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的眼睛从身体里鼓出来，有猫头那么大；眼睛周围的一圈就像红褐色的釉面一样，中间绿色的眼仁发出脉冲般的磷光。它伸出自己的触手，上面的触须如同一群小蛇纠缠在一起蠕动着，鳞片随着它的移动发出令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蠢蠢欲动。他看到它来到了自己眼前。然后，那黏糊糊的触手攀上了他的身体。冰凉的触手让他感到了像被荨麻扎了一样的刺痛。章鱼伸出它的刺，像水蛭一样扎进他的头，然后不停地扭动触手吸食着他的血液。他感到自己的血液正在不停地流进章鱼膨胀的身体里。这章鱼根本不想停下来，被刺入的地方不断传来难以忍受的疼痛。

在距离自己很远的地方，他似乎听到有人在说话：“他的脉搏现在怎么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轻声回答道：“他的脉搏是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章鱼突然消失了，但身上的疼痛却挥之不去。保尔感到有人正把手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要睁开眼睛，但眼皮很重，他根本睁不开。保尔的身体里好似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感到窒息。

他特别口渴，他现在想立刻跳起来大口喝水。但是为什么起不来呢？他想动一动，但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仿佛这是别人的身体一样。也许母亲已经把水拿过来了，他会告诉母亲：“我渴死了。”又有个什么东西在他旁边蠕动着，该不会是那只章鱼又回来吸他的血了吧？果然，又是那两个血红的眼睛。

远处有个声音轻声说：“佛罗霞，拿点水过来！”“这是谁的名字？”保尔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黑暗再次吞噬了他。等他再次从黑暗里出来的时候，想起了刚才的事情。“我渴死了。”这时，他听到了有人在说：“他似乎开始恢复意识了。”那个温柔的声音越来越近，越发清晰：“你要喝点水吗，同志？”

“这是在叫我吗？我生病了吗？哦，是的，我得了伤寒病。”他第三次尝试睁开眼睛，这次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细缝里，他看到一颗红球悬在头顶，但很快被一个黑影挡住了。黑影向他俯身，随后，他的嘴唇感受到了玻璃杯的硬边和一股湿润的水流。体内的火焰总算浇灭了，他很满意，低声说：“好多了。”“你能看到我吗，同志？”

他听到了那个黑影这样问道，随即又陷入昏睡之中。不过他还是在入睡前一秒说了出来：“我看不见，但我能听到……”

“谁能相信他竟然挺过来了！他把自己从死亡边上拉回来了！真是一副结实的体格。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全靠你的精心护理才把他救回来。”

女人非常兴奋地回答道：“我太开心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这副年轻的身板还不想和世界告别。他慢慢地恢复了力气。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充满新奇的。只是他的脑袋依然缠着绷带不能动弹，让他觉得有些昏昏沉沉。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恢复了知觉，没过多久他就可以灵活地弯曲手指了。

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是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她坐在宿舍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翻看着一本厚厚的淡紫色日记本，上面是她用整洁的斜体字记录的内容。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护列车运来了一批重伤员。其中一个战士头上有个触目惊心的伤口。我们把他安置在一个角落靠窗的床位上。他只有十七岁。他们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从他口袋里找到的证件和病历。他的名字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信封里的证件包括一张磨破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员证、一张红军战士证明书，还有一张团部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因优秀地完成了一次侦察任务而受到表彰。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他自己写的，上面写着：“如果我不幸去世，请写信联系我的家属：谢佩托夫卡镇调车场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自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击中之后，柯察金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会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我们检查了柯察金的伤情。伤口很深，颅骨已经被打穿了，所以他整个头部右侧全都麻痹了。另外，他的右眼有一条血管破了，导致眼部严重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要摘除他的眼球以防发炎，但我劝阻了他，因为现在还有消肿的希望。我这样做是出于审美的考虑。

毕竟这个小伙子还能活过来，如果缺了一颗眼球，那就太可惜了。

他一直神志不清、翻来覆去，必须有人时刻在床边看护。我花了很多时间照顾他。他是那样年轻，怎么能就这样死去呢？我决定尽全力把他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我一定要成功！

