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下面，河水泛着微光。水流冲击着岸边光滑的鹅卵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河岸两边的水流十分平静，银色的水面几乎没有涟漪。但在河道的中央，深邃的河水永不停歇地向前流动。这是一条雄伟壮丽的河。果戈里曾经说过，第聂伯河永垂不朽。耸立的右岸仿佛一块插入水中的石板，就像一座山被广阔的河水挡住了前进的步伐；平坦的左岸是一片沙地，这是春季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的痕迹。

河岸边的一条战壕里，五个人趴在一挺马克沁机关枪旁边。他们是第七步兵师的前哨。机关枪旁边那个面朝河道的人就是谢廖沙·布鲁扎克。

昨天，在波兰军队猛烈的炮火轰炸下，几个人完全被战火折磨得精疲力尽。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撤退到河左岸，并在这里挖了一道战壕。

这次撤退，最近几天的惨痛伤亡，以及最后放弃基辅，给红军战士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英勇的第七师在前段时间突破了包围圈，穿过森林，来到了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上。在那里，他们奋勇杀敌，赶跑了波兰士兵，打通了通往基辅的路。

可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这座美丽的城市！所有的红军战士都为此感到难过。

击退了达尔尼察的红军部队之后，波兰士兵占领了河道左岸铁路桥的桥头堡。但每当他们想要继续推进的时候，英勇的红军战士便会展开猛烈的反击。

看着眼前流动的河水，谢廖沙不禁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中午，他的部队和波兰士兵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他第一次和敌人进行了正面交锋，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士兵端着步枪向他冲来。波兰士兵的枪头上绑着一个长长的像马刀一样的法式刺刀。他像一只野兔一样冲向了谢廖沙，嘴里还含糊不清地不知道喊着什么话。有那么一瞬间，谢廖沙看到了他因为兴奋而放大的瞳孔。谢廖沙抓住机会，用自己的刺刀挑开他的枪头，随后用力地向前刺出去，那个波兰士兵就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颤抖。他知道这样的杀戮不会停下来。他，谢廖沙，能够给予别人温柔的爱情和坚定的友谊。他的本性既不恶毒，也不残忍。但他知道，他必须与这些被蒙蔽的士兵作战。这些士兵受到了资产阶级寄生虫的煽动，变成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被派到这里进攻他最亲爱的祖国。而他，谢廖沙，为了让人们不再相互残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他将不得不杀人。帕拉莫罗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们继续前进吧，谢廖沙，否则他们会马上发现我们。”

一年以来，保尔·柯察金在他的故土上来回奔波，有时是坐在机枪车或者跑车上，有时是骑在一匹耳朵上有缺口的灰色小母马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苦难和折磨让他变得成熟而坚毅，被沉重的子弹带磨破的伤口早已愈合，肩膀也被步枪带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这一年，保尔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名红军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他们虽然衣衫褴褛，却都怀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战。他的足迹踏遍了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只有两次没有出现在革命的风暴里。第一次是他的大腿上挨了一枪，第二次是在一九二零年那个寒冷的二月，伤寒病让他不停地发烧。

与波兰人的机关枪相比，伤寒病给第十二军各师团带来了更惨烈的损失。当时，为了阻挡波兰军队的入侵，第十二军的战线几乎横跨了整个乌克兰的北部地区。保尔归队的时候，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他的部队当时正坚守在卡扎京到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车站位于树林当中，只有一个站台，旁边是一些残破的、被遗弃的平房。三年来，持续不断的战斗让村民无法在此继续生活，而双方的拉锯战也让弗隆托夫卡车站几度易手。

大战又开始酝酿了。面对波兰军队的压力，元气大伤的第十二军只能向基辅撤退。此时，无产阶级共和国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对沉醉于胜利喜悦的波兰白军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骑兵第一军中的各个师部早已身经百战，他们正从北高加索一路被调往乌克兰，这是一场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骑兵师相继被调往乌曼地区，在前线的后方集结，并在行进的路上顺带解决了马赫诺匪帮。

草原上，一万六千名战士手握着一万六千把军刀，顶着酷暑不断前行。红军最高司令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非常重视这次进攻，坚决不能让这一战术提前被敌人发觉。为了确保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能够成功集结，红军高层采取了一切措施。乌曼地区暂停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到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再到第十四军和第十二军司令部的电报专线一直不停地滴滴作响。电报员敲击发报器发出指令：“切勿让波兰人注意到正在集结的骑兵部队。”只有当波兰人的进攻会威胁到布琼尼的骑兵师的时候，积极的军事行动才能得到许可。

