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坛，有很多业余音乐家，拿着西洋或中国乐器，在林荫下一显身手。他们或者是自拉自吟，或者是三五一群合奏，或者是为别人的演唱伴奏。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听众，各有各的乐子。虽然很多人不过是玩儿票的，拉得或吹得呕哑嘲哳难为听，但也有真的演奏得不错的，一点儿不亚于专业水准。

我曾经见过一位拉大提琴的乐手。在天坛，玩西洋乐器的，大多是手风琴、小提琴、萨克斯、黑管、小号，玩大提琴的，我只见过这样一位。

是在靠近南门东边的泰元门前的柏树林里。那里清静，一般游人很少到，就算是北京人遛弯儿，也更愿意到东西北这三门附近，那里有树有花坛有亭子有走廊有藤萝架，比较热闹惬意。或许，人家就是为了寻求偏僻清静，才到这里拉他的大提琴的。

我是循着琴声找去的。那琴声真的很好听，沉稳中带着一点儿跳动，悠扬中带着一点儿忧郁。小提琴和大提琴同样都属于弦乐，我对大提琴有一种先天的敏感，或者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喜欢。如果说小提琴和大提琴同样具有特别的抒情功能的话，大提琴更适合表达心底埋藏已久或伤痛过深的感情，是那种经历了沧桑的感情，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情。听大提琴，真的会在心底涌动着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喟，给予你的是那种“石径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的感觉，让你的心里沉甸甸的，有几分苍茫和苍凉，醇厚的后劲儿，久久散不去。

在柏树林的尽头，靠近二道墙前，靠近泰元门的地方，我找到了。拉琴者，是个大约六十多岁的男人，他穿着整齐，面前摆着一个铁制的乐谱架，椅子上放着一个保温水杯。他没有理我，照旧拉着他的琴，很投入的样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静静地听。我听出来了，他拉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支曲子一般是由小提琴演奏，用大提琴，别有一番风味。

曲子不算长，他不间断地连续拉了两遍，目不斜视，只专注在他的琴弦琴弓和琴谱上，还有脚下春天新长出的青草。似乎有点儿嫌我坐在这里，打扰了他独自一人享受的宁静，想用冗长的时间赶我走。我有点儿小心眼地这样想。就不走，我就坐在这里听完，难道他还想再拉第三遍，或者换一支曲子？

没有拉第三遍，也没有换一支曲子。他放下了琴弓，拿起保温杯，拧开了盖，喝了几口水。

我走上前去，客气地和他打招呼，称赞他拉得好，告诉他我老远就听见他的琴声了。

他谦虚地摆摆手，连说：“谬奖！谬奖！”有些文文绉绉。

我对他说：“真的很棒，我还等着听您拉新的曲子呢。”

他笑了，对我说：“不瞒你说，我就会拉这一支曲子。”

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新学的？新学的，一般不会拉得这么好。我把疑问告诉了他，他告诉我：“新学倒也谈不上，年轻时学过，后来赶上‘文革’，忙着闹革命，就耽误了。这是前两年退休之后，没什么事情，重新又捡起来的，就学了这么一支曲子，还没有学好！”

我对他说：“一听您就有童子功。我很好奇，大提琴曲有好多，您为什么非要选老柴的这支《如歌的行板》呢？它又不是大提琴曲！”

“老柴？”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望了望我，然后，问我，“你也喜欢老柴？”

“当然！”我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位外国的音乐家，能比得上老柴这样令人充满感情的了。我们似乎都愿意称他为“老柴”，亲切得好像在招呼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位老哥儿。

“起码，对于像咱们这样大的年纪的一辈人，或者再上一辈人，对柴可夫斯基都是如此的一往情深。”我接着对他说。

他连说“是，是！”仿佛遇到了知音。索性把大提琴放在一边，和我交谈了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学的一位物理老师。自幼喜欢音乐，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阴差阳错，考上了大学，学的却是物理。“命运就像瞎老太太织的破渔网，也不知道哪个网眼儿就接上了哪一个网眼儿。”他苦笑一声，对我说。

我们谈起来对柴可夫斯基的理解，谈着，谈着，主要的话题，落在这样一个点上：为什么在中国，咱们这一代人喜欢柴可夫斯基。

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便近亲繁殖似的，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对柴可夫斯基有着一种传染般的热爱？是知识分子相似的痛苦经历，让我们从骨子里对他有了一种认同感？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打通了宗教音乐与世俗民歌连接的渠道，有了抒情的歌唱性，又混合了一种浓郁的东方因素，便容易和我们天然地亲近，让我们在音乐的深处能够常常和他相遇并一见如故？

我们的交谈很有趣，他显得兴致勃勃，连问我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学音乐的。我告诉他：“和您一样，我从小也喜欢音乐，一直想学小提琴，那时，家里生活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比您还早，没到‘文革’，这个梦就断了。”

他“呃”了一声：“明白了！我们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呀！”

我们就此告别。走出了柏树林，我还想听到他再拉起他的大提琴，可是，再也没有听到琴声。

走了老远，我忽然想起来，谈了半天，还是没有谈明白我们为什么喜欢柴可夫斯基。

一直到以后有一天，我读到一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作者是美国音乐文化史的学者保罗·亨利·朗格。在这本书中，朗格在批评柴可夫斯基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之后，又从艺术性格上批评他：“柴可夫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国的主题和动机，而在于他艺术性格的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努力目标之间的犹豫不决。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也具有这种特点。”

朗格所说的这种特点，恰恰是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我们在托尔斯泰、契诃夫，特别是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尤其能够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国家与民族命运时奋斗求索的性格，在这种性格体现的犹豫不决的不坚定性中，蕴涵着那一代人极大的内心痛苦。

明白了朗格对柴可夫斯基的这一点批评，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柴可夫斯基那样一往情深，一听就找到了息息相通的共鸣。因为在我们的政治动**当中，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是犹豫不决地摇摇晃晃地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中、在痛哭流涕的检讨中、在明争暗斗的各种职称评奖升迁中……一步步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因此和我们一拍即合。

我很想把我读到朗格的这本书后的感想，告诉这位中学物理老师。可惜，在天坛，我再也没有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