昨天，我交班之后又在病房里待了几个小时。他是这里伤得最重的。我听着他不停地说胡话。有时候他说的话好像在讲故事一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他的很多事情。但有时他又会用各种难听的字眼骂人。真不知道这些肮脏的骂人话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听完之后只是觉得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断定他活不长了。老头子生气地说：“我真是不明白，这么小的孩子竟然也要去参军。太不像话了。”

8月30日

柯察金依然没有恢复知觉。他已经被移送到类似临终关怀的病房里了。护士佛罗霞一直在他旁边照顾着。她认识柯察金，他们俩之前在一起做过工。她一直尽心竭力地照顾着他。不过，我现在也开始觉得他可能真的没希望了。

9月2日 晚间11点

我今天太开心了！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经恢复了知觉。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我这两天没有回家，一直留在医院里加班。

我的喜悦难以形容，因为我又救回来一条生命。我们的病房又可以少死一个人了。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病人恢复健康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事。他们重获新生，就像孩子一样纯洁与真诚。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他们分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知道这可能会有些幼稚，但事实就是如此。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给他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只是受了轻伤，很快就能康复回家了。但实际上他流了非常多的血，脸色白得就像一张纸，而且非常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今天第一次微笑了。他笑起来很好看，只不过平时表现得很严肃，显得很成熟。他的身体正在快速恢复着。他和佛罗霞是好朋友。我总能看到她坐在他的床边。她肯定跟柯察金说起过我，甚至大大夸奖了我一番。所以每次我去病房的时候，他总会对我露出微笑。

昨天他问我：“大夫，为什么你的胳膊上都是青紫色的伤痕？”我没有告诉他，这些都是他在昏迷的时候用手使劲在我胳膊上攥出来的。

9月17日

柯察金额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在忍受换药的痛苦方面，他表现出来的毅力让我们感到惊讶。一般来说，病人在换药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叫喊或者发脾气，但柯察金只是静静地躺着。每次涂碘酒的时候，他就像琴弦一样绷紧身体。有时他会疼得失去意识，但他从来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我们都知道，如果柯察金发出任何声音，那他一定是失去意识了。我真不明白，他这份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到底从何而来？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终于可以坐轮椅了。我们把他推到了阳台旁边。他看着眼前的花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真好奇他当时是怎样的表情。可惜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头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了一只眼睛。而这只活泼闪亮的眼睛仔细审视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外面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9月26日

今天，两个年轻的姑娘来到医院要求探望柯察金。我来到楼下的接待室跟她们聊了一会儿。她们进行了自我介绍，一个叫冬妮娅·杜曼诺娃，另一个是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娅这个名字我听过，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总会提到这个名字。我允许了她们的探视请求。

10月8日

今天，柯察金独自一个人来到花园里散步。他不停问我何时可以出院。我只是告诉他快了。每次能探视的时候，两个姑娘都会准时来看望他。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从来不喊疼了。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说：“你去读《牛虻》吧，读完自然就懂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他非常热情地跟我道了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拆下来了，只有额头还包扎着。他的那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不过表面上看不出区别。他是个优秀的年轻同志。虽然出院离开是一件喜事，但一想到要跟他分别，我心里还是有些难过。总是这样，他们康复了就会离开，自此我们就几乎再也不会见面。

他离开的时候说：“为什么瞎的不是左眼呢，太遗憾了。我以后还怎么瞄准？”

他还在为前线考虑。

出院之后，保尔先去了冬妮娅在布拉诺夫斯基的家里。

保尔想马上带着冬妮娅参与共青团的活动。他邀请她去参加镇里的共青团大会。冬妮娅答应了，但是当她换好衣服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保尔却失望地咬着嘴唇。她穿得非常得体，甚至可以说是隆重。保尔觉得穿着这种装束去共青团的聚会是完全不合适的。

