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时，他写了《圣论》《才论》，以古文名于诸公。

这里的诸公，是指何人，不得而知。《圣论》《才论》到底是怎样写的，历史上也找不到它们的痕迹。

但是，颇有意味的是，他用的是古文体，而不是时下流行的骈体。也许，这两篇文章名于诸公，不在于它有多高的立论，而在于它用了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文体。它让那些在骈体文的工丽整饬中感到极端审美疲劳的人，耳目一新。

此时白居易正闲居洛阳，这个曾和元稹一起倡导过新乐府运动的诗歌革新运动者，如今已失去了往日的豪情和意气，棱角和锋芒，只想在远离政治旋涡的洛阳，优游度日，安享暮年。对着日渐衰没的大唐河山，他除了发出几声叹息之外，只能在无可奈何中，静静等待着那不可预知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曾经的声名，正是青年士子可供消耗的资本，而他们自己也乐得奖掖后进。

据李商隐自己讲，他在大和之初，因某种因缘，曾有幸拜见过白居易。当这个提倡平易晓畅诗风的老诗人拿起李商隐的诗后，竟然有种全新的陌生感和惊异。那是他未曾领略过的一种美，也是他未曾涉足过的一个世界。他敏感意识到这是一种全新的诗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唐朝诗歌审美的嬗变，他给予了一定的褒奖。

有野史记载说，当白居易读了李商隐的诗歌后，由衷感叹说若三生有幸，来生他当投胎做李商隐的儿子。我不相信一个有资历有名望的老者，会在一个青年后生的面前说出这种话来，但奖掖后进的宽广胸襟，白居易一定不会缺乏。当年李白希求得到贺知章的援引，贺知章初见李白，便惊呼他为“谪仙人”，一个贬落凡间的仙人，这个称呼放在李白身上，堪称完美。而李商隐的第一个儿子，果然取名“白老”。其实，这个“白老”未必就与白居易有关，我宁愿相信，李商隐和他的父亲一样，企求自己的儿子能够无病无灾，得享永年。对李氏家族而言，能够摆脱英年不永的魔咒，便是一个奇迹。

礼节性的寒暄，终会止于礼节性的结束。

晚唐的审美和诗风已在悄然嬗变，迟暮老者白居易已然退出诗歌中心和政治中心，对这样一个青年才俊，他能够给予的除了褒奖揄扬之外，再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大和二年（828）春，才子刘费仗义执言，抨击权倾一时的宦官，在民间的一片叫好声中，这样一个敢于逆龙鳞的勇者，却在当年的科考中被黜落，舆论哗然。

此事在李商隐的心中也激起了波澜。他一方面看到了真相的残酷，一方面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深深忧虑。

如果你以为凭着一腔热情和满腹才华，便能轻而易举打天下，那是你太天真了。何况他正处在一个政治赢败、宦官当权、朋党逐利的晚唐暮年。

他需要等待时机。

真正成为李商隐生命中的贵人，并给予李商隐一生以巨大转变的人，不是白居易，而是令狐楚。

大和三年（829），令狐楚出任东都留守，来到洛阳。

令狐楚的仕进之路充满传奇。他的祖辈是国初十八学士之一令狐德菜，他五岁作辞章，号为神童；二十岁中进士，无愧天才。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举体系中，二十岁中进士者凤毛麟角。

他以耀眼的才华成为王公巨卿们争相延揽的对象，中进士之后，他没有在朝廷任职，却选择做了太原幕府的幕僚。在那里，他从掌书记做到判官，凭着过人的才华和耿耿忠心，为幕主打理一应琐事，所有重要的文书都出自他的手。唐德宗好文，每次太原府的奏报一来，他一眼就能辨识出哪是令狐楚所为，偏爱异常。这为他以后的仕宦进击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才华和忠心，他还有胆识。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大事件或大变故来临时，有担当、有胆识的人便会脱颖而出。

当年节度使郑儋因病暴死，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府中事务，太原驻军乘机发动骚乱，形势危急。这个时候令狐楚挺身而出，上《遗表》给朝廷，对当地的人事安排和军政提出建议。令狐楚在白刃围城的情势下，气定神闲一挥而就，三军听了他情词恳切且安排妥帖的奏表后，竟感动泣下，太原府的情势也由此转危为安。