篝火向上吐出红色的火舌，烟雾像旋风一样盘旋上升，蠓虫在周围飞来飞去不愿接近。战士们围着火堆围成一个半圆，火光给他们脸上蒙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芒。几个饭盒摆在炭灰上，里面的水被加热得咕嘟冒泡。一根燃烧着的木头下面突然蹿出一条火舌，一名战士蓬乱的头发正好接住了这个火焰之吻。他赶紧躲到一旁，低声咒骂道：“真该死！”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士兵，在火光中一边检查自己的枪口，一边开玩笑地说：“这个小伙子看书看得太认真了，火苗都烧到头上了才感觉到。”

“柯察金同志，跟我们讲讲你读的这本书吧，好吗？”有人提了个建议。那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挠了挠被烧焦的头发，笑着说：“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棒了，我真想钻到书里面去。”

坐在保尔旁边的那个翘鼻子青年正在修理背包上的带子，他一边咬断线头，一边好奇地问道：“里面都讲了些什么？”说完，他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把针插到了军帽上，“要是讲谈恋爱的，那我倒很感兴趣。”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马特维丘克抬起他那板寸的头，眯起眼睛看着那个翘鼻子的小伙子说道：“没错，谢列达，谈恋爱的确是一件美事，而且你是那样英俊，仿佛从画里跑出来的一样。不管你走到哪里，想要追求你的女孩都会把鞋子踏破。唯一可惜的就是你这个鼻子，它翘得有些过头了。不过咱们有补救的办法，只要在你的鼻子上挂一个九斤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第二天一早，保准你能得到一个标准的鹰钩鼻。”大家笑得直捂肚子，这笑声甚至惊动了拴在机枪车上的马。谢列达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漂亮的脸蛋有什么用，脑子聪明就够了。”他滑稽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就拿你来说吧，虽然你的舌头很毒辣，但是你的头脑还不如一头驴子。摸摸你的耳朵，还没有驴耳朵热乎吧？”保尔把马鞍挪到火堆旁边，坐了上去，然后把那本厚厚的小开本的书摊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The Gadfly），是营政委借给我的。这本小说让我爱不释手。如果你们能安静地坐下来，我就读给你们听。”“快点念吧，别担心，谁都不会打扰你的。”过了一会儿，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带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回到了篝火边，他看到十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普兹列夫斯基转过身，指着那群战士对政委说：“你看，我们团一半的侦察兵都在那里。其中有四个虽然才刚加入共青团，但他们都是优秀的红军战士。念书的那个是保尔·柯察金，那边那个眼睛像狼崽子的孩子叫扎尔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不过，两个人暗地里总是互相较着劲。柯察金以前是我手底下最强的侦察兵，这次他算是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瞧，他们还在进行着政治工作。虽然只是给大家读书，但你绝不能小看他们的努力。我听说有人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青年近卫军'。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好，太贴切了。”

“怎么，念书的那个不是指导员吗？”政委问道。“不是。他们的指导员是克拉麦尔。”普兹列夫斯基催马走上前去。“同志们，大家好！”他大声喊着。所有人都看向了他。普兹列夫斯基利落地跳下马，走到了战士们跟前。“热乎吗，朋友们？”他带着宽厚的笑容问道。这笑容让他那张坚毅的脸庞和像蒙古人一样细长的眼睛变得不那么严厉。战士们像对待一个好战友、好朋友那样热情地问候了他。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还要继续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把枪套推到背后，坐到保尔旁边，提议道：“大家都来抽口烟怎么样？我搞到了一些上等烟叶。”他自己卷起一支，点燃了，然后转头看向政委说：“你先走吧，多洛宁。我跟同志们待一会儿。如果司令部有事，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接着念吧，我也想听听。”多洛宁走后，普兹列夫斯基对保尔说道。

保尔读完了最后一页，把书放在膝盖上，默默注视着火焰。有那么一会儿，这些人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惋惜牛虻悲惨的命运。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大家的感受。