这直接引发两个人的第一次争吵。保尔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光鲜亮丽。冬妮娅生气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按照别人的方式打扮自己。如果你觉得我的装束不合适，那我不要去好了。”

在工人俱乐部，和一众衣着并不体面的年轻人相比，穿着漂亮衣服的冬妮娅显得格外扎眼。保尔觉得很尴尬。其他年轻人也不愿意跟她打招呼。冬妮娅感觉到不合群，于是摆出了一副轻蔑、目中无人的样子。

货运码头的团书记潘克拉托夫是一个穿着粗麻布衬衫、宽肩膀的码头工人。他把保尔叫到一边，瞟了一眼冬妮娅，然后对保尔说道：“是你把这个洋娃娃带过来的吗？”“是的。”保尔回答道。“哎呀……”潘克拉托夫说道，“她的装束看上去不像我们这边的人，倒是像个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呢？”保尔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带她过来。明白吗？她对我们没有敌意，虽然她在衣着上确实跟我们不一样，但你不能总是根据人们穿什么衣服来下结论。我跟你一样清楚什么样的人能被带进来。所以你不必如此多疑，好吗，潘克拉托夫同志？”

保尔还想再说一些刺耳的话，但意识到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看法，他就不再说了，而是把一肚子的火转移到冬妮娅身上。“我都告诉她了！为什么她非要摆出这个架势？”

那天晚上是两个人的友谊走向终点的开始。保尔感到痛苦和沮丧，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段牢固的情谊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每次见面，每次交谈，都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保尔越来越无法容忍冬妮娅的个人主义。

两个人都意识到，分手已是在所难免。

今天，两个人决定再来库佩切斯基公园见最后一面。公园的路上铺满了落叶，两个人站在陡坡顶上的栏杆旁边，俯视着第聂伯河灰暗的水流。一艘拖船拉着两艘驳船疲惫地从桥洞里穿出来。夕阳给特鲁哈诺夫岛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居民区的窗玻璃被落日余晖照得通红。冬妮娅看着金色的夕阳，难过地问道：“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黄昏一样，即将落幕了吗？”

保尔盯着冬妮娅，皱起眉头，低声回答说：“冬妮娅，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你知道，我爱过你。即便是现在，我依然可以像之前一样爱你，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保尔了。如果你想让我把你放在党的前面，那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因为我必须永远把党放在第一位，你和其他亲人只能放在第二位。”

冬妮娅痛苦地盯着深蓝色的河水，她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孔和浓密的栗色头发，保尔回想起和这个女孩经历过的种种，一丝怜悯之心涌上他的心头。保尔轻轻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冬妮娅，摆脱那些束缚，加入我们中来吧！让我们一起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奋斗。我们中间也有非常多出色的女同志。她们也一样在为这场斗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且承受相同的艰辛和痛苦。她们或许不像你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加入我们呢？你之前说丘扎宁想对你动粗，但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个堕落的坏种。你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得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那样呢？我猜是你那愚蠢的自尊心不停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穿上肮脏的军装呢？难道就因为别人都这样穿吗？'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但是却不愿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很遗憾，我会永远怀念我们曾有过的美好回忆。”

保尔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保尔看到街上贴着一份肃反委员会主席签署的布告，签名的人正是朱赫来。他的心猛地跳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朱赫来办公的地方，但是哨兵拦住了他不让进去。他大吵大闹，差点被抓起来，最后还是如愿以偿。朱赫来对保尔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胳膊。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把话题转到工作上。“你现在还不适合上前线，不如先跟我一起在这里肃清反革命。明天开始你就过来上班吧。”朱赫来说道。

和波兰白军的战斗画上了句号。红军战士已经打到了华沙的城墙下面，可由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方补给又相距甚远，因此没能攻下最后的首都就撤退了。波兰人把这次撤退称作“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波兰的贵族老爷们又能苟活一段时间，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愿望暂时要搁置了。鲜血淋漓的土地需要休养生息。保尔没能回去看看他的家人，因为谢佩托夫卡再次落入波兰人的手里。小镇成了双方的临时分界线，一场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

