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6日，杨俊正式成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院长。

一院之长，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不再只是在黄梅戏领域深耕，她得负责三个剧种的发展。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下设三个团：汉剧团、楚剧团、黄梅戏剧团。

省演艺集团领导找她谈话时，她是忐忑的，这个担子重，而且剧院情况很复杂，而她早已丧失了当初来武汉时要大干一番的气势和热情。但是上级的诚意不能不接受，她的心里在打鼓。这个时候，好朋友对她说了一句话：抱着必死的决心活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何况再怎么着咱还是个艺术家。是啊，人都是向死而生的，再怎么干不好，咱不还是一个艺术家吗？咱还有一身技艺在身，还可以独自无负担地走向自己的舞台，不是吗？于是，她不再彷徨。

走马上任。

剧院的情况，她是知道的，毕竟来到此地已经差不多五年了。她知道这里人才奇缺，她知道这里没有演出场所，她知道人们活着却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是那么迷茫，她还知道，这里需要不同的政策来对待，才能做到共同前行。

知道做什么，那就一步一步来吧，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那就三五年，终归会有成果的。

她在黄冈的时候，想的就是发展的事儿，现在当然也要做发展的事儿。

她给三个团制订了不同的战略目标。

她把楚剧作为龙头，汉剧和黄梅戏作为两翼。

汉剧，武汉市地方戏剧，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曾经的表演区域远及豫、川、陕、湘、粤、皖、赣、闽、黔、晋等省的部分地区。汉剧传统剧目就有660余个，唱腔优美，对白雅致，文本大气。而京剧的形成也与汉剧有莫大的关系。此外，汉剧还对黄梅戏的形成有影响。那就让汉剧团保留它的传统特色，尽快恢复传统剧目，这是让传统活态地生存在生活中，也即存活在生活的博物馆里，而不是真正地成为遗产。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最近，有专家撰文《恢复传统戏曲比新编戏更重要》，这也说出了当今有识人士的思考，而杨俊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

楚剧，是湖北省地方传统戏剧，主要流行于武汉、孝感、黄冈、荆州、咸宁、黄石等地市四十余县。题材广泛，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在“新剧种运动”中，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种。有相当深的群众基础。是地方戏重点剧，成为国家级非遗（楚剧）项目。那就让楚剧在保留一些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再创排一些新戏，目前已有两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剧目《犟妈》和《大哥大嫂》。这更是奠定了楚剧在院里和省里的龙头地位。楚剧新戏《淬火》也已经建组，正在承担新的使命。

黄梅戏，是杨俊的老本行，相对来说，这个团比较弱，那就需要有剧目，有人才。演出效果是不担心的，杨俊刚上任之初，有《妹娃要过河》，也在第十届艺术节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只要再排新戏，以戏带人，未来可期。2017年，她亲自带队，送黄梅戏演员程丞出征参加“梅花奖”之战。之前，她手把手帮程丞排练《罗帕记》。终于，程丞如愿拿到了第28届“梅花奖”，成为湖北省继杨俊、张辉之后第三位获得梅花奖的黄梅戏演员。

三个剧种，三个思路，实现思路不同，却是同质地发展。如同蝴蝶一样，有躯干有双翼，飞得稳，飞得美。

杨俊在任上做得最令人关注的一件事，是已经落成并投入使用的新的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出中心。这个演出中心集演、排、工作、生活、休闲等为一体，是武汉市民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

新的剧院演出中心就在起义门对面，隔着一条立交桥，这里环境相对幽静，东边有武昌火车站，既交通便利，又有文化气息。关于当初的选址问题，杨俊坚定地认为戏曲不能脱离观众，不能贪图大和安静，还要考虑到市民的看戏需求和交通便捷，因此，这所演出中心就规划在现址了。站在起义门的城楼上，就可以看到演出中心高贵典雅地矗立着，我们可以畅想，观众们到这里看杨俊的《妹娃要过河》或《天仙配》时的情景，还可以看到汉剧和楚剧的风采，听到武汉“戏码头”的铿锵之声。