自此后，他声名更甚，一路提拔，官至宰相。

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李商隐得遇令狐楚？

从李商隐这方面来讲，令狐楚一定是他心慕手追的对象。以文采闻名天下，担任朝廷的制诰拟撰之职，因皇帝的赏识而最终出将入相……这样一条平步青云之道，对一个十八岁、渴望改变自己人生处境、从不缺乏才华的白衣少年来说，有着极大的示范性和吸引力。

只是那个十八岁的少年看到了令狐楚的文采，看到了他以才华铺就了自己的光明大道，却没有看到，隐藏在令狐楚令人惊艳的才华背后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东西：那便是人情练达，是世事洞明，是一颗热烈而充满野性的雄心。这一切，部分来自于历练，部分来自于天性，只是那时尚年轻的李商隐，没有好好细思默察、反躬自问。

从令狐楚这方面来讲，他为什么挑中了李商隐？为自己的幕府招揽人才，一些青年才俊不都是幕主延引的对象吗？一则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二则储备人才，还可以为自己的儿子提供伴读。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几个儿子资质平平，需要年龄相仿且才华过人的同伴切磋。但我相信，令狐楚选中了李商隐，一定还有某些非功利的、非理性的因素。

这些超越功利和理性因素之外的某种契合，是更有吸引力，也更能让一个人心悦诚服的东西。

他看到了李商隐的柔弱。除了才华，这个寒门学子几近一无所有。他能捕捉到李商隐眼神中飘忽的忧郁，那竭力掩藏却怎么也无法掩藏、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忧郁气质，让人情不自禁地激起一种保护欲，让人深深怜惜。

在感情的交流中，一锤定音的，不是机敏过人的睿智，不是旗鼓相当的欣赏，也不是死心塌地的仰望，有时，就只是那么一点点心疼和怜惜。

他也看到了李商隐的敏感，那种伴随着强烈自尊的敏感。在这个滔滔追逐的乱世，李商隐就像是一股清流，虽然不合时宜，却有着未被俗世沾染的干净。这种敏感，不是对可欲之物的敏感，不是对利害得失的敏感，而是对生命的敏感，对艺术和美的敏感，对人类社会苦难和虚伪的敏感。

这种敏感，是一种天性。对被功名利欲束缚而渐渐失去初心、失去自我的人来说，这种锐感是难能可贵的。

他也曾有一颗敏感的文心，但在尘世的磨砺下，日渐钝化。如果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武人或粗人，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从微贱到富贵的奋斗和挣扎，他无法同情或理解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正因为感同身受，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仿佛看到了过去的那个自己。

他从李商隐的柔弱背后，也看到了某种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柔弱的人往往倔强，这是个柔弱得像水一样自尊而又敏感的少年，但是请不要忘记，在严酷的寒冬，最没有形态的水，往往会变成坚固的冰。

大中三年（829），令狐楚聘请李商隐入幕，担任幕府巡官。

也正是在这一年，李商隐的从叔李处士去世，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一面是死亡，是与过去的自己作别。一面是新生，是他即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在历经艰难人世之后，向成人世界发起第一次冲击。

颇具意味的是，处士李叔教给李商隐的是古文和古诗，是不合时宜的朴拙；而令狐楚却以骈文擅长，那是属对工整、辞藻华丽的流行文体。令狐楚的骈文与韩愈的古文、杜甫的诗，在当时被公认为三绝。

在艰难的人世和生存的窘迫逼压之下，这个已近弱冠之年的少年，在迈出他人生有转折性的第一步时，他已然向这个世界做出了妥协和退让。骨子里的敏感、自尊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生存法则，他放下旧我，放下过去，去迎接一种新的生活和一个新的自我。

可一个人哪能轻易脱胎换骨？

怀着对未知的期待和迷茫，他步入了令狐楚的幕府。而他个性深处的被遮蔽的冰山一角，就在他与现实世界的碰撞与摩擦中，一点点地浮出了水面。