“这个故事太惨了。”谢列达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原来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那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当他有了一个要为之奋斗的信念时，他就会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承受任何苦难与折磨。”很明显，谢列达完全被这个故事感动了。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是我遇到那个想把十字架插进牛虻喉咙里的神父，我非揍死这畜生不可。”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愤怒地喊道。他以前在白采尔科维给一个鞋匠当学徒。

“愿意为信念付出生命的人，就不会畏惧死亡。”安得罗修克拿着木棍把饭盒往火堆旁边推了一下，自信地说，“信念会给人以力量。心怀信念，你就可以视死如归，无怨无悔。英雄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叫波莱卡。当时，白匪军在敖德萨将他逼入绝境，但他单枪匹马对付了一整排的敌人。在白军的刺刀逼近之前，他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虽然他的人生不像书里的角色那样精彩，但他的事迹一样值得歌颂。而且，在我们的队伍里，像他那样的人还真不少。”

他拿起饭盒，用勺子搅了搅，抿着嘴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有的人死得很耻辱，很卑鄙，很不光彩。我跟你们说说之前在伊贾斯拉夫打的那场仗吧。那是戈伦河边的一个古镇，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公统治的时代。那里有一座波兰教堂，修得像一座堡垒。我们来到城里，分成单列纵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往里面冲。当时，我们的右翼部队是一群拉脱维亚人。等我们来到大路上时，看到一栋房子的围栏上绑着三匹带着马鞍的马。我们想，这回肯定能把波兰人一网打尽了。我们十几个人就一起冲进那个院子。一个拉脱维亚连长拿着他的毛瑟枪跑在我们前头。

“跑到门口，我们才看到前门已经被打开了。冲进去之后才发现我们晚到了一步，屋里早已没了波兰长官的身影，只有我们这边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不过屋里的场景并不体面。他们正在**一个妇女，看情况她应该是那个长官的妻子。拉脱维亚连长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用拉脱维亚语大喊了一声。他的手下立刻把三个侦察员拖到了院子里。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他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名叫布雷迪斯。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猜到他要下令毙了那三个人。不得不说，那些拉脱维亚人是真的不讲情面。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马厩里。我知道这几个人今天很难活命了。其中一个大块头的家伙极力挣扎，想要挣脱出来，一边使劲，一边大喊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枪毙他。剩下的两个人都在求饶。

“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赶紧跑过去对布雷迪斯说：'连长同志，让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吧。你何必为杀他们脏了自己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结束，我们没必要跟这些人渣浪费时间。'他转过身来，两只眼睛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立马就后悔了。他举起手枪指着我。我也打了七年仗了，老实说，我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害怕过。我相信他随时都会打死我。他用不太熟练的俄语对我说：'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而这些人是整个军队的耻辱！这种畜生就该被枪毙。'

“我没脸再留在院子里，于是赶紧跑到大道上去了。身后传来了几声枪响，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已经没命了。等我们和其他同志会合的时候，整座小镇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我说的很耻辱的死法就是这样。不过那几个人是在梅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之前是在马赫诺匪帮作恶。呵，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安得罗修克把饭盒放到旁边，从袋里拿出一个面包，继续说道：“有时候，咱们的队伍里的确会混进来一些人渣。你没办法甄别每一个人。他们从表面上看也一样支持革命，但这些人却败坏了咱们的名声。说真的，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他总结了一下，然后开始喝茶。

深夜，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谢列达的呼噜声有点大。普兹列夫斯基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本子上不知写些什么。

第二天，侦察归来的保尔把马拴到了一棵树上，招呼喝完茶的克拉麦尔说：“克拉麦尔，我想转到第一骑兵军去，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看上去要打一场硬仗，不然为什么要集结那么多兵力呢，对吗？可我们呢，每天总是枯燥地守在这里。”

克拉麦尔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转过去？你以为像在电影院里换座位那样简单吗？”“反正都是打仗，这跟在哪个部队有关系吗？”保尔打断他的话，“我又没有当逃兵，不是吗？”可是克拉麦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保尔，你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我知道，你这小伙子没有坏心眼，但在某些事情上，你却有点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想怎样就怎样。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你忘了吗？我们的党和团是建立在铁一般的纪律上的。我们的党高于一切，党需要你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可不是你自己想去哪就能到哪去的！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请求了吗？那你就不用再问我了。”克拉麦尔有些激动，使劲咳嗽起来。由于常年在印刷厂里工作，铅粉早已牢牢粘在他的肺里，因此，他蜡黄的脸颊上经常出现病态的红晕。