新建的大楼旁边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场所，是借用一所废弃的小学。在没有这个小学之前，他们就在工棚里办公。小学里的楼房还是六十年代的样子，房间窄小，很简陋。汉剧团在另一条街上，那条街窄得放不下车，院里更是停满了车，五十年代建起的永芳戏楼已很陈旧。他们的排练场已经漏雨，无法再修，院子里长满了青苔，绿色总是养眼的，可这青苔适合写诗，却不适合生活。他们的总部办公室就在黄鹤戏楼后面，虽然内部整修过，却还是会漏雨。办公楼前的黄鹤戏楼，一样是个旧剧场，旧时宾客盈门，可现在它在一个逼仄的巷子里，再演出时，人们多就不方便了。

曾经的杨俊就这样奔波在三个办公场所之间。

这样的栖息的地方，虽然都藏身在黄鹤楼下，都有着“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文学之韵，却没有时代气息，没有琉璃光影，没有浓墨重彩的炫目空间，无法与“戏码头”这样的戏曲重镇相匹配。狭窄的环境，不宽裕的生活，不自信的人生，这难以留住人。

问起当时的情况，杨俊说，她不能眼看着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就这样将就着，没有家没有场所。她下定决心，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家，有自己表达的阵地。

她想通了，就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她是人大代表，每年提交建议的同时，会写好给省委领导的信，言辞恳切，讲明他们面临的现状，讲明戏曲所承担的使命和一路跋涉的艰辛。一年年地写，一年年满怀希望地写，终于写道第三年时，省委书记来了，看到了这个剧院的真实状况，马上拍板要建一所新的演出场所，霎时，全院人悲喜交加。

有了念头，还要有落实。杨俊不敢等待，她去找相关领导，一遍一遍地磨，她把领导们带到他们的剧院来实地了解情况。只要有机会，总不忘诉说他们的难处。众所周知，基建项目不是一般人能拿下来的，也不是一个文艺团体可以解决或面对的，她还是做到了。让一个美丽的艺术家每天局限于这样的事务中，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好在，各级领导和各部门是理解这样一个艺术家的，都用行动支持她。

这个项目进入了《湖北省“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成为其中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工程，成为《湖北省振兴戏曲五年计划（2016—2020年）》《振兴武汉戏剧大码头》重点项目。

武汉戏码头重镇需要这样一座文化标志性建筑。

进入建设就容易了吗？也不尽然，还要协调各方关系，大到上层建筑，下到社区街头，教育、工业、环保、交通、拆迁……与左邻右舍的关系等等，从省直到武汉市再到武昌区，剧院为此成立了班子，不是她跑就是书记去跑，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协调。可她的朋友圈或笔记中，并没有为此说过一声委屈。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她怎么度过这些年的。是的，从2015年到2021年落成，不论她还能为这个剧院服务几年，总是有这样一座城市建筑，记录着她辉煌的人生轨迹。

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承载着这个剧院所有人的梦，承载着汉剧、楚剧、黄梅戏三个剧种站在戏码头的位置和尊严，从而也影响着武汉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几十年（假设一座建筑有几十年的有效生命）的工程。她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

全院人都知道这个分量，他们常常调侃说，一定要在剧院前为杨院长立一座塑像。杨俊听了，笑了，笑得那么美，她知道她并不需要这样的塑像，她更愿意自己塑造的舞台角色永远被人们铭记。说起这个的时候，她竟然拘谨得像一个小女孩刚得奖状一样，既喜悦又羞涩。

她给了全院人一个家，她给了武汉喜欢传统文化的市民一个文化归宿和精神归宿。

她上任伊始还做了一件事，她以剧院定向班的名义招生，招来了158名学员，她在储备力量，她想在院长的位置上留给武汉地方戏曲一个很好的未来。

2016年，通过努力，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省文化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定向招生工作的通知》，从全省小学毕业生中，为省戏曲艺术剧院招收楚剧、汉剧、黄梅戏表演和演奏学员，委托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按照七年培养期（5+2中职、高职模式）定向培养。官方身份有了，也即他们有了保障。

起初有了这样的招生方向后，他们是一头扎向各个乡镇去的，整整跑了2800多个乡镇，从几十万小学毕业生中挑人。杨俊带头亲自挑选。说起来真是哭笑不得，他们去学校的时候，总是要散发点宣传广告单，晚上还要聚集在一起讨论，这样的情况经常被认作是搞传销的，他们还得费些口舌去解释。两个多月，真是跑坏了轮胎，磨破了嘴皮。不过，每个人还是乐在其中的。尽管过程很难，如今回味倒是很骄傲的，那一届的生源那是真正地好。

