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叔叔李处士，是最佳人选。

李处士在荥阳当地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十八岁便通过明经科考，前程一片光明。而他的父亲偏偏在此时患病，他不得不回家照顾父亲，谁料一照顾就是二十多年。青春已成蹉跎，自此后，他绝意功名，在家治学。

诗书满腹，闻名乡里。对李商隐而言，还有谁比这个同宗同族的李叔叔更加适宜呢？

只是，这个李叔，为人为文，都不合时宜。

唐代流行骈文，无论是公文还是一般文章，都要用雕琢辞藻、讲究对偶的骈文来写。流行的诗是今体诗，也就是讲求格律、对仗的格律诗。而这个处士李叔，偏偏只写古文、古体诗。

唐诗的两大宗师，杜甫以今体诗擅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多写古体诗，这种古朴错落的诗体更加适合他自由不羁的个性。两种不同的诗风，为唐诗树立了两座不同凡响的高峰。他们的诗风一方面是他们刻意追求的结果，一方面又与他们的个性贴合得天衣无缝。

当骈文和今体诗，成为唐人的重要交际工具时，这个处士李叔，却顽固地守护着古文和古体诗，以其清高孤傲宣示他的特立独行和格格不入。

处士李叔的为人，也颇有风骨。

他学问极好，却从不肯轻易将所学示人，只是选一些浅显的内容来教育李氏宗族的子弟。他书法极佳，却不愿意让它流传于世。写信要么口授，要么请人代笔。

他淡泊名利，扬起高高的头颅，拒绝请他出仕入幕的达官显贵。还抛下一句“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的话语，让心存妄念的人，望而却步。就算是不同意入仕，大可用虚与委蛇的方式委婉拒绝，而他偏偏对邀请他入幕的这个人的人品不屑，连拒绝也要这样毫不掩饰、大张旗鼓。

也许二十多年为父尽孝，让处士李叔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也明白了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二十年，这个时间不短，足以让人看清一些什么，想明白一些什么。

也许，二十年前，当你问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不假思索地说，想成为建功立业的人，成为世人眼中想成为的那种人；二十年后，你再问同样的问题，他肯定地说：我还是维持现在清高冷傲的样子好了。这样，没有人来打扰我，没有世俗的束缚可以左右我。唯一要克服的，就是耐得住寂寞。

如果可以选择，选择活成自己的样子，选择把人生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该多么好。

士君子居家不仕，便为处士。

他们不同于隐士，隐士要隐于野或隐于市，处士却不必做出隐的姿态，最多是不出仕而已。

处士用他们的耿介孤高，将别人的苟且活成了自我，值得人佩服。

只是朝廷并不喜欢处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处士越多，越显示这个社会的无道，哪个皇帝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因此朝廷以延揽处士、隐士为自己的统治贴金，看到野无遗贤，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这情形满足的不只是统治者求才若渴的雄心，还有众生不得不匍匐于皇权之下的虚荣心。

这世上偏偏也有人以处、以隐作为换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的卢藏用。他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在这个离长安不远不近的地方，用种种手段扩散自己的声名，最终通过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达到了为官的政治目的。

做处士不易，做一名真处士更是不易。

跟着这样一位将处士做到底的李叔，李商隐到底学到了什么？

一身的孤高、耿介与不合时宜。

可李商隐偏偏是最不能学这些的。

他读书不能只凭自己的兴趣，他不是贾宝玉，含着金汤匙出生。即便这样，贾宝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他喜欢的《庄子》《西厢记》，他不得不屈从父权和家族的希冀，读那些在他看来戕杀个性的酸文假醋的道德文章。

李商隐是家中的长子，承载着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重担；他必须学会苟且，学会向这个现实世界低头。

首先，得让自己活下去。

追随着叔父在家乡学习了几年，他必须走出这个狭小的世界。他的眼光，不自觉地投向了离家乡并不算太远的洛阳。

洛阳，在唐朝号称东都，是唐代两京之一。武则天在此住过一年多，改其名为周都，经过历代统治者几十年的经营，它已经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处处可与长安媲美。它又是江淮租米漕运转输之地，为东西交通要道，在某种程度上，比长安还要富庶。自隋代开始，每逢关中歉收，皇帝就率领百官“就食”洛阳；唐玄宗，也因为这个原因一再行幸洛阳。

这里有各色艺人，有来自全国的著名诗人，有投置闲散的政界要员的住所别墅和私家园林。

胸怀大志的少年李商隐，要走出家乡，要有补于世，要振兴家族，必然要来到这座繁华的城市。

怀抱着不合时宜的清高和满腹才华，怀抱着渴望改变命运的热烈期待，他从家乡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城市。

这里的繁华令他兴奋，令他讶异，令他跃跃欲试。

那一年，他十六岁。

但在那颗热切盼望着的心灵之下，总有丝丝卑微和怯懦不时涌上心头。这一切，都是一闪而过。因为，他知道他的处境和使命，不允许他懦弱，不允许他动摇。他只能像一支被装在弦上的箭，不得不发。

我努力想象着这个十六岁的少年郎的模样。

他一定是隽秀的、文弱的，因为那样精致华美而绮丽柔情的诗句，仿佛和一个粗犷豪放的外表不搭。

他的目光中满含着热望和期待，也潜藏着在生活风霜刀剑严相逼之下的丝丝忧郁；这份忧郁，让他有种不合年龄的沧桑和神秘。若你盯视他的目光，你的心里也许会泛起怜惜。柔弱而美好的东西，总是容易激起人的保护欲。

他是冷静的，这种冷静源于他对不可测的生活和命运的畏惧。但他又是热情的，这股热情仿佛盛开在冰霜之下的寒梅，你若不走近，或是不用心去体会，你感受不到它的异香和热望。

他和弟弟羲叟仍然以替人抄书、写字为业，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他也知道，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让自己的才华彰显出来，传播出去，以便为即将到来的科举求仕做准备。

他无人可依，无门可走，只能依靠自己手中的笔。他希望通过文字，为自己求得援引的机会，这也是唐朝科举的一种社会风气。唐朝的科举并不以一次的考试成绩论英雄，一名士子是否能够考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考前是否已经做好了行卷工作。

行卷，即指应试的举子在考试前精心挑选自己的代表作，呈递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如果这些人向主考官推荐了自己，便可提高自己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卷不糊名，主考官能清楚地知道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如此一来，考场外有声名的举子，自然占了极大的优势。

比如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向当时的主考顾况行卷，顾况拿他的姓名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当他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连连改口，说能写这样的诗，居长安也很容易了。

很多举子擅长行卷，擅长自媒。李商隐从内心里是耻于自媒的，但他不得不放下内心的顾虑和自尊，走上行卷之路。他希望这世上终有能识千里马的伯乐，慧眼识他于槽枥之中，一改他窘迫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