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保尔压低声音，坚定地对他说：“你说得都对，但我还是要去布琼尼的骑兵队。”

第二天晚上，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身影了。

在邻村学校外面的山坡上，布琼尼骑兵们围成了一个大圈。一个大块头战士坐在机枪车后面，把帽檐拉到了后脑勺，正在演奏着手风琴。在圈子中央，一个穿着红色马裤的骑兵正潇洒地跳着戈帕克舞。琴键上总是冒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让正在跳舞的骑兵踩错了舞步。村子里的青年男女循着声音跑了过来，有的爬到机枪车上，有的扶着篱笆，欣赏着这些刚刚进驻村庄的骑兵们的精彩表演。“用力跳吧，托普塔洛！把这片土地踏平！对，就是这样！拉手风琴的，你也加把劲。”

可惜，这位乐手的手指过于粗大。掰弯一只马蹄铁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可让它灵活地游走在这些琴键之上就变得十分困难。“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徒给杀死了。”一个皮肤黝黑的骑兵战士惋惜地说，“不论是拉手风琴，还是上阵杀敌，他的实力都堪称一流。哎，太可惜了，我们损失了这样一个全才。”

听到这番话，站在圈中的保尔走到了机枪车旁边，把手放到了手风琴上。音乐突然停了下来，手风琴手皱着眉头问道：“你要干什么？”托普塔洛也停了下来。周围的人生气地喊道：“怎么回事？别捣乱！”保尔把手放到手风琴的皮带上说：“可以让我试一试吗？”大块头布琼尼骑兵不信任地看着他，不情愿地从肩膀上把手风琴卸下来。

保尔熟练地把琴放在膝盖上，把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随着风箱的鼓动和收缩，动人的旋律倾泻而出：

小苹果你真娇媚

东奔西跑不嫌累

抓到肃反委员会

你就不要再想回

伴随着熟悉的节拍，托普塔洛像鸟儿一样挥舞着双臂，为大家表演眼花缭乱的舞蹈动作。他灵巧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膝盖、后脑勺、额头、靴底，最后又拍了自己的嘴巴。

手风琴拉得越来越快，托普塔洛也加快了蹲下踢腿的速度。他转着圈，不停地跳，直到喘不过气来。

一九二零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交战之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在波兰第三和第四军的接合点冲破了波军的防线，击溃了萨维茨基将军提前埋伏的骑兵旅，一路向鲁任进发。

波兰司令部急忙组建了一支突击部队去攻打突破防线的红军。此外，他们还临时从波格列比谢车站抽调了五辆坦克运了过去。但布琼尼第一骑兵军早已绕过了他们组织反攻的扎鲁德尼茨，在波兰人的后方杀了出来。

波兰方面认为第一骑兵军正在朝他们后方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卡扎京进发，因此，波军派出了科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从背后攻击布琼尼骑兵军。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人的处境。虽然他们成功地堵住了突破口，但强大的第一骑兵军早已在波军的后方集结完毕，摧毁他们大量的后方基地，并准备进攻他们在基辅的集团军。而随着骑兵军的继续推进，他们沿途破坏了很多铁路和桥梁，严重拖慢了波军的撤退速度。

当他们从俘虏那里得知波军在日托米尔有一个陆军司令部后（事实上整个前线的参谋部就在那里），布琼尼指挥官就决定要攻占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第四骑兵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了牺牲的库利亚勃科，加入了其中一个骑兵连的右翼。战士们都舍不得他这个优秀的手风琴手，于是集体要求把他编进这一连。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日托米尔，按照扇形列队，开足马力向这座城市冲去。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地在马蹄下呻吟，战马发出嘶哑的呼吸声，战士们踩着马镫站起身来。

脚下的地面向后飞驰，遍布花园和公园的大城市越来越近。骑兵像一股旋风一样从花园旁边掠过，冲入了城市的中心。面对来势汹汹的骑兵，空气中回**着令人恐惧的呐喊。

波军完全没有防备，因此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被击溃了。

保尔弯腰伏在马背上，他旁边那个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同伴就是那天跳舞的托普塔洛。保尔看到了这位英勇的骑兵轻而易举地放倒了一个没来得及举起步枪的波兰士兵。

