼前的事物也变得模糊不清，就连笔直的树在他看来也扭曲成了诡异的形状。
保尔强撑着身体走回了车站。一阵喧哗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脚步，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到前面停着一辆和站台一样长的平板车。大家正在从上面卸货，有窄轨火车头，有铁轨，还有枕木。又走了两步，保尔突然失去平衡，倒在地上。他能感受到脑袋撞在地上的疼痛，但是冰冷的雪贴在脸上又让他感到一阵凉爽。
几个小时之后，其他人发现了摔倒的保尔，并把他背回了工棚。昏迷的保尔呼吸困难，对于周围的一切全无意识。装甲列车上的医生对他进行了诊断，医生说，保尔同时患上了肺炎和伤寒病，并且他的体温也已经超过了四十一摄氏度。医生还注意到保尔脖子上的溃疡。不过医生表示，这个溃疡不算什么，倒是肺炎和伤寒，随便一种都能送保尔去见马克思。杜巴瓦也赶紧回到了博亚尔卡，他和潘克拉托夫拼尽全力想要救回保尔。
阿廖沙·科汉斯基和保尔是老乡，因此，杜巴瓦和潘克拉托夫决定让他负责把生命垂危的保尔送回家。列车上早已人满为患，多亏了保尔手下的队员，尤其是霍利亚瓦，杜巴瓦和潘克拉托夫才把阿廖沙和保尔送上车。车上的乘客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纷纷站出来抗议，并且警告工人们，他们会在发车之后把保尔扔下车。
霍利亚瓦掏出手枪指着乘客喊道：“他得的不是传染病！就算把你们都撵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群混蛋，谁敢碰他一根汗毛，我就让沿线的肃反委员会把你们通通抓进监狱。”霍利亚瓦又说，“阿廖沙，你拿着保尔的毛瑟枪，谁敢造次你就直接毙了他！”
列车启动，缓缓离开了车站。荒凉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旁边问道：“你觉得保尔能挺过去吗？”杜巴瓦沉默不语。潘克拉托夫又说：“走吧，杜巴瓦，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我们得连夜把所有的火车头都卸下来，明天早晨就要试车了。”
霍利亚瓦给沿线所有他认识的肃反委员会朋友打了电话，敦促他们保证保尔在车上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之后，霍利亚瓦才放心地躺下睡觉。
列车停在了沿线的一处枢纽站，一具金发男青年的尸体被车上的人抬到了站台上。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的死因。车站的肃反委员会成员想起来霍利亚瓦的请求，赶紧跑过来查看怎么回事，可惜这个小伙子已经死了，他们只好把尸体搬到了停尸房。随后，他们赶紧打电话通知霍利亚瓦，告诉他，他关心的这位朋友已经死了。
博亚尔卡给省团委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通知了他们保尔的死讯。
但与此同时，阿廖沙已经护送保尔回到了家里。他自己也发烧病倒了。
1月9日
为什么我的内心这么痛苦？落笔的前一秒我还在哭泣。谁能相信坚强如丽达也会悲伤流泪呢？难道流泪就代表一个人不够坚强吗？我落泪是因为我今天非常难过。可我为什么会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流泪呢？我们克服了令人恐惧的严寒，所有的车站都摞满了柴火。市苏维埃为了嘉奖筑路英雄，在今天召开了扩大会议，我也刚从这个庆典上回来。我们胜利了，但两名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离世让我深切地意识到，原来我比想象中更爱他。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翻开这本日记。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同意调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