保尔不分昼夜地在肃反委员会执行着各种任务。当他听说家乡被波兰人占领时，他感到非常难过。他问朱赫来：“如果停战协议真的签完了，是否意味着我的母亲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朱赫来打消了他的顾虑：“怎么会呢？边境肯定会以哥伦河为界，所以谢佩托夫卡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各个师部都从波兰前线被调到了南方。之前，共和国把所有力量集中到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带着他的匪帮从克里米亚爬出来，沿着第聂伯河向北推进，来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为非作歹。既然现在和波兰人的战争结束了，国家决定把军队调往克里米亚，消灭这股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巢穴。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的火车经过基辅向南奔驰。没有足够的空闲轨道，列车到了这里就只能堵在一起。这些天，为了应对运力不足的问题，铁路肃反委员会没日没夜地工作。电报机收到了无数条强制命令的电报，要求肃反委员会为这个师或那个部腾出可用的路轨。电报机嘀嗒嘀嗒地响着，打满点和横的纸袋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每条电报都要求优先对待：“优先于一切……”“这是军令……”“立即放行……”上面的内容都差不多，都警告说：“如若不执行命令，就会被军事法庭起诉。”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各个部队的指挥官急匆匆地跑进来，一边晃着手枪，一边要求肃反委员会按照某某司令员发来的某某号电报，立即让他们的火车开走。肃反委员会表示办不到，但他们中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不行，快让我们先开！”说完就开始争吵。情形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朱赫来找来。于是那些气势汹汹准备开枪的人就都冷静下来了。这个钢铁一般的身躯，以及那沉着冷静、不容置喙的声音，让那些叫嚣着的军官把手枪重新塞回枪套里。

保尔时常会觉得头部传来一阵刺痛，但他依然硬挺着跑到站台维持秩序。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太过繁忙，他的神经根本吃不消。

有一天，他在一辆装满弹药箱的平板车上看到了谢廖沙·布鲁扎克。谢廖沙从车上跳下来，差点把保尔撞倒。他紧紧搂住他的朋友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两个人有太多的话要说，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自从上次分别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经历了太多事情。他们互相追问，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又滔滔不绝地开始说。他们聊得起劲，根本没听到汽笛声。直到车轮转动，火车要驶出车站了，两个人才不舍地分开。

他们还有很多话要对彼此说，但火车已经在加速了。谢廖沙招呼了他的朋友一声，就开始沿着月台狂奔。他抓住了一节货运车厢的门，车厢里也伸出了几只手把他拉了进去。当保尔看着他越走越远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了。因为谢廖沙自从离开谢佩托夫卡之后就没再回去过，而这次相遇太过意外，保尔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不知道也是件好事，不然他一定会很难过的。”保尔想。但他不知道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站在车顶，敞开胸膛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不知道，死神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坐下来吧，谢廖沙。”军服后面被烧出一个洞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说道。“没事的。”谢廖沙笑着说，“风跟我可是好朋友。”

一周后的第一次交战中，谢廖沙被一颗流弹击中。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胸口传来撕裂一般的疼痛。他伸出双臂，用力捂住胸口，摇晃着走了几步，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那双失去光芒的蓝眼睛依然凝视着无边的乌克兰大草原。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让保尔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他的头痛发作得更加频繁。直到有一天，他在连着两个晚上没睡觉之后，晕倒在车站。这时他才找到朱赫来说：“朱赫来，你看是不是该给我换一份其他工作？我想回到铁路工厂干回我的老本行。留在这里，我怕脑袋上的旧伤会越来越严重。医务委员会的人告诉我说，我不适合留在军队里。但是，这里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围捕苏蒂尔匪帮的工作已经把我给累倒了。这种不间断的工作我做不来，我必须要有休息的时间。朱赫来，如果我连脚都站不稳，还留在这里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朱赫来关切地看着他说：“是的，你的身体确实不太好。都怪我，我应该早点放你走。我之前太忙了，都没有注意到。”这场谈话结束不久，保尔就拿着介绍信去共青团省委会报到了，信上要求共青团省委会安排他的工作。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然后向保尔眨了眨眼睛说：“从肃反会员会来的，对吗？那是个不错的单位。我们马上就可以为你安排工作，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想去哪里？省粮食委员会怎么样？不想去？好的。那去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怎么样？也不想去？那太可惜了，那里可是个好地方，能领到头等的口粮。”