两个人骑着马在街道上疾驰，马蹄铁敲打着石子路发出清脆的声响。突然，前面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出现了一挺机关枪，三个穿着蓝色军服、戴着方形军帽的波兰士兵正弯腰守在旁边。还有一个领子上镶着金线条的军官，他举起毛瑟枪对准了两个人。托普塔洛和保尔来不及勒马，只能继续朝着前面的机关枪飞奔。军官向保尔开枪，但没有打中。子弹擦着保尔的脸飞过。下一秒，战马已经把他踢倒。他的头撞到了铺路石上，整个人无力地躺在地上。

就在同一时刻，机关枪吐出了野蛮而狂暴的火舌。托普塔洛和他的黑色战马就像被黄蜂群蜇了一样倒在了地上。

保尔的马受了惊，扬起前蹄嘶叫了两声，随后又带着保尔越过了死者的尸体，冲向了机关枪旁边的几个人。保尔举起军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向着一个方形军帽劈了下去。

保尔再次举起军刀，准备砍向另一个人的脑袋时，发狂的马儿却跳到路边去了。

骑兵连的人马好似山洪一般，朝着十字路口直接冲了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闪闪发亮。

监狱狭长的走廊里回**着犯人的叫喊声，牢房里挤满了面容憔悴、饱受折磨的人们。外面的声音传到了牢房里面，犯人们陷入一片混乱。他们知道城里正在进行战斗，难道自己还能重获自由吗？难道外面突然降临的部队是他们这边的军队吗？监狱的院子里也响起了枪声。有人在走廊上奔跑。随后，一个无比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喊道：“同志们，你们自由了！”

保尔跑到上锁的牢门跟前，门上的小窗户露出了几十双眼睛。他使劲用枪托猛砸上面的锁头。米罗诺夫拦住了他，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说：“你先别砸，咱们直接炸开。”排长齐加尔钦科一把抢过手榴弹，大声斥责道：“住手！你这傻瓜，难道是疯了吗？他们一会儿就把钥匙拿过来了。你也是，砸什么砸，又不是没有钥匙。”

狱警被押到了走廊，红军战士用枪逼着他打开了牢门。随后，走廊里便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却欣喜若狂的人。保尔推开牢门，走到里面说：“同志们，你们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的师部已经占领了这里。”

一个眼泪汪汪的妇女扑到保尔面前，用力抱住了他，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对于保尔他们来说，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牢里、等着被枪毙和上绞刑架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和两千名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比他们缴获的任何战利品，甚至比这场战役本身都更加重要。

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晚已经过去，现在正是六月的艳阳天。其中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囚犯，高兴地冲到保尔身边。他是谢佩托夫卡印刷厂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听着萨穆伊尔讲述家乡发生的血腥悲剧，保尔的脸色变得灰暗。他的话好像一滴滴熔化的铁水一样浇在保尔的心上。

“宪兵队在一天夜里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抓走了，有个叛徒出卖了我们。保尔，他们完全不把我们当人看啊，你是不知道他们下手有多狠。我挨的打比较轻，因为他们才打了我几下，我就晕倒了。但是别的同志比我强壮，因此都被折磨得没了人形。

“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我们干过的事情他们全都一清二楚，这也难怪，毕竟我们中间出了叛徒。我真的不愿回顾那段日子。保尔，那些被抓走的人你大多都认识，比如瓦莉亚·布鲁扎克，还有罗莎·格里茨曼，她今年才刚满十八岁，一双清澈的眼睛天真无邪。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他跟我一样也是排字工人，你应该认识他。那个小伙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还总画一些讥讽老板的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或许你还对他们有印象。其他被抓的也都是当地或者周边地区的人。总共有二十九人被捕，其中有六个是女的。我们都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些畜生想尽办法侮辱她们。等她们被拖回牢房的时候，几乎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开始不停地说胡话，几天之后她就完全疯了。

“那些畜生不相信她疯了。他们说她在撒谎，每次审问她时都毫不留情地打她。当她被枪毙的时候，她的样子特别可怕。她的脸被打成了黑色，两眼无神，看起来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布鲁扎克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屈服。他们慷慨赴死，就像真正的战士一样。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那股力量。唉，保尔，我该怎样告诉你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呢？他们都死得太惨了。”

