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四）
文化，一味地靠政府扶植，估计就扶不起来了。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经得起市场竞争。竞争就要精打细算，要降低交易成本。观众是沃土，戏曲是鲜花。中国人的思维内核是群体意识，要为群体着想，也要为群体负责，以该群体荣辱存亡为自己的荣辱存亡。
——杨俊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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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剧中人田玉梅临刑前说出这样铁骨铮铮的言语。
在没有真正看到黄梅戏《党的女儿》之前，观众对红色题材并不如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那么热衷，可是，随着开场后，玉梅一声“七叔公”，鹃子一声“妈妈”，立马喊下观众的泪来，不由得让人产生兴致。回顾那些流传百年千年的戏，无不是在写情。
●合影（杨俊、李胜素）
一开场，便给人一种意象，红色的杜鹃花。《史记·蜀王本纪》记载，古有蜀国国王杜宇，很爱自己的百姓，死后，他的灵魂变为一只杜鹃鸟，每年春季要来唤醒自己的百姓。声声啼血，鲜血洒在地上，染红一道又一道山坡，花朵吸收这些鲜血变成了杜鹃花。而杜鹃鸟发出的声音是极其哀切的，犹如盼子回归，所以也叫子规。中国历史上为家国为民族死去的人，他们都像这啼血的杜鹃，留下的哀鸣声声凄切动人，他们的殷殷嘱托、声声不舍，都是血泪。贯穿全剧的满山坡的杜鹃、啼血的杜鹃，是革命的象征，是前赴后继死去的先烈的象征，是信仰的象征。这一意象用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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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的女儿》自小说到电影、到歌剧、到京剧，再到各地方戏，早已成为红色经典剧目。
数一数它走过的历程，就知道它为什么能长久地立在文艺长廊之中。
起初，只是文学家王愿坚的一个短篇小说，名为《党费》，全文七千多字，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小说描写了女共产党员黄新为了交纳党费和掩护游击队的同志，献出自己生命的故事。
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这部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由林农执导，田华主演。内容与小说已大不相同。主要人物成了田玉梅、桂英、马家辉等。[14]
电影剧情不再说党费，而是讲田玉梅对党的忠诚。当时，还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性的。这部影片公映后引起很大轰动，成为红色经典中的代表作品。后来茅盾在评价该片时说：“田华同志塑造的田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杰出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1991年，歌剧《党的女儿》创作成功。著名编剧阎肃参与创作。阎肃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故事讲圆了，把握准人物的心理，这样老百姓准爱看。18天后，剧本写作成功。共六场戏，每一场的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都是以“情”为核心的。姐妹情、夫妻情、母女情、战友情、同志情、鱼水情等等，情交织在一起，人物都是可感可信的。歌剧当年在首都一上演，就引起轰动。
从1958年小说写成，至今已经过去了63年，一部红色经典剧目一直在上演，还是能证明它的内在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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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举行的首演媒体见面会上，杨俊坦言，自己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角色，对田玉梅的诠释不能只是简单地“把一个农村妇女塑造成一个生来就坚不可摧的人”，而应当顺应人物的情感轨迹、成长轨迹自然地流露。
关于音乐和唱腔，杨俊认为，唱腔才是升华这部戏的“魂”。她说：“黄梅戏演员从小训练的是中低音区，高音很少碰。但玉梅这个人物从普通妇女成长为共产党人，她是坚毅的，有顽强不屈的精神。作曲家徐志远给我们确定了音乐气质，在玉梅身上会听到很多高昂的东西，演唱上必须借助于真假声结合、转换。可以说，这部戏拓宽了黄梅戏的音域，创新和丰富了黄梅戏的唱腔。”徐志远先生说，这部戏就是以民乐的方式，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下创作，过程还是很顺利的。