保尔打断了他，说道：“我想去铁路总厂。”那个小伙子惊讶地说：“铁路总厂？可是……那里暂时不缺人。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吧，她肯定会给你安排妥当。”在和那个褐色皮肤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谈了一会儿之后，保尔的去向最终确定了。他将会去铁路总厂担任共青团书记，不脱产。

与此同时，白军一直在加固着克里米亚的大门。在那块连接着半岛和大陆的分界线上，也就是很久以前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军修建了一个现代化要塞——彼列科普。而在这个要塞后面，集结着从各个角落赶来的旧世界的余孽。他们沉浸在美酒的狂欢之中，被虚假的安全蒙蔽了双眼，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在一个阴冷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儿子跳进冰冷的锡瓦什湖中，在黑暗的掩护下穿过海湾，从背后打击盘踞在堡垒中的敌人。伊万·扎尔基就是这千万个士兵中的一员。他把机关枪顶在头上，防止它被弄湿。

天刚亮，第一批渡过锡瓦什湖的战士就已经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第一个爬上岸的就是伊万·扎尔基。他们绕到堡垒前面，从正面对白军展开了攻击，彼列科普立刻沸腾起来。

一场史无前例的激战随之展开。白军骑兵冲向刚刚爬上岸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的机关枪不停地向周围倾射出死亡的子弹。人和马在暴雨一样的铅弹下纷纷倒地。扎尔基风驰电掣般地把新的弹夹装进枪里。

几百门大炮在彼列科普咆哮着，成百上千枚炮弹发出刺耳的尖叫划过天空。大地似乎坍缩成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炮弹爆炸产生了无数细小的碎片。被撕裂的大地混着黑烟遮住了太阳。

这怪物的头颅终于被敲碎了。第一骑兵军洪流一般涌入了克里米亚，准备给这些白军带来最后一轮打击。魂飞魄散的白军惊慌失措地冲向了离港的船只。在那些破旧的制服上，在那颗红心跳动的地方，挂着共和国颁发的金制红旗勋章。共青团员机枪手伊万·扎尔基就是这其中一员。

跟波兰的合约最终还是签订了。正如朱赫来所预料的那样，谢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镇外三十五公里的那条河被定为边境线。在一九二零年十二月的一个难忘的早晨，保尔乘坐列车回到了他思念的家乡。踩在积雪的月台上，保尔抬头看了一眼“谢佩托夫卡站”的牌子。随后，他直接左转，来到调车场寻找哥哥阿尔焦姆。不过阿尔焦姆并不在那里。保尔扣紧外套，快步穿过树林，向镇上走去。听到敲门声，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转过头说：“请进！”一个被雪覆盖的身影推门而入。她认出来小儿子那张可爱的脸。她用手捂着胸口，激动得说不出话。

她扑在儿子的胸膛上，亲吻着他的脸，幸福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保尔紧紧地抱住她消瘦的身体，低头静静地注视着那张因痛苦和忧愁而布满皱纹的脸，等着她平静下来。

幸福的光芒再次闪耀在这个饱经沧桑的母亲眼睛里。面对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她似乎永远也看不够。三天后，当阿尔焦姆在深夜背着包回到这个小房子时，母亲喜悦的心情已经无法形容了。

就这样，柯察金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历经了艰苦的考验和痛苦的磨难，幸而大难不死，现在又重聚在一起了。“现在你们两个都有什么打算？”母亲问他们。“我还是回调车场干我的老行当去，妈妈。”阿尔焦姆回答道。至于保尔，他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还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