“瓦莉亚的工作是最危险的，她既要和波军司令部的电报员联络，又要跟我们地区中心保持通信。被捕的时候，波军在她家里搜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手榴弹是告密者提前交给她的。告密者说她准备炸毁波军司令部，于是编派了这一切。

“保尔啊，我实在不愿讲出他们临死时的情形。但既然你坚持要我说，我也只好告诉你了。军事法庭做出了宣判，对瓦莉亚和其他两个人处以绞刑，其他人直接枪毙。那些被我们策反的波兰士兵比我们早两天接受了审判。班长斯涅古尔科，那个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战前在罗兹当电工。他的罪名是叛国罪和在波兰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判枪毙。他没有申辩，二十四小时之后就被执行枪决了。

“瓦莉亚当时作为证人被传到了法庭上。

“她后来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他否认自己犯了叛国罪。

“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党员。我是被迫当兵的。来到部队以后，我竭尽全力让那些和我一样被迫当兵的人睁开眼睛。如果是因为这个，你们大可以绞死我。但我否认我背叛了祖国，我未曾背叛，也永远不会背叛。你们所谓的祖国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你们的祖国是贵族老爷的祖国，我的祖国是工人和农民的祖国。我深信，我的祖国必然会建立起来。那时候，没有人会说我是个叛徒。'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到了一起。行刑前，我们被转移到了监狱。当天晚上，他们就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边立起了绞刑架。他们把枪决的地点选在离公路不远的森林边上的一条大沟附近。他们在那里给我们挖好了坑。

“判决书被张贴到各个角落，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公开行刑以吓唬民众。一大早，他们就把居民驱赶到刑场。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才去的，尽管这很可怕。没过多久，监狱的外头就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在牢房里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他们在人群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还抽调了周边各个地方的骑兵和步兵。

“一整个营的波兰士兵在周围警戒。他们已经给那些被判绞刑的同志们挖好了大坑。

“我们静静地等待行刑，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也做了最后的诀别。只有罗莎还在牢房的角落里不停地自言自语。瓦莉亚被他们殴打、强奸了很多次，已经被折磨得无法动弹，一直躺在地上。还有两个当地的女党员，她们是一对亲姐妹，在这个时刻紧紧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这时候，斯捷潘诺夫，一个魁梧的农村小伙子，被捕的时候打伤了来抓他的两个宪兵，对她们说：'同志们，擦干眼泪！在牢里想哭就哭吧，到了外面绝对不能哭。我们绝不让这群畜生得意。反正也不会得到丝毫怜悯。既然注定要死，我们就要站着死，绝对不要弯下膝盖。记住，同志们，我们要有尊严地死去！'

“然后，他们就进来提人了。带头的是侦查局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个像疯狗一样的性变态。自己不强奸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宪兵强奸，自己在旁边观看取乐。从监狱到绞刑架的路上，左右两边各站着一列举着马刀的宪兵。我们把他们称为'金丝雀'，因为他们肩膀上戴着黄色的肩章。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让我们排成四列。然后他们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让我们面对绞刑架站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等待行刑的时候先看到其他同志是如何被绞死的。绞刑架很高，都是用粗木头搭成的。三根很粗的绳索从横梁上垂下，每个绳索下面都有一个带台阶的平台。平台下面有一块活动的木桩顶着。围观的人群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嘈杂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人群中认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在不远处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拿着望远镜的波兰贵族和军官。他们是特意来观看这场处刑的。

“脚下的雪非常松软，树林里一片雪白，树枝上的积雪好像棉絮一样。雪花在空中旋转，最后融化在我们灼热的脸上。绞刑架的平台上也铺满了雪花。我们的衣服都被扒光了，但谁都不觉得冷。斯捷潘诺夫甚至忘了自己只穿了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就站在绞刑架旁。最后，宪兵们把瓦莉亚和另外两名被判绞刑的同志带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彼此挽着胳膊走了出来。瓦莉亚站在中间，另外两个人搀扶着她。虽然已经被折磨得走不动路了，但她依然拼尽全力挺直腰板，她的脑海里回**着斯捷潘诺夫的话：'同志们，我们要有尊严地死去！'她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毛衣。