单跃进评论这部戏的音乐时说：“《党的女儿》的音乐创作系统性强，结构完备。虽说乐队编制以民乐为主，但音乐织体丰满厚实，主题音乐的提炼明晰，唱腔的铺排自然，手法娴熟。创作者丝毫没有被歌剧原著强大的音乐语汇震慑住，而是我行我素地徜徉在黄梅戏的音乐王国里，所有的音乐手段和元素的运用，始终围绕着演员的声腔演绎而展开，用声腔塑造心目中特定的人物形象。”
至于为什么移植《党的女儿》，杨俊说：“这应该是时代需要。黄梅戏要拓宽它的现代表现方式，而目前红色题材盛行在各大舞台上。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文本的话，还不如移植。”
他们去看了严凤英的本子，还把其他艺术舞台上的《党的女儿》都拿来看了。经过讨论，觉得歌剧版本更贴近生活，更贴近黄梅戏。黄梅戏的乡村音乐气质和歌剧的民族音乐气质十分相近。如能有歌剧艺术的加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保险系数更大。
好音乐加上好题材，还有演员们的创造，这部戏收获了一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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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排练这部戏的那段时间，杨俊的小姐姐杨林滔滔不绝。
为了让杨俊排好戏，小姐姐带着老妈在杨俊家住了半年。这半年的时间，杨俊每天都是早上干干净净地出去，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回来全身湿透透的，回来还要练唱。小姐姐很能干，那段时间承包了家里所有家务，让家里每个人都妥妥帖帖的，让杨俊排练回来能吃到热饭，每天把她排练的衣服全部洗了。她对杨俊说，你只需要保证你的身体，只要能把《党的女儿》拿下来，做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排练过程中，小姐姐带着老妈偷偷去看。看到为了一个音符，杨俊就向乐队老师发火，她们都吓一跳，不过也习惯了，杨俊就是这样的脾气，在艺术上绝对一丝不苟。她们知道杨俊的腿有毛病，排练过程中，真是担心死了，没办法，杨俊认死理，每次排练都和正式演出一样。家里人很心疼，却帮不上忙，只能在生活上给予一点照顾。
演出后，反响非常好，小姐姐和老妈特别高兴。
看着鲜花和掌声，家人知道她是用什么换来的。
几十年来，杨俊都是独自在外打拼，这是几十年来家里人离她的艺术最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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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部戏，导演有自己的设定，回避了人为的崇高，而是着力于人物情感的内在开掘。比如说夫妻情、母女情、姐妹情，这些情感才是通向与观众共鸣的桥梁。
夫妻情。田玉梅一个生长在黑暗时代的女人，她有普通人的情感，对远行的丈夫有无尽的思恋和渴望，丈夫是她的精神依托，是丈夫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是丈夫让她知道了活着的意义。面对村民的误解和斥责时，是远行的丈夫给了她信念的力量。浓浓的夫妻情感深埋剧中，这种朴实的情感为剧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母女情。“刑场托孤”和“劫后重逢”，母女两场戏的“一离”“一聚”让人动容。原著中，敌人在刑场上以女儿相要挟，让田玉梅说出游击队的秘密。田玉梅为了保住游击队，而选择了和孩子一起就义。这样的事实过于残酷，但这样的情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合理的。这样的设置推进了剧情，直接把人物推向两难境遇，但有点太残忍。这次他们改编没让孩子一起赴刑，而是让游击队员小陈带孩子走。这样，留下的不仅仅是孩子，留下的还是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是我们普遍理解的人性。观众感到的是浓浓的人性温情。
姐妹情。桂英生性懦弱，面对酷刑和丈夫马家辉的叛变一度神志不清，田玉梅对这位同道者，充满姐妹般的疼爱，正是这样深厚的姐妹情感，唤醒了桂英的革命意志和决心。桂英终于“背叛”自己的丈夫，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是这样的温情和温暖，让我们与红色题材的戏不再有距离，而是可触可感可信。
杨俊，敢于挑战这样的戏，确实是勇敢的。人们看多了杨俊在舞台上的小女人角色，《双下山》里的小尼姑，《未了情》中的陆云，《妹娃要过河》里的阿朵，是那么小家碧玉、那么温婉柔弱。而《党的女儿》里的田玉梅，是大女人型，她身上有中国人的宁折不弯的脊梁，有共产党员的忠诚和信仰，她身上还有坚定和勇敢，一直往前的不服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