未来可期。

七年，免费，艺术职业学院的文凭，这对于乡村的孩子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加上杨俊的名气，很快，名额就满了。

培训开始。

在招生之前，剧院就和艺术职业学院确立了共建关系，剧院派出有责任的老师担任班主任，和艺术职业学院共同聘请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师培养这批学生。

老师们教他们基本的戏曲知识，也教他们练基本功。汉剧团、楚剧团和黄梅戏剧团的知名艺术家都要给孩子们代课。这些孩子平时就在艺术职业学院上学，每年的寒暑假还可以到剧院来苦练。每个假期，杨俊还要带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观摩指导，看到问题，提出问题，制订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文案。

每次检验完孩子的学习情况，杨俊都要激动半天，忍不住在朋友圈“炫耀”一阵，她仿佛看到这些孩子已经能站在舞台上演出传统的戏曲剧目给观众们看。这样的激动已经过去了五年，她的热情依然不减。

现在我们说起来，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儿，可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来的。翻到2017年6月29日这一天，她在笔记上记下这些事：

1.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如何，对不适合的学生要说清楚如何安排如何处理。

2.对不称职的老师要进行教学调整。

3.老师流动性太大，汉剧班已经换了8次，延续性不够，老师队伍要稳定。

4.武戏要求要更高一些，所以教学老师就更重要。

5.男生B组因为老师更换，成绩下滑了。

6.安全监控是摆设，丢东西、偷东西事件时有发生。

7.医疗方面，病了没人管。

8.住宿条件差，饮食安全跟不上。

9.乐队课时不够，需要增加一名老师。

10.教学还要育人，教给孩子们规矩。

11.为培养兴趣，以后要增加观摩演出机会。

条条款款，事无巨细，真是操碎了心。哪一项能不管呢？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要让孩子不走弯路，还要养育成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说是战战兢兢，一点不为过。

好在，五年过去了，还有两年，这158个孩子就要走进剧院，成为湖北地方戏曲的一分子，在舞台上锻造他们的青春。

杨俊爱这些孩子们，她自己没有孩子，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培养。但愿这些孩子们长大了，担当起戏曲发展的重任了，还能记得他们的杨妈妈。

在杨俊从艺四十周年展演中，60个孩子在台上举着传承的大旗，为杨俊配演时，她的激动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她忍不住想哭。看到这些孩子们她真是又激动又骄傲。

担任院长第九个年头了，她有许多思考。

深深感受到压力和无望，企业性质，不能像省直事业单位那样有保障，这就带来了忧患和思考：“面向老百姓是赚不到钱的，面向市场也是赚不到钱的，我们的社会效益一直都好，但经济效益从我唱戏以来就很少能赚到能养活演职员工生活的数目”。是啊，不是事业单位，没有那一层保障，更让人没有安全感，也让掌门人的责任变得更大。文化体制改革许多年了，对于改革的成效还在探索的路上。对于改革的结果，我想，关涉到每一个院团的生存，也关涉到传统文化的去留，它的作用也许得尘埃落定才能有定论，而生存于其中的人，只能自己煎熬。是的，煎熬，多年的调查告诉我，多数人在煎熬，煎熬中的人怎么能提供让时代更满意的作品呢？

人才资源有，但人才贡献率不高，人才队伍的综合实力还无法适应新型科学人才的能力要求。人才环境还需进一步培养和优化，追求高学历、轻能力的现象还存在。把人才引进仕途也是遏制了专业人才的发展。培养应用型、适用型人才，这对可持续发展是有必要的。