“很显然，斯瓦科夫斯基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在后面猛推了一下。瓦莉亚不知说了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举起鞭子狠狠抽在她的脸上。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发出了可怕的尖叫，然后疯狂地往前挤，试图冲破封锁来到三个人旁边。但她最终被拦下来拖走了。她一定是瓦莉亚的母亲。当她们走近绞刑架时，瓦莉亚开始唱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唱得那样动情。她唱起了《华沙曲》，另外两个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宪兵们举起鞭子疯狂地抽着他们，但这三个人似乎完全忘记了疼痛。宪兵把他们踢倒，然后像拖麻袋一样把他们拖到了绞刑架上。军官敷衍地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绳圈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高声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宪兵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看到他们用枪托推开了平台下面的木头，然后三个人就开始不停地抽搐……

“正当我们等待被枪毙的时候，他们宣布，包括我在内的十个人被减刑为二十年监禁，剩下的十六个人直接被枪毙。” 萨穆伊尔撕开了衬衣领子，好像他被勒得喘不过气似的，“尸体在上面整整吊了三天。宪兵们日夜看守在旁边。之后这里又关进来一批新的犯人。他们告诉我说，绑着三个人里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绳子在第四天断了，他们这才把另外两个人也解开，然后挖了个坑就地埋了。

“但是绞刑架没有被拆掉。我们被转移到这里的时候，还能看见上面悬着的绳索在等待新的受害者。”萨穆伊尔不再说了。他目光呆滞地看着远处，但保尔没注意到他已经讲完了。三具尸体的模样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们的头颅扭到一边，身体吊在绳索上轻微地摇晃着。

外面的集结号声唤回了保尔的注意力，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们出去吧，萨穆伊尔。”

排成队的波兰俘虏正被布琼尼骑兵押着前进。团政委站在监狱门口，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命令，然后递给矮胖的骑兵连长，对他说：“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道命令，让骑兵把这些俘虏押送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那些受伤的也要给包扎一下，抬到车上，跟其他俘虏一起押过去。拉到离镇子二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放了他们吧。我们没时间管他们。但是，有一点我先说好，咱们绝不能虐待俘虏。”

保尔骑上马，转头对萨穆伊尔说：“听到了吗？这些人绞死了我们的同志，我们却要护送他们回去，还不能虐待他们。这怎么能办得到？”团长回过头，非常严肃地大声说道：“虐待被解除武装的俘虏可是要被判死刑的。我们可不是白匪！”保尔觉得这话好像是对自己说的。当保尔骑着马离开的时候，他想起来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里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曾在团里被宣读过：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土地。人民拥戴红军，以红军为荣耀。在红军的旗帜上，绝不能有任何污点。

“绝不能有任何污点。”保尔轻声复述了这句话。

在第四骑兵师占领日托米尔的时候，第七步兵师的第二十旅在戈利科夫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突击部队，在奥库尼诺沃村强渡了第聂伯河。该团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一个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奉命越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克罗斯腾的铁路线。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切断波兰人从基辅撤退的最后通道。

谢佩托夫卡的共青团员米沙·列夫丘科夫就是在渡河的过程中丧生的。当他们在摇摇欲坠的浮桥上奔跑时，一颗炮弹从对面的河岸呼啸而至，落在水面上爆炸了。浮桥当时就被炸成碎片，米沙就是在这时候跌入水中。河水把他吞了下去，却没有送他回来。只有戴着破军帽的黄头发亚基缅科绝望地喊道：“米沙！见鬼，米沙掉到水里了！他淹死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他停下脚步，惊恐地盯着黑暗的水流。后来跑过来的人往前推着他喊道：“你这个傻瓜还在这里看什么？赶紧走！”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去担心其他同志，因为其他旅早已占领了河右岸，只有他们旅落在最后面。

四天之后，谢廖沙得知了米沙的死讯。那时，他们旅已经占领了布查火车站，回过头来向基辅进发，击退了企图向克罗斯腾突围的波兰军队。

亚基缅科趴到谢廖沙旁边。他停止了射击，尝试着拉动过热的枪栓，随后小心翼翼地压低脑袋，对谢廖沙说：“太烫了，得让这把枪休息一下！”

枪炮声震耳欲聋，谢廖沙几乎听不到亚基缅科说的话。

枪炮声稍小了一点，亚基缅科仿佛很随意地说道：“你的同志在第聂伯河淹死了。我完全没意料到，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说完这句话，就试着拉开了枪栓，然后拿出了一个弹夹开始装弹。