她因为人大代表的关系，能站在高位上考虑问题。她也有亲身实践。在一次采访中，会议上她说：

我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享受者，我记得二十年前我从安徽到湖北来发展，至今我都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尽管当时背负着不讲良心和道德的名声，但我义无反顾从省城合肥跑到大别山老区黄冈，一待就是十九年零六个月，2009年才调到武汉工作。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人才，但湖北人民始终把我当作人才来培养来尊重，让我这二十年来充分了解到事业留人，情感留人，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态环境对我的吸引。二十年前的黄冈虽穷，但它提供了创业的平台，给我铺平了创业道路，为我遮挡了专业人员不擅长面对的人和事，让我想干事又干成了事。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优势必须从机制入手，给予保证，制定出一系列与新时期相匹配的政策来推动人才的良性发展尤为迫切和重要。不能造成热情地引进、习以为常地面对，到无所谓对待的局面，不要让引进的人才有被冷落、被抛弃的感觉。往往情感留人、环境留人比金钱留人更重要。我的体会是，真正想干点事的人更注重环境和团队精神。对引进的人才要树立他们主人翁的精神，要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品质，给予他们一定的话语权，不要让专业人员在创业前行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不能让他们的创业**和智慧都消磨在无法自主的痛苦中。

作为院长，她考虑的一直是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这是戏曲业界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她也在当院长期间慢慢实践。

事实上，她说，她是没想到自己有管理才能的，更没想到她能做地方戏曲的掌门人，她感谢这个时代。她也在反思，以后还是让管理专业的人做管理的事，让艺术人才做艺术的事，这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2008年2月24日，杨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笔记中记下了这个日子以及这个日子的特殊心情：

特别激动，特别感动，也特别地不知所措。这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荣誉太重，我一定履行好一位委员的职责，认真学习，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请相信我。我是文艺界的，当然很关心文艺体制改革的问题，创新也好，繁荣也好，我想，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作品，才能始终赢得人民。

做了政协委员后，她才体验到履行职责很不容易。就说做提案吧，“做一个优秀提案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部门配合问题，如果是委员独立完成，可以说困难重重。”她知道不容易，同时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借助黄冈农工党的党派优势、社会优势，将提案做下去。”她知道借势去完成她的职责。

参加每年的两会，她都会记下她的心情以及感受。

学习老委员对社会民生民情那份使命感，学习他们认真调查研究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总之，要学习的很多，开会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很珍惜。

听到总书记的讲话，感觉特别亲切，原因是我听得懂，说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在实践中和工作中的人和事，所思所想，非常精准，非常有针对性。特别是讲到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可亲可敬大有作为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我特别感动。感动之余，我反问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事，才能不辜负这番嘱咐和希望？要从我做起，脚踏实地，沉下来为老百姓奉献喜闻乐见的作品，放下追名逐利的心，用纯粹的艺术良心，为文艺事业做实事。

两份报告，言简意赅，非常平实地、实事求是地表达了人民政协在五年中所做的工作。政协工作虽然没有轰轰烈烈震撼的冲击力，但政协工作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我觉得这很像政协工作的个性和特质，所以，对这两份报告我是满怀敬意的，也是由衷感动的。

政府报告讲到问题时，没有躲躲闪闪，对突出问题和面临的社会压力，都没有回避，而是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面对。

她也提建议：

所以希望政协能制订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对独立调查研究工作能有参考价值，有利于优秀提案不断产生。

她也有感悟：

我们政协委员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何发挥优势建言献策，如何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有价值的提案，是留在脑子里要思考要消化的永恒课题，我想这种思考和学习是终身的。

我想讲的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推进与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速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相比较是滞后的，这里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也有如何走的问题。就拿基层院团来讲，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直都没有找出一个切实可行实际有效而且取得大家一致共识的方案出来，为什么？因为专业院团多多少少都有政府拨款，长期睡在财政怀抱里，既吃不饱，也饿不死，计划体制还根深蒂固存在思想中不能自拔，这种依赖的惯性都是导致迈向健康发展的地雷。但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只要举办什么艺术节、文化节，各级领导又不惜一切代价，几百万上千万地投入，至于剧团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作常态和生活状态是不太关心的。这就导致剧团和其他文化部门都变得十分功利和现实，一切冲奖，拿到奖就万事大吉，至于作品能否有市场，能否收回投入成本，能否走进人心都是关注不到的。这样的现状不遏制的话，我们文化从业者谁还为老百姓写戏，谁还把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真正需求放在心上。所以说，继续解放思想，正确树立政绩观，对我们文化创新、文化健康发展，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大有好处的。不要虚假繁荣，而要真正发展。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成果，不能说演出场馆、舞台、布景等设施越来越高级就是文化越来越繁荣，实际上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艺术创造者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重要的因素。

她是文艺界的，她是戏曲界的，她是一个戏曲工作者，她记得她的戏，记得她的黄梅，所以她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始终是从这个方向着手的。正是因为她在政协会上所见所识都不同，她的建议或提案也不再是局限于她的小范围，而是从局部看整体，从个体看共性，上升到了文化高度。她想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这样的履行职责的过程，让她从另一个方面成长，这样也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她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思考中。

这是湖北黄梅戏的幸运，也是湖北戏曲的幸运。

从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五年间，杨俊所交提案涉及很多方面，诸如文化、经济、米袋子、菜篮子，不一而足。

2013年1月28日，杨俊高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同样，她在笔记里也记下了这时的心情。

我是上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次换届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舍不得政协氛围，毋庸置疑，政协是专业人士居多的地方，敢于直言，敢于直抒胸怀，是政协这个环境给我最直接的行动，舍不得是因为政协这五年的学习，让我提高了理论知识，拓宽了我看问题的视野。

当得知我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我有点欣慰，也有点骄傲，但瞬间就过去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追问，我能否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相比较，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态度比较端正、求知欲有点高涨的学生，做好人大代表我还要继续学习，继续努力才行。

她的笔记没有了她平时面对观众的豁达，没有了面对同事的正经，就像小女孩一样可爱，看她的笔记，有时候好像都能看到她吐舌头的小表情。

她当人大代表期间，做了一些议案，当然也不会脱离她日夜为之奋战的戏曲或更大范围的传统文化。

2015年3月4日，赴京参加两会，她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说道：

2013年，我当上了湖北戏曲艺术剧院的院长。本以为，当院长会很轻松、很高兴，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个院长，当得压力大啊！

压力来自多方面。首先我要负责那么多员工的生计问题，地方戏本就不是赚钱的行当，员工的待遇上不去，我的心理负担很重。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戏曲的没落。我心头一直有个疑问：如何把传统戏和百姓需求结合起来，让这些文化遗产活化传承？这个“老大难”问题，常常让我有无力感。过去的一年，我这个演员“转行”成了“调研员”，东跑西走。我觉得，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有义务、有责任为地方戏曲做点事情。我不信传统戏曲传承不下去！

我在调研中发现，单纯依靠市场，难以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曲。转企改制绝不是把艺术院团向市场一推了之，而应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市场竞争的文化生力军。今年，我提出了《关于组建湖北地方戏曲研究院的建议》，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切实保护和扶持，还要营造出适于地方戏曲各剧种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下，传统戏曲才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

这是她履行职责的角度和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可操作性很强的，她忧虑的是戏曲的未来。

她设身处地地考虑改制院团的生存。

“财税扶持、养老保险、人员安置等转企改制扶持政策和措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致使转企改制地方戏曲院团生存问题比较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况。政府对小众的戏曲艺术要‘扶一程送一程’，加大经费投入，增强改制剧院生存资本，让地方戏曲也有春天。”杨俊说，改制以前国有院团演职员工是事业编制，工资、福利有保障。改制后，院团员工在事业、企业两种身份中感到摇摆不定：如按企业职工身份定位，广大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的“五险一金”没有完全到位，沉重的医疗费用就压得单位喘不过气来；因身份已转成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加薪，转企的员工又因身份已变无法加薪。地方戏曲院团转企改制后，财政拨款收入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再加上经营状况不佳，大多数院团连演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谈何进行扩大再生产，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和市场化特点，消费方式的转变使得舞台表演艺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院团演出市场被现代文化消费方式严重挤压，生存空间大大缩小”，改制院团的生存发展极为艰难。

对此，杨俊代表建议，进一步落实转企改制院团改革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政府要加大对转企改制文艺院团扶持力度，特别是地方戏曲后备人才的培养。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共同努力下，地方戏曲才能走出困境。

（据人民网）

她早就看到了改制后院团的危机，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呼吁了，只是到目前为止，改制还在进行中，日后将会如何，我们只能慢慢等待。

2017年3月，又是一年一度的两会。杨俊接受《中国文化报》采访，她谈到的多是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无论是耳濡目染，还是言传身教，它已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序列，由优秀传统文化淬炼出的精神、气质与底蕴一直延续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中。每次去国外演出，都会加强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会在国际场合选择有强烈中华文化标识的衣着，并为之自豪。