被派去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遇到了波兰人的顽强抵抗。镇上的每一条街道都爆发了血战。红军骑兵在机关枪的轰鸣声中步步为营，最终占领了这里。溃败的波兰残部狼狈地逃跑了。红军在车站缴获了多列火车。但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莫过于为供应整个前线军需的弹药库被毁了。一百万枚炮弹飞上了天空，爆炸把窗玻璃震成了细小的碎片，房子好像纸片一般颤抖。

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相继被占领，这给波军后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们分成两股力量冲出基辅，打算突破红军的包围，拼死杀出一条出路。

接连不断的战斗让保尔完全忘记了自己。他已经和集体融合在了一起。他和其他战士一样，都忘了“我”的概念，只记得“我们”这个词：我们的团，我们的连，我们的旅。

各种事件以飓风般的速度发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布琼尼骑兵一路排山倒海，高歌猛进，持续不断地打击敌人，直到完全粉碎了波军后方的军事力量。各骑兵师满怀胜利的喜悦，向着波兰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猛烈进攻。他们就像海浪一样不断地冲击着岸边堆积的岩石。一次冲锋过后，他们稍作休息，随后呐喊着“冲啊，冲啊”的口号继续下一次冲锋。

波兰军队已经日落西山，铁丝网和防守部队全都无济于事。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布琼尼骑兵渡过了斯卢奇河，进入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顺着朝科列次的方向追击溃败的波军。与此同时，第四十五师也在新米罗波利渡过了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在进攻柳巴尔镇。

第一骑兵军的无线电台接到了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要求集中全部骑兵力量攻占罗夫诺。红军各师乘胜追击，势不可当，士气低落的波兰部队只能在恐慌中四散奔逃。

在这段忙碌的时间里，保尔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那天，旅长派他去那个停着装甲列车的车站送公文。保尔骑着马翻过铁路的路基，在钢灰色的第一节车厢勒住缰绳停了下来。黑漆漆的大炮从炮塔里探出头，让装甲列车看上去既庄严又让人内心生寒。几个满身油污的工人正在车头旁边抬起一块保护车轮的厚制钢甲。

“请问这辆列车的指挥官在哪里？”保尔向一个穿着皮夹克，提着一桶水的红军询问道。“就在那边！”那人指着火车头说道。保尔骑着马来到火车头旁边，说道：“我找一下指挥官。”一个穿着皮衣皮裤、满脸麻子的人转过头说：“我就是。”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道：“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信封上签字。”指挥官把信封垫在膝盖上，在上面潦草地签了字。在他们旁边，一个人正提着油罐给火车头中间的轮毂上油。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皮裤口袋里露出来的手枪把。

指挥官把信封递了回来。保尔抓起缰绳正要出发，突然那个提着油罐的人站直了身体，转了过来。下一秒，保尔连忙跳下马背，好像被风吹下来了似的。

“阿尔焦姆！”那个人听到呼唤，立刻放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了眼前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保尔弟弟！你这个小混球！原来是你啊！”阿尔焦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指挥官和其他战士看到这一幕都开心得大笑起来。“好家伙，两兄弟在这里重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爆发了一场战役。保尔在战斗中弄丢了军帽。他勒住马，但其他同志早已冲到了波兰军队的阵线里。杰米多夫从河边的灌木丛里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吓得哆嗦了一下。他的师长，骁勇善战的列图诺夫竟然牺牲了！愤怒的火焰蔓延至保尔的全身，他用刀背疯狂催促着**精疲力竭的战马格涅多克。战马的牙齿渗着血沫，它带着保尔冲向了厮杀的人群。“砍死这群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贵族！他们竟敢杀死列图诺夫！”保尔暴怒地砍向每一个穿着绿色军服的人。其他的布琼尼骑兵都和保尔一样燃起了复仇的怒火，他们消灭了一整排的波军士兵。

他们继续追击着溃败的敌人，但这时波兰炮军开始反击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抛射出的钢珠给周围蒙上了死亡的阴影。突然，保尔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刺眼的绿色闪光，爆炸声响彻他的耳朵。一块烧红的铁片砸到了他的脑袋上。大地在他眼前可怕地旋转起来，最后他缓缓地倒向一边。

保尔像一根稻草一样从马鞍上飞起来，越过战马的头，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黑夜顷刻间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