连续几年，我不断提出把传统戏剧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加大传统戏曲人才建设、加大戏曲进校园的力度与范围等建议。如今在湖北武汉，戏曲进小学、中学校园已达90%以上。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要求增加戏曲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与频次。楚剧、汉剧、黄梅戏，在武汉青少年心中早已生根，渐至茁壮。

2020年3月，两会期间，杨俊提交《关于建立健全国有改制文艺院团保障体系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体制改革。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2年，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2年，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第三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以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途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市场竞争能力为主要目标。她表示，国有文艺院团第三个阶段改革激发了艺术生产力，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第三个阶段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还处在探索和实施阶段。总的来看，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全国文艺院团普遍还存在着各地政策保障体系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导致许多改制文艺院团生存困难。目前一部分院团仍然保留事业性质，或改制后通过深化改革，基本经费获得保障。另有相当一部分文艺院团则彻底改制为企业，基本保障严重不足。此外，基本保障不足、扶持力度不大和市场环境的制约等外部因素，以及资源配置的先天不足，客观上造成国有院团经济基础薄弱，无法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运营，实现自我造血、增强实力、良性循环，面临着人才流失严重、艺术人才队伍不稳、事业难以为继等严重问题。针对部分国有改制文艺院团存在的困难局面，杨俊建议，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问题，将其纳入国家深化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深入系统调研，科学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强力推动实施。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认识和进一步明确国有文艺院团的公益属性定位，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与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相适应的国有文艺院团保障体系。“国有改制文艺院团虽然性质上转为企业，但其承担的社会职责并没有改变。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在关心、指导、支持国有改制文艺院团的发展上也应进一步明确舞台艺术的多重属性，不能仅仅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待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她说。为此，她提出以下三点具体举措：

一、对国有改制文艺院团比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给予基本的人员经费保障，消除“企事差”，弥补国有改制院团在人员工资、五险一金、运行经费等方面的经费缺口，以提高职工薪酬待遇，提升艺术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稳定艺术人才队伍；

二、进一步优化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力量，创新政府购买方式，提高项目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文艺创作生产资助体系，以增强舞台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更多健康向上的舞台艺术作品面向市场、走向大众，真正起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的作用；

三、加快健全捐资激励制度，落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艺创作生产和公益文化活动，构建全社会协同支持文艺事业发展的大环境。

这个建议，可以看出她的忧患，这是一份人大代表该有的忧患。这也是一条拯救戏曲院团的可行之路。保全了戏曲院团，才能保全戏曲剧种，才能让传统文化消亡得不那么快。

她在接受《湖北日报》采访时说，要加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她说，由于尚未完全建立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我国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政治属性弱化、素质标准淡化、支持力度软化、教育机构泛化、管理职能散化等。她建议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出传承中华文化、繁荣文化艺术的高素质文化艺术人才。对培养基地、重点基地给予包括资金在内的支持，扶持优质的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单位，淘汰素质差的培养单位，整体提高文化艺术人才培养水平。加强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管理和引导。加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关于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体系的建设，她很希望文艺人才的培养有秩序，更加地规范。现在培养人才，有院团有院校有社会有群艺馆，这是好事，但与文化艺术专业用人的标准还不太一样，她希望建立起基地，让它更加地规范化。

她看到了培养戏曲人才的紧迫性，在人才引进如火如荼的今天，戏曲这个行业也需要用一定的政策留住人才，有人才有戏，有人有戏才能留住院团，才能留得住戏曲本身，才能谈得上弘扬传统文化。

她也在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地思考。她在一次会议上说过：

我们转企了，但观念上做法上还未达到改制，还是一种平均主义，政府的投入没变，甚至加大了创作经费的投入，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看到改革给我们传统戏曲带来的改变，可见，市场不是以我们意志而改变。我想表达的是，地方文化、民族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受众群体和局限，但它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又是其他不可替代的。传统戏曲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记忆，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文化习惯，我们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是那么受欢迎，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落地生根，政府为供与需关系架起了桥梁，这是多好的现象与前程。但转企改制了，我们只要一醒来，就想到市场，现实是，戏曲所占的市场份额少，人员多，底子薄，常常拖着设备和不可缺少的行李走街串巷去和同行抢市场，和民营抢市场，不良竞争，互相杀价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台上比台下人多还要去演，真的有点凄凉，常有尊严不在的痛苦之感。文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希望戏曲所占的深化改革中能分类，科学出台配套措施，抢救传承一批有发展价值的戏曲戏种，更要请上一批专家、行家们扎到基层去调研，在专业门类改革中，要用专业手段去做专业的事，用专业的思想引领专业发展。搞试点，不能一刀切，建议尽快培养文化营销人员，我们不可能既是演员又是推销员。

从自身出发的思考，奠定她的出发方向，奠定她做人大代表的建言基础。

履行职责，她是认真的，不论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

从2008年开始，到今天，她提交的建议记不得有多少份了，有时一年一份，有时一年两到三份。她一直在文化文艺的发展上建言献策，她更希望她栖身的戏曲能在文化体制的大环境下有一席之地，能让戏曲人活得有尊严。她受关注的建议还有“戏曲进校园”方面，而她也在戏曲进校园活动中，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广受学校师生们的好评。

要补充的是，从政协委员到人大代表，十几年的履行职责，这在黄梅戏史上是第一份的。这是杨俊的荣耀，也是湖北的荣耀。

2021年“两会”期间，杨俊提出了“健全经费保障体系，让地方戏后继有人”的议案。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她说：“戏曲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确保艺术人才学有所成，还要把他们长期留在舞台上，让地方戏曲传承后继有人。要充分发挥地方戏曲在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向更广泛的剧种和基层院团，建立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地方戏曲事业后继有人和健康发展。”

在履行职责方面，可以有一个横向的对比，全国的政协委员很多，人大代表也很多，这其中有很多文艺方面的代表，每年所交的建议也甚多。杨俊有大局观，她确实清醒，也真正做过调研，她每次参会所谈经媒体报出来，常常会引起戏曲院团的讨论，大家纷纷赞赏，因为能戳到他们的心窝上。

2013年4月，杨俊当选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在文联大会上，她说：

文联是文艺家们的聚集地，是文艺家们的精神家园，我想，我能成为文联委员中的一员，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事了，今天在大家的培养和扶植下，我又当选了文联副主席，在昏眩般的幸福中，我感到了压力和责任。

23年前，我怀揣着梦想来到了湖北，是湖北肥沃的土地滋养了我，把我从懵懂的小丫头培养成有点看头有点成色的演员，让我在湖北戏剧大观园里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一次次告诫自己，在守好一个演员本分的同时，还要认真谛听时代的声音，体悟时代的关口和要害，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希望自己做一个不辜负大家的人，在戏曲之路上执着追求内心那时隐时现的艺术精灵，视戏为业，视戏为道，视戏为民。接下来赶紧赶路，因为时间宝贵，因为自己已不再年轻，因为艺术竞争的残酷，我必须在能做点事的时候，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美。我清醒地意识到，荣誉和名气代替不了艺术，怜悯更伤艺术。

我要说的是，被肯定是愉悦的，虽然孤单了几年，边缘了几年，但恰好是我认识自己的几年。在此，我感谢大家感谢文联，以后要开好每一次会议，与主席团共同谋划好文艺发展的大事。

她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对待每一件事，她都是认真的。

她还是首届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她会带着志愿者们一起送欢乐下基层，走访慰问，送文化到田间地头。她投身于黄梅戏的普及工作，参加湖北卫视抗洪文艺志愿者60名评委接线员，进大学参加戏曲讲座、惠民演出、社会传播等工作，不计较苦累。“到人民中去”是她的口头禅，她深深懂得，是人民最广泛的爱，才成就了她“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名声，成就了她获得“梅花奖”“文华奖”的荣誉，是人民把文艺工作者托举起来，她得服务人民，回报人民。因此，她所在的志愿者协会获得了国家志愿者服务组织奖。

她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0]。我们对这个党派所知甚少，但不妨碍她做着她能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庚子年初，疫情席卷武汉，全民震动。杨俊拿出10万元的积蓄捐给了湖北省慈善总会。她只想到了这一点她能做的，不然，心怎会安？不久，她就走出了家门，去做志愿者。总算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了，面对关心她的全国观众，她轻轻地说，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她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却又是党的女儿，她所做的事、她参政议政的热忱，她把一切都献给传统文化的精神，都够得上党的女儿的标准。她认真、热情、专一、有价值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